奥马尔·托里霍斯·埃雷拉(Omar Torrijos Herrera，1929—1981)，巴拿马杰出的爱国者，曾任巴拿马军政府首脑，是拉丁美洲“少壮派”左翼军人新潮流中一位有威望的人物。

托里霍斯1929年2月13日出生在巴拿马西部贝拉瓜斯省圣地亚哥镇。父母亲都是乡村教师。在12个兄弟姊妹中，他排行第八。由于家境清贫，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劳动中度过的，对工人、农民有较深的了解。托里霍斯从小学习刻苦，中学毕业后考入萨尔瓦多的一所军事学校学习。1952年，他以少尉军衔参加巴拿马唯一的武装力量——国民警卫队。他坚决执行上级命令，办事果断，比许多同伴晋升得快。到1968年领导军事政变以前，他在国民警卫队中已是上校军衔。

1968年是托里霍斯的政治生涯发生重要转折的一年。这年5月，巴拿马举行大选，参加大选的各派政治力量斗争激烈。民族革命党的候选人阿努尔福·阿里亚斯获胜，并于10月1日就任总统。

阿里亚斯上台后，投靠美国，清洗异己。在国民警卫队中有一定势力的托里霍斯被贬，任巴拿马驻萨尔瓦多使馆的武官。几名在国民警卫队中有影响的军官也被革职。国民警卫队发生分裂，不久形成一支以托里霍斯为核心的政变力量，他们于10月11日推翻了阿里亚斯总统。政变成功后，托里霍斯成了政府首脑，升为准将，并任国民警卫队司令。他由为寡头势力服务的军官成为反对寡头势力的民族主义领袖，巴拿马也结束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乎年年更迭政府的局面。

托里霍斯为人坦率、耿直。在担任军队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之后，他怀着沉重的心情追忆说，作为一个职业军官，在1968年之前曾为国内最反动的阶层效劳：“我从22岁作为少尉离开学校时起，经常被命令去指挥一些士兵，平息学生、工人和农民的斗争。我记不得我指挥的这类事件，有哪一件不是把刺刀指向属于正义的人们的”。他还说：“过去的政府是军队、寡头势力和反动神父结成的联姻……寡头利用某些军人的虚荣心和名利观，把他们拉入自己的社会集团，甚至拉他们参加自己的企业;军人提供枪杆子来压制人民的声音，不让统治者的利益受到冒犯;而反动神父则为这种联姻祈福，并被奉为上宾分享好处。”他指出，在担任贝拉瓜斯省驻军司令时，有一次奉命去镇压一支游击队，但是当他同起义青年谈话并读了游击队的宣言后，曾这样想：“如果我不是身着军装，我会投身到他们的行列中去共同战斗的。”正是这种正义感和追求真理的精神，使他暗暗立下誓言：“假如有朝一日我能支配我们武装部队的命运，我将使他们同祖国的最高利益相结合。”

从1968到1978年，托里霍斯担任巴拿马政府首脑整整10年，始终领导巴拿马政府和人民为祖国的独立和主权而斗争。

托里霍斯认为，收回巴拿马运河和运河区的主权，是巴拿马新政府团结人民进行斗争的“指南和唯一宗旨”。从执政的第一天起，他便把这一奋斗目标放在最优先的议事日程上。他亲自主持制订各个阶段同美国谈判的策略，同时利用一切场合和机会，宣传巴拿马收回运河和运河区主权的正义要求和坚定立场，争取国内外的同情和支持。1971年10月，在首都10万人群众大会上，托里霍斯强烈要求美国撤除在巴拿马运河区建立的“殖民独立王国”。他公开宣布，巴拿马人民必要时将用生命来捍卫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

1973年3月，联合国安理会在巴拿马举行关于巴拿马运河问题的会议。托里霍斯在会内外申述巴拿马的决心和立场，并要求出席会议各友好国家的大使、采访会议的各国记者们回答：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的人民能够容忍这种侮辱——眼看着让一面外国国旗插进自己的心脏，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容忍在自己的领土上有一个外国的总督呢?

1976年8月，托里霍斯在斯里兰卡召开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再次愤怒谴责美国霸占巴拿马运河区的行径。他希望在各个讲坛上爆发出的呼声，在全世界人民的心中引起反响。

为收回巴拿马运河和运河区主权，托里霍斯在拉丁美洲各国进行游说，并在国内各种集会上发表讲演。他以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赢得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在巴拿马人民的坚决斗争以及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美国终于同意废除1903年强加给巴拿马的不平等条约。1977年9月7日，托里霍斯代表巴拿马同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在华盛顿签署了新的巴拿马运河条约。这个被称为“托里霍斯—卡特条约”规定，在2000年以前，巴拿马政府将逐步收回运河区的全部主权和运河的管辖权。这是巴拿马政府和人民在托里霍斯领导下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托里霍斯执政后强调说，巴拿马人民开始了“一个民族解放的进程，以确保他们的子孙后代生活在只飘扬一面国旗的国家里”。他还指出，解放不仅仅是拔掉侵略者的旗帜，而且还要使土地用于生产，“把一个官僚主义的国家变成一个生产的国家”。在为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进行斗争的同时，他也十分关心国家的富强。他领导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社会和经济改革，主持制订了1970至1980年全国发展战略。发展战略提出：重新组织选举，扩大政治民主，建立一个负责的廉洁政府，以及法律对所有人平等;同时规划了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福利，全面发展教育文化事业等方面的蓝图。

托里霍斯认为，劳动者应该参与国家的管理，国家的重大事情应交民众讨论、由民众决定。1972年8月，根据他的倡议，巴拿马召开了由选举产生的全国民众代表大会，以替代议会作为巴拿马的立法机构。民众代表大会由全国505个区社①各选出一名代表组成。第一届全国民众代表大会通过了新宪法，授与托里霍斯管理国家的“特别权力”。

托里霍斯还认为，要取得民众的支持，首先要为民众服务。他执政后，大部分时间不是坐在政府大楼的办公室里，而是巡视全国各地，同工人、农民和学生保持密切的联系，倾听他们的意见，根据在工厂、农村、学校听到的要求，去领导建住宅，修水利和办夜校。他主张增加农业投资，进行土地改革，征购大庄园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为了解决群众的住房问题，巴拿马政府在托里霍斯领导下不仅颁布了一系列关于房租和鼓励建造民房的法律，而且还组织有关部门调查、计划和资助民房的修建。

托里霍斯生活简朴，作风平易近人。他出现在民众中间时，总是穿一身军服，戴宽边军帽，腰间挂一个水壶。人们都亲热地称他“将军”或“我的将军”。

托里霍斯处理国内外事务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既不左，也不右，走巴拿马自己的路”。1971年10月11日，他在庆祝执政三周年大会上全面阐述巴拿马的内外政策时说：“我们正在寻找自己的解决办法”，“我们既不要在华盛顿下雨时打起雨伞，也不要在莫斯科下雪时穿上大衣”，“我们要寻找自己的朋友”。在巴拿马推行改革时，他强调“车子不能开得太快，太快了就要翻车”。1976年4月1日，他在同美国记者谈话时说：“最初我十分信奉通过暴力的变革摧毁一切，在废墟上建设一个社会。由于在领导工作中每天受到教育和改造，现在我认为，这种变革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我们正在尝试一种新的制度。那是真正自己的制度，因为不是从任何人那里抄袭来的。”

托里霍斯为捍卫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实行限制外国资本，发展民族经济，把大庄园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等措施，触犯了国内外许多人的利益。因此，从他掌握巴拿马的军政实权起，就有人千方百计想把他搞下台。

1969年12月，一批军官在帝国主义和寡头势力的支持下，趁他到墨西哥观看赛马之机发动了政变，并打电话通知他，国内政权已经易手，让他留在国外，每月给他照发薪金，答应把他的妻子儿女送出去团聚。然而，托里霍斯坚定地表示，“我宁肯为祖国战斗而死，也不愿耻辱地活在国外”，宣布要马上回去平息政变。当晚，他同几位知己租了一架小飞机，冒着生命危险回国。他这种临危不惧的精神，鼓舞了忠于他的官兵。政变迅速被平息。他的威望大为提高。在这以后，国内外反动势力还不断掀起反对托里霍斯的浪潮，但没有一次能够把这位扎根民众的将军推翻。

托里霍斯执政10年间，曾多次提出自己不当总统。1978年，正当运河条约生效，他的个人声誉达到顶峰的时候，他出人意料地宣告引退。他说：“无论我还是谁，都不是少不得的，现在轮到年轻人了。”这一年的6月16日，巴拿马首都举行20万人参加的盛大集会，庆祝新运河条约正式生效。托里霍斯在大会上说，这一历史性活动的主角是巴拿马人民，“胜利属于他们，成果也将属于他们。他们用鲜血和牺牲赢得了这些成果，他们同样懂得怎样捍卫这些成果”。不久，他推荐32岁的教育部长阿里斯蒂德斯·罗约担任总统。尽管托里霍斯作为国民警卫队的司令仍是巴拿马的“铁腕人物”，但是他的这一行动，受到了国内外人士和舆论的赞扬，普遍认为，近一、二十年来，拉丁美洲出现了许多具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倾向的“少壮派”左翼军人，而托里霍斯将军则是他们中最杰出的一位。

1981年7月31日，托里霍斯象往常一样，乘一架军用小飞机到外地巡视。上午11点15分，从佩诺诺斯镇出发前往密林深处的科克莱西托村时，他乘坐的飞机撞在一座山上，他和六名助手丧生。这位深受民众爱戴的将军不幸遇难的消息，在巴拿马以及拉丁美洲的政界人士中引起了极大的悲痛。巴拿马各界为托里霍斯举行最隆重的葬礼。巴拿马政府和立法委员会分别通过决定，把首都国际机场改名为“托里霍斯”机场，并计划在运河区的安孔山建立一座国家公园，以纪念这位已故将军。

托里霍斯将军生前说过：“我是不会死在床上的……，我所关心的是，如果我有一天倒下了，请你们举起祖国的旗帜，亲吻它，继续前进吧!”这充满爱国激情的话语，鼓舞着巴拿马人民在民族独立的道路上奋勇前进。/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