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周广秀

百合子是怀乡病的可怜的患者，

因为她的家是在灿烂的樱花丛里的；

我们徒然有百尺的高楼和沉迷的香夜，

但温煦的阳光和朴素的木屋总常在她缅想中。

她度着寂寂的悠长的生涯，

她盈盈的眼睛茫然地望着远处；

人们说她冷漠的是错了，

因为她沉思的眼里是有着火焰。

她将使我为她而憔悴吗?

或许是的，但是谁能知道?

有时她向我微笑着，

而这忧郁的微笑使我也坠入怀乡病里。

她是冷漠的吗?不。

因为我们的眼睛是秘密地交谈着；

而她是醉一样地合上了她的眼睛的，

如果我轻轻地吻着她花一样的嘴唇。

戴望舒

这首诗原题《少女》，发表在1929年12月《新文艺》一卷四号上。我们知道，戴望舒在和施绛年相识之前，从没有过恋爱的经历，更何况和日本少女。所以这首诗里的“百合子”，纯粹是虚拟的日本名字。不过，从字面上看，这首诗的确是写日本少女，不仅因为名字，还因为百合子的“家是在灿烂的樱花丛里”，有“温煦的阳光和朴素的木屋”，但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其它日本少女的特征。因此我们可以说，这首诗必然另有寄寓，这也就很自然地使我们联想到作者和施绛年恋爱的事实。

戴望舒一见到施绛年便中了爱神之矢，但由于年龄的差距、生理上的不足和恋爱方法的不够巧妙，无法获得绛年的青睐。而由于各种原因，施绛年又不能决绝地斩断和戴望舒的联系，只能虚与逶蛇地应付对方炽热的恋情。可是戴望舒一经堕入情网，即不能自拔，也不愿自拔，哪怕沉尸爱河，也甘心情愿，这是作者笃诚的君子秉性所决定的。感情并没有代替理智，他清楚地知道，施绛年的心中屹立着的不是他这一座坚定的童山，而是另有所爱。可是戴望舒总是理想化地看待她，把人们所说的她的冷漠也看作冻结的火焰，暗传的秋波。明知道施绛年不爱自己，而自己却仍爱着她。这就是作者在诗里所寄寓的真情。

诗仅四节，前两节写百合子怀念家乡，后两节写“我”爱恋着百合子。写百合子怀乡从“想”、“望”两个动作着笔，先说百合子常常沉缅在遐想中，这里的“百尺的高楼和沉迷的香夜”都不能使她留恋。后说百合子常常“茫然地望着远处”，以打发“寂寂的悠长的”日子，冷漠的表情掩盖着燃烧的火焰。这一“想”一“望”的描写，表现的是同一个内容：她不是心死，不是意枯，而是感情别有所钟，只不在“我”身上而已。后两节的情感抒写较为曲折。“我”憔悴，“我”“为她”憔悴，“她”“使我”“为她”憔悴，一波三折，疑虑丛生。“或许是的”为揣测语气，“谁能知道”又加一层疑问，疑象环生中，不见爱的犹疑，只见情的深挚。“有时她向我微笑着”，表朗这“微笑”的罕见，也许正因为她偶一为之，才具有更大的魅力，“使我也坠入怀乡病里”。爱恋之情表达得极其委曲含蓄。至此作者似乎意犹未足，索性放马游缰，完全按照自己的理想来热处理冷凝的关系：她的“冷漠”，不是无情，而是用“眼睛”“秘密地交谈着”；“我轻轻地吻着她花一样的嘴唇”的时候，她不是厌恶，而是“醉一样地合上了她的眼睛”。这冷关系的热加工不是故作姿态以感化对方的猎爱手段，也不是爱情饥渴而姑作解救的望梅画饼，而是“我”情之所至，必然产生超越现实的理想化心态，“我”对对方的恋情也因之推到极致。

作者是个性格内向而又极善于巧妙地表露心迹的诗人。他认为“诗是一种吞吞吐吐的东西”，其动机“在于表现自己与隐藏自己之间”(杜衡《望舒草序》)。这首诗就是作者这种诗歌主张的出色的实践。他以日本少女的名字为面纱，遮住了他心中的情人的面孔，又以少女对故土的怀念和“我”对情人的热恋的外衣，把心上人不钟情于自己以及自己对心上人诚挚的爱包裹得严严实实，在两层饰物的遮蔽下极尽婉曲之至地表达出自己的真情。正象他自己所说的，诗是“由真实经过想象而出来的，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诗论零札》十四)。杜衡也明确指出：他“谨慎着把他底诗作里的‘真实’巧妙地隐藏在‘想象’底屏障里。”只要我们揭开那层层“屏障”，联系作者的实际，就不难看出隐藏在“想象”里的“真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