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崔曙庭
《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北宋欧阳修、宋祁等撰。
《新唐书》也是官修史书，参加编撰的人很多，而主要负责人，本纪、表、志为欧阳修，列传为宋祁，最后由欧阳修对全书审阅定稿，所以署名也就写欧、宋二人。欧阳修，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庐陵吉水(今江西吉安县)人，是我国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生于公元1007年(宋真宗景德四年)，卒于公元1072年(神宗熙宁五年)，年六十六岁。他身历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四朝。公元1030年(仁宗天圣八年)举进士，历官西京推官、知谏院、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职。宋祁，字子京，安州安陆(今湖北安陆县)人。生于公元998年(宋真宗咸平元年)，卒于公元1061年(仁宗嘉祐六年)，年六十四岁。他生活在真宗、仁宗两朝，比欧阳修略短。公元1024年(仁宗天圣二年)，与其兄宋庠同时考取进士，历官大理寺丞、工部员外郎、翰林学士、史馆修撰、龙图阁学士、工部尚书等。
北宋初年，人们对于刘昫等所撰的《旧唐书》不甚满意，认为“言浅意陋”，没有很好地总结唐代盛衰的历史经验，以为后世的鉴戒。于是宋仁宗赵祯就命欧阳修、宋祁等重修唐书，以补《旧唐书》之不足。据公元1060年(嘉祐五年)曾公亮《进唐书表》所言，当时参加编撰的人尚有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等，历时十七年，才将全书修成。成书之时，曾公亮正好担任宰相，就由他以监修的名义，上表进呈。一般官修史书的署名，大多只写官职最高的一人为代表，可是《新唐书》却没有署曾公亮，而是署主要撰修者欧阳修和宋祁，不能不说是一个例外。总的说是经过十七年才成书，但各人参加的具体情况还有所不同。欧阳修是从公元1054年(仁宗至和元年)才开始担任编写《新唐书》的任务的，到公元1060年(嘉祐五年)书成，共有七年时间。宋祁担任修史时间比欧阳修长得多。据《宋史·宋祁传》所载，远在仁宗景祐之前，就已接受了修唐史的任务。从景祐到嘉祐五年，已有二十余年之久。自从他担任这个任务以后，无论在中央或地方任职，都以书稿自随，从事编撰。晚年在成都知府任上，每当饮宴之后，即垂帘，燃两支大烛，专心修史。皇祐年间，仁宗曾派人向宋祁催索书稿，大概看出他已无力完成全书，所以到至和元年，又加派欧阳修参加这一工作，最后终于共同完成了编史的任务。
《新唐书》有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共为二百二十五卷。记事时间与《旧唐书》大体相同，为整个唐代二百九十年的历史。本纪部分，是大量删削《旧唐书》本纪而成的，分量只有旧书本纪三分之一左右。但是《新唐书》也不只是删节，也有不少增加的地方。如《则天皇后纪》，从总的分量看，新书也比旧书为多，以新出版的标点本计算，《旧唐书》只二十面，《新唐书》为二十五面，约多出五分之一。况且新书是在从文字上简约旧书以后，分量还比旧书为多，可见新增的内容不少。如嗣圣元年十月至十一月间，有关徐敬业事，《新唐书》就增加了徐敬业克润州及最后为部将所杀等史实。又如垂拱三年，旧书仅记正、二、四、八等四个月的四条事，而新书则载有十个月的史事。
《新唐书》的志和表都写得比较好，而且还有所创新，历来为学者们所称道。志五十卷，分为十三目，其中十目为前史所共有，而《仪卫》、《兵志》二目，是本书新创立的，《选举志》始见于薛居正的《旧五代史》，稍前于本书。诸志的内容都比较充实，为研究唐代的典章制度提供了系统的材料。如《选举志》系统地记叙了唐代的科举制度。《兵志》虽只一卷书，但对唐代兵制的演变，由府兵、
骑而至方镇之兵，记载还是比较详尽的。《食货志》为书五卷，内容比《旧唐书》丰富，保存了大量社会经济方面的资料。《地理志》有书七卷，叙述唐朝的地理沿革，军府设置，物产分布等，不少材料为《旧唐书》所未见。《艺文志》所叙书目，也比《旧唐书·经籍志》增加了许多，特别是补充了开元以后的书目，更值得重视。
本书继承了《史记》、《汉书》的传统，增加了表这一部分内容，是很有价值的。自《汉书》以后，各史均无表，实在是一个缺陷。本书计有《宰相表》三卷，《方镇表》六卷，《宗室世系表》一卷，《宰相世系表》五卷，共是十五卷，其中有的卷又分子卷，实际共有二十二卷。表中史实虽个别有错漏，但是总的来说，有了史表以后，就表中查检有关史事，眉目清楚，甚为方便。
列传一百五十卷，从卷数看，与《旧唐书》相同，但在内容方面，据文徵明《重刻旧唐书序》说，新史删旧史六十一传，增三百三十一传。删的少，增的多，说明还是增加了新的史料的。所删诸传中，也有不当删而删去的。如《方伎传》中，删去了玄奘、神秀、一行等僧人之传。宋祁赞成韩愈排斥佛教，所以不收僧人入史。但玄奘西域取经和翻译佛经的成就和一行在天文学上的贡献，史传不载其事，未免不当。《方伎传》旧书有三十人，新书只取其中的十四人，其余十六人，有的改入他传，有的则被删去。另外新增加了八人，有从他传移来的，也有为旧书所没有，而是从其他材料中援引增添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宋祁在编撰过程中，不是简单地抄摘《旧唐书》，而是经过一番周密而审慎的斟酌去取的工夫的。本书类传名目较多，在《旧唐书》的基础上，另立有《卓行》、《奸臣》、《叛臣》、《逆臣》等新目。特别在编排上，为了改旧书的“纪次无法”，重新调整了次第。如把《忠义传》从《旧唐书》第五而改为第一，其次是《卓行传》、《孝友传》、《隐逸传》、《循吏传》等，最后三个类传，便是《奸臣传》、《叛臣传》、《逆臣传》。将李林甫、卢杞等入《奸臣传》，仆固怀恩、李怀光等入《叛臣传》，安禄山、黄巢等入《逆臣传》。把农民起义领袖编入逆臣之列，作者的立场明显可见。从类传的改编中，就可以看出编者是非常重视封建的伦常关系，以便更好地为北宋封建王朝服务的。
《新唐书》与《旧唐书》比较，二者各有其优缺点，所以都有存在的价值，是可以并行于世的。新书是针对旧书的缺点重修的，进书表中有“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的话。“事增于前”，这是它的优点，也是它有价值的地方，无论在表志纪传，都可以看出它是增加了新史料的，表、志尤其突出。“文省于旧”，在当时编撰者自认是优点，在今天我们看来，这正是它的缺点所在。《旧唐书》约一百九十万言，《新唐书》约一百四十万言，文字是省了，但往往为了追求文字上的简省，把一些具体的年月都删去了，从而使得史事叙述交代不清楚。如《令狐德棻传》，叙贞观年间修史事，旧书记有贞观三年等六个年代，而新书只有一个贞观三年，以下内容既概略，五个年代全部被删去。至于旧书中的芜词，当然宜删，然而为了“文省”，有相当一部分史实也被去掉了，这就是它的主要缺点所在。总的说来，从编书体例和文字严谨方面，新书是值得肯定的。但从保存较完整的原始史料看，旧书又有胜过新书的地方。
《新唐书》行世不久，吴缜就撰《新唐书纠缪》二十卷，指出其讹误。该书提出四百六十条意见，分为二十门，涉及了《新唐书》各个方面。虽然不是条条都切中要害，但其中不少意见是深中其病的，可供阅读《新唐书》时的参考。在吴缜以后，研究《唐书》的学者，代不乏人，尤以清代为盛。其中沈炳震的《新旧唐书合钞》二百六十卷，较为有名。但该书在编撰时，有时以旧书为正文，将新书分注其下，有时又以新书为正文，体例不甚统一。王先谦又撰《新旧唐书合钞补注》二百六十卷，惜未刊行。现存《新唐书》最早的版本，是成书时即雕版传世的嘉祐本。这个本子虽已残缺，但后人已用其它宋本补足了。中华书局1975年出版的点校本《新唐书》，即以嘉祐本为工作本，并参校了其他各种版本，择善而从，标点、分段后印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