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性的价值判断

出于“幸福”的目的而向个别角色求援的道德论者，他们的这一举动——怎么说呢——又有什么两样——个别角色也和自己一样都处于危险之中；或许这是解救他们那激情的药方；他们那善恶所好，都只是因为他们想获得权力意志与扮演主人的角色；小聪明与大智慧，小玩意儿与大构造，如同家庭常备药箱的异味与老太婆的智慧纠结在一起一样，统统都是巴罗克式的、非理性的，因为他们都是面向“大众”的。在不可集中的地方搞集中，言行举止都是极其绝对的，只用一粒盐来调味，人们宁愿说这从一开始就是能够忍受的，甚至还是诱人的——倘若在他们放了更多的作料之后，冒险去嗅一嗅的话。首先是要闻出“另一个世界”，因为这就是全部。如果用智的尺度去衡量则缺少了价值，尺度变长了，既不是“科学”，也不是“智慧”，并且是再三地强调：聪明、聪明、聪明同愚蠢、愚蠢、愚蠢混合了——不管面对冲动是烫手的痴呆，还是冰柱式的严寒，这些激情都是斯多葛们推荐过并已经治愈了的；或者像斯宾诺莎那样的不笑不哭，他幼稚地推荐通过活体解剖的手段来破坏激情；再或是通过平庸来使激情降温，他们以此为满足——亚里士多德主义的道德，甚至有意使道德借助艺术象征学以薄化与精神化享有激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音乐，或者说是对上帝、对人的爱。天啊！在宗教里，激情重新享有公民权的前提竟然是……甚至以那种放任的、迎合的态度为激情作出牺牲，如同哈菲斯与歌德学习过的那样，那种肆无忌惮的精神放任与肉体的风俗放浪；但在古老的贤怪与醉汉面前，这种情况“稍有危险”——这同属于“道德可畏”一章的范畴。

只要在道德价值的判断中还存在功利性，就只能算是群畜功利；只要目光还紧盯在社团的保存上，并且只从那些对社团构成威胁的事物中找寻非道德，就不会存在任何的“博爱道德”。倘若其中已经存在一种对关照、同情、合理、柔顺、施救的持续不断的互动性；倘若那些冲动在社会这一状态中也在不断活动，那么此后就会被冠以“美德”的称呼，几乎与“道德性”这一概念狼狈为奸。在那样的时代，它们根本不属于道德估价的范围。比如在鼎盛的古罗马时代，同情行为既非善，也非恶；既不是道德的，也不是非道德的。只是行为比本身会受到赞扬。在将它同任何一种促进整体——即国家——的服务相较时，一种不情愿的蔑视便与这种赞许相对而生。同对邻人之畏比起来，“博爱”最终变得次要了，并部分地演化为传统而专横的表面事物。当社会的结构在总体上得到确认，并对外部的威胁有了一定的抵御能力之后，对邻人之畏与“博爱”的道德估量就有了新的时代背景。

某些强大而具危险性的欲望，如野心、蛮勇、复仇、掠夺、统治等，在某种惯常的意义上来说，它们不仅应该受到敬重，而且应当加以扶持与栽培（当人们在抵御整体敌人的整体威胁时非常需要它们）。而如今因其所具有的危险性更显得强大无比。在对它们尚缺乏疏导利诱的情况下，给予非道德客观的评价，并放弃诽谤。如今，同欲望与道德荣誉相对立的倾向已经出现了；群畜本能逐步有了自己的结论。在某种意见中，某种心态与激情中，某种意志与天赋中，仍然有着很多危害公众、危害平等的事物，这即是当前的道德现状。因为在这里，畏惧同时具有道德之母的身份。社团的自我感受会因为种种最高等、最强烈的欲望而最终消亡——倘若它们激情迸发，将个体的欲望远远甩出群畜良心的平庸与败坏之外的话。推翻它们对自身的信仰，就意味着打断它们的脊梁。

人们一定会因此而极力谴责与诋毁这些欲望。高等与独立的精神性、争取独处的意志与伟大的理性就会被说成是危险的；所有超越群畜并让邻人生畏的事物，从此刻便成为恶了。安分守己、谦恭有礼、自我规范的信念与平庸的欲望趋向获得道德的名分已受到敬重。最终在极其恭顺的心态的影响下，始终缺乏培育的情感有了威严与强硬的理由与机会。如今，各种威严企图干扰良知，甚至在正义中也是如此；一种高级的、坚决的高贵性与责任感几乎横遭诋毁，并引起了对其价值的怀疑；“羊羔”，甚至是“绵羊”反倒受宠。在社会历史中出现了一种病态的软化与驯良化的情形，历史本身就极其严肃地站在它的损害者与罪犯的一边。惩罚已看不出什么是不得体的了。“惩罚”与“应予惩罚”的观念显然会触动它的感官，畏由心生。“让它不具危险性，不就行了吗？为何还要惩罚呢？惩罚本身就令人感到害怕！”——群畜道德由此而产生，畏惧性的道德即是它最终的后果。假使人们真的能够顷刻消除危险，消除畏惧的源头，那么，这种道德也将一块被消除：或许自身不再是必要的——它自认为不再是必要的了！借此来检验今日欧洲人良心的人，一定会从成百上千个道德褶皱与缝隙中发出同一个群畜畏惧性道德的命令：“我们愿意，不知何时骤然失掉畏惧之心！”——今日，过时的意志与道路，在欧洲各处被称为“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