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进步产生重大作用的事件·贞观之治

公元626年8月，唐高祖李渊退位，传位于次子李世民，是为唐太宗。627年正月，改元贞观。唐太宗李世民以秦隋速亡为鉴，推行休养生息的“与民让利”政策，医治战争创伤。这一时期，社会比较安定，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人民安居乐业，阶级矛盾较为缓和，各民族团结和睦，中外交流较为频繁，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太平盛世，史称“贞观之治”。

626年10月，唐太宗针对隋亡后社会凋敝的现实，亲自主持了“自古理政得失”的辩论，力图找到一条实现“天下大治”的途径。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贞观君臣论政”事件。参加论证的主要人物有：魏徵、王珪、房玄龄、杜如晦、虞世南、褚遂良、温彦博、刘洎、马周、戴胄、岑文本、孔颖达等人。这些人都很熟悉儒家经典和前代兴亡的历史，他们知道强秦是怎样灭亡的，两汉是如何削弱的，并亲眼目睹隋亡的事实，也深知下层社会的疾苦。因此，“贞观君臣论政”的基本命题是研讨前代封建王朝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目的在于确定当代统治的方针政策，以加强唐王朝的统治地位。论政结果，太宗决定实行“抚民以静”的政策。

在经济上，继续推行高祖时的均田制和租庸调法。从武德年间起到开元末年止，唐代初年颁行均田令，根据新的情况对前代均田制略加调整。凡丁男18岁以上者授田一顷，其中八十亩为“口分田”，二十亩为“永业田”;工商业者减半;笃疾、废疾者各给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道士亦给口分田三十亩，女冠、僧尼三十亩;一般妇女、奴婢、耕牛不再列入授田范围。永业田须种植榆、枣、桑等树木，可传给子孙;口分田则于户主死后还给官府另行分配。永业田可以买卖，口分田则不可。唐代均田对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起了积极作用，它将社会上的流动的劳动人口组织起来，垦辟荒芜土地，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和恢复社会生产。在实行均田的基础上，唐初统治者推行了租庸调制，规定：凡人丁不管实际受田多少，均按一百亩征税。受田者每年纳粟二石，叫作租;每年服徭役二十天，若不服徭役可以每日纳绢三尺代替，叫作调;受田者每年纳绢二丈，加丝绵三两，或纳麻布二丈五尺，加麻五斤，叫作调。贵族、官僚都不纳租、调，不服徭役。唐代租庸调法，是在帝国掌握相当数量的土地和劳动者的基础上实行的，包含了劳役和实物地租的内容，具有地租和课税合一的特色。由于租庸调法具有一定的客观标准，农民负担不至于畸轻畸重。经过多年努力，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得到了调动，农业生产得以恢复。

在政治上，为了巩固国家的统一，唐太宗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来加强中央集权。首先太宗承袭了隋朝的三省六部制，规定：中书省专掌定旨出命，为皇帝发号施令的机构;门下省负责审查中书省所拟定的政令，为皇帝参谋机构和政令审查机构;尚书省则是政府的行政机构，专掌执行皇帝的政令，下分六部以管理国家事务：吏部掌选拔及考察全国官吏;户部掌土地、户口、钱粮;礼部掌礼仪庆典;兵部掌军事;刑部掌律令刑法;工部掌工程兴建。三省长官都执行宰相权力，不受官品限制，可以随时任免。太宗十分注重中书、门下二省之间的互检互查制度。规定：凡起草军国政令，中书舍人必须逐条发表自己的意见，署上自己的名字，谓之“五花判事”，继而由中书侍郎、中书令仔细审查。然后转门下省，由黄门侍郎和给事中负责驳正。这样，皇帝在确定政策、发布诏令前，能充分吸取多方面的意见，从而有可能减少失误。除三省六部外，唐中央政权还设一台五监九事等机构，使中央政府职能更加完善，保证了中央行政事务的有效执行。地方统治机构基本上是州、县两级制。州的长官为刺史，县的长官为县令。为了提高官员的素质，广开选官途径，唐太宗继承并健全了科举制度，扩大了庶族地主参政为官的机会。唐代科举制度内容繁多，科目复杂。通常来讲有所谓“八科”：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道举、童举等，常设仅有明经、进士两科，明法、明字、明算则是专门科目，其中尤以进士科最为重要。考试来源多为学馆“生徒”和州县“乡贡”士人，每年应试者常达八九百人，多者超过一千四五百人。考试内容除侧重经义、策论、律令、诗赋、杂文以外，另据科目不同，进行专门考试。唐代的科举已打破前代门阀特权阶层垄断仕途状态，它为地主各阶层知识分子进入官场提供了条件。特别是所谓寒门、庶族地主分子，能够通过科举取得高官厚禄，并参与政权，对改善唐朝政权组织人员成分，巩固和发展中央集权制度颇有影响。唐代国家基本武装力量是府兵与镇兵。636年，太宗健全了十二军府的组织，将军府更名为“折冲府”，改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都尉。唐代府兵为世兵制，其成员皆隶于军籍。府兵属于唐朝卫戍部队，其任务是维持所在地方社会秩序，并负责保卫中央政权。而镇兵则为镇边部队，驻扎边疆重镇，防御外患，捍卫边疆，以维持唐朝的独立地位。唐朝前期军队，训练有素，装备良好，成为唐朝强盛的武力基础。唐太宗曾多次组织精通古今法的人才修订和编纂《法律》，主要由房玄龄主持。唐太宗规定死刑在中央处决要五复奏，在地方处决要三复奏，废除了一些苛法酷刑。唐律比前代法典进步，内容比较完整，条目比较简要，体式比较严整，对维护封建剥削制度及其伦理道德起了有效的作用，并成为以后宋、明各朝法典的规范。

为了实现天下大治，唐太宗十分重视求贤纳才。除了实行科举制度外，太宗还告诫大臣们注意选择人才，外不避仇，内不避亲。原东宫官属魏徵、韦挺、王珪曾随李建成与李世民斗争，但很有才干，太宗便委升他们为尚书左、右丞和门下省要职以至宰相。唐太宗还知人善任，注意舍短取长，房玄龄多谋善筹，杜如晦能断大事，分别委他们以合适的官职，使其各得其所，各取所长，人称“房谋杜断”。太宗善于纳谏，从谏如流。魏徵敢于直谏，据理力争，贞观初期短短几年，魏徵便陈谏二百余条，深得太宗赏识。谏诤之风在贞观年间大盛。

唐初，突厥强盛，不时扰边，并控制丝绸之路。629年唐太宗派兵平定了东突厥，解除了危害唐初安定局面的最大隐患，统一了自阴山至大漠的广大地区，进一步密切了边境各少数民族和汉族的联系，促进了经济文化方面的交往。当时西突厥控制着东自金山(阿尔泰山)，西至咸海的广大地区，阻断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严重影响西方各国与唐朝的友好往来。635年，唐太宗派兵征服吐谷浑，打通了河西走廊，赶走了西突厥汗国在青海地区的势力，而且使吐谷浑成了防御吐蕃入侵的强有力的支持力量，增强了唐朝西北地区的边防。640年，唐征服高昌，以后又平定了焉耆之乱，统一了龟兹。西域各族乘机摆脱了西突厥的统治，服属唐朝，贡使往来，通商不绝。唐太宗为了加强对西域的治理，设置了龟兹、疏勒、于阗、碎叶四镇，合称“安西四镇”。太宗并命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至此，太宗基本完成了西域的统一。丝绸之路从此畅通无阻。634年吐蕃首领松赞干布派使者来到长安，向太宗求婚。641年，太宗派人护送文成公主入藏，与松赞干布成婚。文成公主入藏时，不仅带去了大量的金银、绸帛、珍宝，还带去了内地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精美的手工业品，带去了内地的蔬菜种子、蚕种、各种药物、书籍和大批工匠、乐队。为了表示对王朝的友好和对文成公主的尊重，吐蕃人民特意建立了大昭寺和小昭寺。唐太宗还对南诏、对靺鞨、对契丹进行有效控制，发展民族关系。这些都促进了汉族同少数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唐太宗还把学术文化提到与治国安邦的好坏密切相关的高度来认识和重视。为了尊儒崇经，唐太宗在长安专门设立孔子庙堂，以孔子为先圣，以颜回为先师，大大提高了儒学的地位。唐太宗还十分重视经籍图书的搜集与整理。即位后不久，太宗便在弘文殿收集了经、史、子、集四大类书籍二十余万卷，以备校刊整理和撰写专著参考之用。唐太宗还下令组织编写《五经定本》和《五经正义》，统一了南北经学。唐太宗十分重视学校教育，确立了中央、州、县三级官学制。对于外来文化，唐太宗采取兼容并蓄、为我所用的政策。玄奘去佛教发源地尼泊尔、印度寻师学经，得到了太宗的支持，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此外，学术文化不断发展，绘画、雕刻、音乐、诗歌及科学技术等十分发达，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在国内民族和睦，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局面下，中国和亚洲各国的交通畅通，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亚非地区许多国家的使臣、商贾、学者、艺术家、僧侣等，不断前来唐朝访问。京都长安不仅成为亚洲的经济、文化中心，而且成为世界性的大都会。那时和唐朝交往的有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天竺(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拂森(东罗马)等七十多个国家。对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起了促进作用。高度先进的唐代封建文化，对亚洲各国乃至世界其他地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丝绸、茶叶、瓷器、纸张等商品大量销往西方，造纸术也是在这一时期传入西方的，对世界文化事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汉唐文化对朝鲜、日本影响更大。朝鲜、日本的典章制度多取自中国。

在唐太宗李世民统治中国的23年中，唐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得到了重大发展，“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人口增殖，土地广辟，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有所改善，政治较为清明，民族团结和睦，阶级矛盾比较缓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出现了所谓的“贞观之治”，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贞观之治”成为中国历史上辉煌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