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写离别的作品，或以男方为抒情主人公，或以女方为抒情主人公，是易于区分的。有时一首作品兼写男、女双方，但哪几句是就男方立言，哪几句是就女方造意，也是不难分辨的。朱敦儒的这首词，却不易分别其究竟是从男方角度还是从女方角度来写的。这是因为作者写这首词的动机或着眼点，本不局限于描述某一个家庭的悲剧，不限于描述某一位丈夫或某一位妻子的痛苦。其立足点更高，其视野也更广。词里所要描述的是一个国亡家破的时代悲剧，是千千万万家庭的离散、千千万万丈夫和妻子的痛苦。如果读者能从这一高度、广度来赏析这首词，那就不必拘泥于分清词中的抒情主人公是男是女了。

词的开头两句“直至凤凰城破后，擘钗破镜分飞”，先写国亡，再写家破。因为国亡，所以家破。“凤凰城”，指北宋的汴京(今河南开封)；“城破”，指钦宗靖康二年(1127)汴京为金兵所破。全句追述汴京陷落、北宋覆亡的史实。“擘钗”，用白居易《长恨歌》所述唐明皇与杨贵妃事，杨死后在蓬莱宫中下望人寰，忆念旧情，托方士寄语唐明皇：“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破镜”，用孟棨《本事诗》所载徐德言与其妻乐昌公主分离时破一铜镜各执其半事，“分飞”，出古乐府《东飞伯劳歌》：“东飞伯劳西飞燕。”其所写的劳燕分飞，不是一般的夫妻相别，而是在战乱中失散后，一方陷身敌国，生死难卜。句中用“擘钗”、“破镜”二语，一为夫妻死别典，一为夫妻生离典，暗示所写虽是生离，无异死别。词的第三句“天涯海角信音稀”，述说双方“分飞”之遥远、音信之阻隔。作者为南渡词人，写词时身在南宋；词中抒发的也是国亡家破后流徙到南方之人的苦恨。这句中的“天涯海角”，可以是分写两方，意谓一在天涯、一在海角；也可以只指对方，意谓所怀念之人远在天涯海角。下面四、五两句“梦回辽海北，魂断玉关西”，则是第三句的引申。既然劳燕分飞，天各一方，而又音信杳杳，当然就只有梦魂相寻、空自肠断了。“辽海北”、“玉关西”，一远在东北，一远在西北，这里借以泛指塞外之地。古人诗词写到边塞时，所用的地理名词往往只是象征意义上的泛指，多不考虑其准确方位和彼此间的距离。就这首词而言，词中的抒情主人公只知对方流落在北地，或只知其被掳掠到塞外，此时究竟身在何处，是东北还是西北，实在也一无所知。这正说明，这一家庭悲剧具有其时代意义，而其份量就也特别沉重。

词的上片是从空间落想，写分飞、相隔之远；下片就从时间着眼，写相思、盼归之久。

换头“月解重圆星解聚，如何不见人归”两句，合起来看：在写法上是以上句垫托下句，以天象之有月圆星聚反衬人间之有分离而无重逢。如果分别看来：上句所写月圆的周期是以月计的，星聚的周期是以年计的，词中人则因夜夜不眠而仰望星月，这里有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盼望与失望。下句以“如何”二字发问，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从“擘钗破镜”的两方来说，盼“人归”者固然希望“人归”，未归者当然也希望归来；那么，为什么“不见人归”呢？该责问的自然不是出现在这出悲剧舞台上的任何一方，而是在这出悲剧幕后的另外两方——金邦的统治者与南宋的统治者。这里要责问前者：为什么发动这场侵略战争，并那样野蛮地掳掠侵占区的人民？也要责问后者：为什么一味苟安乞和，置失陷在北方的人民于不顾？

这出悲剧是从“凤凰城破”开始的；下面“今春还听杜鹃啼”一句，则在“今春”后用一个“还”字，暗示这一悲剧的连续性，说明它一直延续到了“今春”。这位词中的主人公自从汴京陷落、流亡到南方后，从此失去了生活中的春天。尽管南方的春天十分美好，却只有悲切的杜鹃啼声进入愁人之耳，与他心灵上的创伤相感应。唐无名氏《杂诗》“等是有家归未得，杜鹃休向耳边啼”两句所写情事与此相似，而其抒情主人公则是这首词中的对方——未归之人。结拍“年年看塞雁，一十四番回”二句中的“年年”二字，更明白显示其时间上的连续性。年年春季，进入愁人之耳的是杜鹃之啼，进入愁人之目的则是塞雁之回，而其所以如此注意塞雁，既因为有感于雁归人未归，也因为雁来自塞上，这正是其朝思暮想之人的所在之地。句中的一个“塞”字是与前面的“辽海北”、“玉关西”相绾合的；古代又有大雁传书的传说，句中的“雁”字又是与前面的“信音稀”相呼应的。“一十四番”点出了“年年”的具体年数，而起句中的“直自”二字则是这句的伏笔，是“十四”的计算起点，说明这一国亡家破的苦痛，一直折磨着千千万万像这样钗擘难以再合、镜破难以重圆的夫妻，已经有十四年之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