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赵宋政权刚建立时，只据有传统所称之“中原”地区。但此后二十多年时间里，宋廷以武力削平了南方的后蜀、南汉、南唐及北方的北汉等割据政权，结束了唐末五代分裂的混乱局面，基本上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宋太祖赵匡胤鉴于自唐代安史之乱以来二百多年间“方镇太重，君弱臣强”的历史教训，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把军权、财政权、司法权都收归朝廷独揽，并厉行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希图实现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赵匡胤即位次年，即用“杯酒释兵权”的诡诈手段，解除了包括禁军统帅石守信在内的一批高级将领的兵权，封他们为仅有虚衔的节度使，让他们到地方上去购置房屋田产和歌儿舞女，过享乐生活，不再参与军国大事。这就根除了武将拥兵自重乃至割据叛乱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朝廷大量起用文士为官，使他们成为从中央到地方庞大的官僚系统的主干部分。在政权的中枢机构里，不但宰相必须是读书人，而且主兵的枢密使等官职也多由文人担任。自宋太祖开始，禁军的统兵权就集中到皇帝手中，皇帝又通过直接对他本人负责的枢密院掌握了调兵权，同时还用文臣取代武将以为藩镇，将各州府的强兵升为禁军，使地方厢兵徒有虚名。为了防范内部叛乱，自宋初即已形成“守内虚外”的军事策略，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进攻基本上都采取守势，而把禁军大部分都驻扎在京城及其周围，而且常常调防，使得“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这一系列措施虽然加强了中央集权，基本上保证了宋王朝内部政治的安定和社会的稳定，使军人和地方势力难以同中央对抗，但同时也大大地削弱了国防力量，给后来的对外政治、军事斗争带来了持续不断的灾难性后果。这使得五代石晋时割让给辽朝的燕云十六州(在今河北、山西北部)始终未能收复，辽朝对中原的威胁一直未能消除;西北大片地区(包括今宁夏、陕北及甘肃、青海等省的部分地区)被西夏占据，不但无法收复，而且在与西夏的战争中多半吃败仗。到后来，金灭辽之后乘势南侵，宋人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最终汴京(今河南开封)陷落，北宋政权覆亡。此后南宋初年几位优秀的军事将领奋力抗金，手握兵权，志存恢复。可是宋高宗赵构和宰相秦桧对金屈辱求和，收回诸大将的兵权，杀害了岳飞。这样贯彻收回军权的“祖宗家法”的结果，只是保住了一个偏安江南的局面。到了最后，连这个偏安局面也保不住了——新兴的蒙古军比金兵更剽悍凌厉，铁骑所向，南宋灭亡!宋代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史上备受欺凌的朝代，原因固有多端，但崇文抑武的偏激国策，无疑是祸根之一。在当时中国境内几个民族政权并立纷争的大格局中，宋王朝这个文弱不堪的“呆老大”一直是被动不堪地应付周边强悍的“小弟兄”们的敲打，节节退让，对辽、金、西夏、蒙古等少数民族政权，先是“奉之如骄子”，继而“敬之如兄长”，后来竟然“事之如君父”，被人步步进逼，终于丧失了土地和政权。以故终宋之世，从文人士大夫到普通军人、民众，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都十分强烈，而且愈到后来愈加沉痛和激切。这一点在宋代文学中有着普遍而鲜明的反映，尤其是靖康之变后，悲愤的爱国忧时之声成了南宋一个半世纪诗词创作的主调。这是汉、唐和宋以后各朝代文学所没有的特殊现象。
从宋王朝内部的社会状况来看，当时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曾对宋代文学的繁荣及其独特面貌的形成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宋代虽然国防力量孱弱，外交屈辱，外患频仍，但内政措施却较为有力，经济、文化建设的成就粲然可观。开国之初，统治者就多方努力以恢复和发展经济，比如兴修水利，扩大农田，增加农户，废除苛捐杂税等等，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随着农业的发达，工商业有了比唐代规模大得多的发展，城镇大量增加，无数中小商人和手工业者被吸引到作为工业或商业重地的大都市里来，这就形成了广大的市民阶层。都市社会生活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素材，市民阶层文化娱乐的需求则促进了歌词、话本、戏曲、诸宫调等新兴文学样式的兴盛和发展。农业、工商业和都市经济文化繁荣的局面虽因金兵南侵而一度受到破坏，但在宋室南渡以后，南宋政权依然维持了一个繁荣程度不亚于北宋的“小天下”，而建立在这个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基础之上的南宋文学也取得了堪与北宋媲美的成就。
宋王朝崇文抑武亦即“兴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国策，虽有如前所述的重大负面影响，但其无可否认的积极的一面正在于促成了宋代文化的高涨，造就了一大批身兼官僚、学者、文学家三任的新型文化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尊重知识和最优待知识分子、最重视文教事业的朝代。北宋初年便已十分注重争取知识分子的支持，并下大力气，用特殊举措来网罗、笼络人才：一方面大大增加科举考试录取的人数，并以皇帝特恩的名义取士，所谓“名卿钜公，皆由此选”，让尽可能多的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仕途，成为执掌政权的骨干力量;另一方面，给予文官以很高的政治待遇和丰厚的俸禄。宋太祖曾立“誓不诛戮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誓碑藏于宗庙，以后宋朝历代皇帝都恪守这条祖训，除极个别例外(如宋高宗杀陈东、欧阳澈)，基本上没有下令处死过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宋代文官俸禄之厚，赏赐之多，确是历朝历代无法比拟的。诚如清人所评论的：“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五“宋制禄之厚”条)学而优则仕，仕则可望获得高位与厚禄，这一人才笼络机制促使社会上千家万户严责自己的子弟寒窗苦读，以求一第。苏轼应举时所写的《谢范舍人书》就描述说：宋开国之初，蜀中“民始息肩，救死扶伤不暇，故数十年间，学校衰息”，但到仁宗天圣年间，情况大变：蜀人“释耒耜而执笔砚者，十室而九”。话虽有所夸大，但宋代科举取士制度诱导芸芸众生读书求进的盛况于此可见一斑。在这样一种社会文化环境中，知识分子的队伍迅速膨胀，一代博通经史、兼擅学问与创作的文学家群体的崛起也就不足为怪了。
由于当国者对文治教化的高度重视，宋代的教育事业和图书出版业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朝廷在培养和选拔文士方面继承了前代的教育、科举制度，在京师设国子学、太学，培养官僚的候补人才，此外还有律学、算学、书学、画学、医学等培养专门人才的学校。宋仁宗时更明令全国州县都建立学校，设置学官、教授，并有一系列考试提升的规定。由于官办学校还不能满足士子学习文化的需求，民间私立的书院就逐渐增多并全面兴盛起来。著名的庐山白鹿洞书院、衡州石鼓书院、南京(今河南商丘)应天府书院、长沙岳麓书院，被称为四大书院(其中白鹿洞书院和应天府书院的规模比官办学校还要大)，它们的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丝毫不比官学差。与教育事业发展相辅相成的是印刷术的进步和出版业的繁盛。唐代虽已有雕版印书，但一般学者读的书还都是手抄本。北宋庆历之后，民间刻书业普遍兴起，各种刻本书籍大量流行，活字印刷术也同时发明了。由于印刷术的突飞猛进，书籍的大量印行，著作容易流通，也容易集中和收藏，于是不但中央的三馆、秘阁和州学、县学、民间书院藏书极为丰富，就是私人的藏书量也十分惊人。私家藏书如宋敏求、叶梦得、晁公武、陈振孙等都各自多达数万卷，而且他们都喜欢把书借给人看。这就大大地开阔了学者文人的眼界，提高了他们著书立说的兴趣。在这种浓厚的文化氛围中，不但官方编纂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四大书及《资治通鉴》等陆续问世，各种类型的私家著述也大量涌现。这样，宋代文化人不但队伍之庞大远逾前代，而且学养之深厚从总体看也为前代所不及。从文学领域来看，“读书破万卷”的学者型作家不断涌现并逐渐占据创作的主流地位。像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陆游等文坛盟主，都是在文学创作之外还写了不少经学、史学著作。学者型的作家比之一般文人，更善于深刻地思考社会、人生和艺术的大问题，也更善于以议论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主体意识和对社会人生的见解。这样就使得宋代文学较多地带上了“书卷气”，提高了宋代文学的文化档次和学术价值。
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宋代思想界的种种发展变化，也深刻地影响了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并通过文人心灵这一媒介，对宋代文学独特的思想面貌和审美方式的形成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宋代文人士大夫的道统观念比之汉、唐之世更加鲜明和强烈。这是因为赵宋王朝在扫平天下、整理了国家机器之后，急需一个哲学体系来为自己服务。要建立新的理论体系，最有效、最快捷的办法就是利用儒家的传统学说，给以新的解释，以适应当前文治教化之所需。宋儒的道统观念和一整套理学思想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北宋初期的一批道学(即理学)家鉴于晚唐五代的长期纷乱，而热忱呼唤“正统”的回归，要求重新建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以巩固王朝的统治，完成国家的统一(当时燕云未复)，稳定社会的秩序。自那时起，直至南宋灭亡，孔子以来“尊王攘夷”和溯源于《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以及“天下只此一家，古今相传一脉”(钱锺书语)的正统观念，逐渐得到了强化和深化。人们不断地在政治上强调“正统”，在思想上强调“道统”，在文学(广义的)创作中则强调“文统”，如此等等，都证明了儒家正统观念已全面地渗透于宋人的集体意识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理学思想体系历经北宋一百多年的酝酿和构建，在南宋前期成为完善成熟的学说，并在南宋后期被朝廷正式纳入官方的意识形态。尽管理学迟至南宋后期才成为“官学”，但因为它从萌生到成熟、从初创到成为一个完整体系有几百年的漫长过程，所以它对整整一代文学家都有影响，并在整整一代文学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比如，理学家“文以贯道”和“文以载道”的思想在宋代文坛上占据着统治地位，大部分诗文作家都对这一思想表示了不同程度的认同。这种认同使得文人才士们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加强了使命感，相应地在文学创作上就更加重视诗文作品的政治教化功能。理学家关于“文”与“道”之关系的观点，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是加大了文学干预政治、关注社会人生重大问题的力度，使宋代文学加强了现实性和思想性。但这种观点被推向极端之后，就认为“作文害道”，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学。固然大多数宋代文学家在重“道”的同时并未放弃对“文”的追求，但相当一部分宋代文学作品(尤其是宋诗宋文中的一部分作品)的封建说教意味远比唐代浓厚，明显地带有如后世评论家所说的“头巾气”和“学究气”，这就不能不归咎于理学家“文以载道”说的流行和影响了!
当然，宋代并非定儒学于一尊的时代，而是儒、道、佛三教融合的时代，因而文人士大夫的思想并不单一，他们的学术著述和文学创作也都呈现出复杂的面貌。即以理学家而言，他们虽自命为纯儒，但他们的学说就吸收了老庄思想、魏晋玄学及佛学的许多理论。宋代在儒学复兴的同时，佛、道二教也在官方的扶持下得到了发展和扩张。宋立国之初，就一反后周的灭佛政策，对佛教采取了保护、鼓励的措施。于是在晚唐五代曾受压抑的各种佛教宗派重新兴盛起来。尤其是禅宗，因其主动吸收儒、道二家的思想，并力求适应华夏传统伦理观念，因而成为最受宋代文人士大夫欢迎的一个佛教宗派。从宋真宗开始，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也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扶持，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到北宋中叶，三教融合已成为时代潮流。就连作为理学泰斗的程颢、程颐兄弟都坦陈自己曾经“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程颐《明道先生行状》)，众多的非理学家的文人士大夫更对自己浸染佛、老，出入诸家毫不讳言。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时代思潮铸就了宋代文人士大夫有异于前人的文化性格和文艺观念，从而使宋代文学呈现出与此前和此后各代都有所不同的思想艺术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