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与理学·宋诗与理学
过去在人们的印象中，仿佛理学家都是反对作诗的。程颐不是把大诗人杜甫的句子都批评为“闲言语”吗?但随着对理学家诗歌理论和作品的深入探讨，人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从创作上来说，理学家在探究“穷理尽性至命”的义理之学以外，或多或少都留下了诗歌作品。如周敦颐存诗29首(《周濂溪集》卷八)，邵雍存1583首(《伊川击壤集》二○卷)，张载存16首(《张载集·文集佚存》)，程颢存67首(《河南程氏文集》卷三)，程颐存3首(《河南程氏文集》卷八)，杨时存239首(《龟山先生文集》卷三八至四二)，朱熹存1100余首(《朱文公文集》卷一至卷一○)。虽然这其中存诗最少的程颐认为作诗有碍学道而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但大多数理学家还是有更辩证的看法。例如朱熹便说：“作诗，间以数句适怀亦不妨，但不用多作，盖便是陷溺尔。当其不应事时，平淡自摄，岂不胜如思量诗句;至如真味发溢，又却与寻常好吟者不同。”①这一见解很是耐人寻味。短短几句话中数次转折，颇可见出朱熹对于诗歌的复杂心理。第一句说可以偶尔作诗以适怀，却又立刻强调不能沉溺于诗歌，否则会玩物丧志、妨碍明道;接下来说修身养性胜如思量诗句，却又表示如果是“真味发溢”，也不必不作诗，因为这种诗歌不同于寻常之吟咏，而是自有意味在其中。
那么，与“寻常好吟者不同”的“真味”到底指的是什么?一般来说，理学家诗可分为言理与吟咏性情两大类①。其言理诗中，有些是接续庆历以来宋诗的议论化和理性精神，表达对社会人生的看法或哲理。例如邵雍的《题黄河》：“谁言为利多于害?我谓长浑未始清。西至昆仑东至海，其间多少不平声。”诗歌的对象是作为自然山水的黄河，但作者所关注的却是它与人类的关系，将之作为一种表达自己对于社会政治的思索和人文关怀的载体。《闲行吟》则表达了某种人生哲理：“买卜稽疑是买疑，病深何药可能医?梦中说梦重重妄，床上安床叠叠非。列子御风徒有待，夸夫逐日岂无疲?劳多未有收功处，踏尽人间闲路歧。”诗歌虽然有强烈的议论化和说理性，但作者以多个典故贯串成诗，来表达自己顺应自然、闲适安命的思想，较之理学家诗中大量存在的阐发义理的作品还是有味得多。后者如邵雍的《心耳吟》：“意亦心所至，言须耳所闻。谁能天地外，别有好乾坤。”朱熹的《斋居感兴二十首》和100首《训蒙诗》，全是以阐明理学义理为内容;另外，理学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朱、陆两派各自以诗歌表明观点，将之作为辩论理学的手段。这些作品，大多抽象枯燥，缺少诗味，是理学家诗中最没有文学价值的部分。而在理学家的吟咏性情之作中，又可分为两类。其一是抒发内心情感的诗歌。如杨时的《除夜感怀》：“岁律已云尽，思家日日深。二年为客恨，千里倚门心。节物罗尊俎，儿童学语音。眩然如在目，恍惚梦难寻。”诗歌表达除夜思亲之情，真挚感人，全无理学家强调的克己复礼、正心诚意一类的道学气与头巾气，而回复为一个“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普通人。类似的还有朱熹《夜雨》：“拥衾独宿听寒雨，声在荒庭竹树间。万里故园今夜永，遥知风雪满前山。”以白描和想象塑造意境，表达永夜思念故园之情，充满浓浓的诗味。又如魏了翁的《次韵李参政(壁)湖上杂咏》：“百年狐兔窟，污我黄河流。槃槃帝王州，仅与瓯脱侔。秋风壮士泪，禾黍莽平畴。”作者以理学名家，但在这首诗中主要体现一个为山河故地不能收复而痛心疾首的爱国志士形象，可见理学家诗在谈论心性义理之外，还有着关注现实的丰富内涵。不过，这类作品在理学诗派中毕竟只是极少数，更多的则是吟咏性情的第二类作品，即观物诗。而这也正是朱熹所说“真味发溢”之作。
我们知道，由于理学作为“究天人之际”的学问，使理学家对自然有着超乎常人的兴趣和独特的观照方式，而这正是理学家诗中存在大量取材于自然万物、表现观物乐趣的作品的原因①。事实上，虽然程颐有认为杜诗是“闲言语”的看法，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个人的性情有关，并不能完全代表理学家对待自然以及描写自然的诗歌的态度。更深远地影响了理学家写作观物诗的其实是程颢、朱熹等人的一些言论。北宋诗人石延年《金乡张氏园亭》诗有“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之句，表现自然界的欣欣向荣、生机流转，与杜甫的蛱蝶穿花、蜻蜓点水其实意趣相近，但石诗得到了程颢的高度评价，认为“形容得浩然之气”(《河南程氏外书》卷一一)。朱熹也认为石延年诗“极有好处”，尤其“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之句“极佳”，并进而认为石延年“胸次极高”②。从程、朱二人的评价可以看出，所谓“浩然之气”、“胸次极高”，都是他们所理解的诗人在对自然的观照中体现出来的自身的胸襟怀抱和人格修养，而这正是朱熹所说“与寻常好吟者不同”之所在。也就是说，学道者是要通过观自然之造化去体贴天理、领悟天道。南宋罗大经有一段话很有意味：“杜少陵《绝句》云：‘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或谓此与儿童之属对何以异。余曰，不然。上二句见两间莫非生意，下二句见万物莫不适性。于此而涵泳之，体认之，岂不足以感发吾心之真乐乎! 大抵古人好诗，在人如何看，在人把做甚么用。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野色更无山隔断，天光直与水相通’，‘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等句，只把做景物看亦可，把做道理看，其中亦尽有可玩索处。大抵看时，要胸次玲珑活络。”①罗氏之语指出了无论是对杜甫“闲言语”的批评，还是对石延年“形容得浩然之气”的褒扬，其实都是作为接受者的理学家从其独特观物方式而来的理解，但这种“误读”却对理学家自己的创作产生了影响，使其往往在景物描绘中蕴涵独特理趣。
例如邵雍，作为理学家中的前辈，曾作诗千余首名之曰《伊川击壤集》，对理学诗派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文学史上所谓“邵康节体”或“击壤派”都是由此而来②。魏了翁曾为其集作序曰：“邵子平生之书，其心术之精微在《皇极经世》，其宣寄情意在《击壤集》。凡立乎吾皇王帝霸之兴替，春秋冬夏之代谢，阴阳五行之运化，风云月露之霁曀，山川草木之荣悴，惟意所驱，周流贯彻，融液摆落。盖左右逢源，略无毫发凝滞倚著之意。”③可以看出，邵氏之诗，除了关注民生疾苦、谈论心性义理，还有大量的是关于四季代谢、风云月露、山川草木的流连光景之作。邵氏自序称“《击壤集》，伊川翁自乐之诗也”，此“乐”并非普通之乐，而与理学家非常关注的一个命题“孔颜之乐”不无关系。如其诗中所说：“虽则借言通要妙，又须从物见几微。”(《首尾吟》)“物理窥开后，人情照破时。”(《笺年老逢春八首》其一)那些流连光景之作正是邵雍涵泳悟道的方式之一。如《春去吟》：“春去休惊晚，夏来还喜初。残芳虽有在，得似绿阴无。”表现四季更替是诗中常见的题材，咏春之作更是俯拾皆是，但理学家对于春天的关注角度与普通人并不一样。一般的诗人往往在作品中表现盼春、恋春、惜春、伤春之情，是因为春天代表了一种盎然生机，而人们对于它的离去的潜在心理则是勾起光阴易逝、老之将至等对于自身生命与死亡的感慨。理学家却对于四季更替、天道运行有更宏观的视角和更理性的态度。春芳虽残，绿阴已浓，四时运化，生生不息。张栻的《题城南书院三十四咏》其十六云：“花柳方妍十日晴，五更风雨送余春。莫嫌红紫都吹尽，新绿满园还可人。”与邵雍诗表达了同样的观物之“理”。程颢的《春日偶成》亦是以“春”为观照对象：“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旁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同样是看云淡风轻、花舞柳飞，诗人之“乐”，却不同于偷闲少年之乐。所乐者何事?其《秋日偶成》诗曰：“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朱熹评此诗云：“看他胸中直是好，与曾点底事一般，言穷理精深，虽风云变态之理无不到。”①可见其所乐者，乃是与邵雍一样，于自然风物中看天道运化之理。又如张栻的《晚晴》诗：“昨日阴云满太空，眼前不见祝融峰。晚来风卷都无迹，突兀还为紫翠重。”诗歌表现自然界的阴晴不定、风云变幻，很是生动传神。诗人对自然万物活动变化的描写与表现，虽然抱着探求“万化根源天地心”的明确的治学目的②，但这类作品所体现的观物之趣，不仅全无理障，反而具有一种灵动跳脱的美感。
理趣诗在两宋理学家中诗才最高的朱熹那里更是俯拾皆是。最有名的如《观书有感二首》：“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从诗题“观书”二字可看出，作者观物以明理的目的较张栻《晚晴》诗更为明确，但这样的“理”又确实是从自然现象中生发而来，并无道理先行的生硬感。又如《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同为理学家的金履祥认为此诗的主题在于“喻学问博采极广，而一心会悟之后，共这是一个道理，所谓一以贯也”①，这并非穿凿之见。因为“泗水”在山东中部，此时已陷于金人之手，身居南宋的朱熹是不可能到泗水之滨去“寻芳”的。诗歌乃是以“泗水”暗喻孔门学说，“寻芳”暗喻治学穷理、探求圣人之道。所以此诗并非纯粹描写春日风光的写景之作，而是一首讲治学心得的作品。然而这一层意思又深藏在景物描写之中，毫不影响读者对于诗歌所表现的盎然春意的愉悦感受。应当说，这类理学诗为宋诗增添了不少的风光意趣。
宋诗的“理趣”特点，是诗人在对事物的冷静观照与哲理思考中形成，“理趣”之“理”，并非单指理学思想，甚至也不仅仅指的是儒学思想，而是与当时儒、释、道并行于世的大氛围有关。但就儒学思想而言，无论是王安石的新学，还是苏东坡的蜀学，在本质上都属于推阐自然天道的性命义理之学，故其诗中所体现的理趣，与理学家的观物方式和哲理思索，常常并无二致。例如王安石的《江上》诗：“江北秋阴一半开，晚云含雨却低徊。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傍晚时分秋雨欲来，阴云密布的江上，青山缭绕，不见前路，却忽有千帆隐映而来。短短一首七绝所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种江上常见的自然场景，然而诗歌在带给读者从郁塞低落到豁然开朗的心情变化的过程中，一种令人回味的哲理意蕴也逐渐地清晰起来。类似的还有《登飞来峰》：“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作者登高临远，因“身在最高层”而有“不畏浮云遮望眼”之叹，是日常生活中的真实感受，却又带有超越某种具体经历的普遍的哲理意义，这类作品正是意蕴生动的理趣诗。苏轼诗中更多此类作品，如《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作者以黑云翻墨、白雨跳珠、风吹雨住、水天一色的几个镜头，生动活泼地勾勒出六月倏然而至、戛然而止的一场暴雨，将大自然的变幻万千、动静有致现于眼前。可以看出，张栻的《晚晴》诗与此颇为相似。苏轼并非像理学家那样抱着观万物化育的治学目的，而诗中所含理趣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又如秦观的《首夏》诗：“节物相催各自新，痴心儿女挽留春。芳菲过尽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与理学家诗所体现的对于季节更替无往而不乐的心态何其相似。
过去，人们总是过于强调新学、洛学、蜀学等不同学派之间的分歧，事实上，同以儒学为圭臬的根本特点使不同派别中人的思想畛域并非那么泾渭分明，有时甚至会吸收一些对方的观念。例如身为蜀学领袖苏轼高弟的黄庭坚就非常推崇理学宗师周敦颐，赞其“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濂溪诗序》)。这一评价殊有意味。以自然现象比喻道德人品，说明黄庭坚深谙理学家从对自然万物的体贴涵泳中追求人格修养的悟道方式，正如朱熹赞他“非煞有学问不能见此四字，非煞有功夫亦不能说出此四字”①。所谓的“学问”、“功夫”，自不当与理学毫无关系，后来《宋史》为程颢立传时还援引此四字来称扬其胸襟怀抱。正因为不同学派在思想学术上其实有相通之处，这就为理学家的一些审美观念与整个诗坛有融合会同之势提供了可能。例如宋诗的重要美学特点之一“平淡”，便是在理学家的推波助澜之下形成的。应当说，“平淡”是两宋诗人普遍的审美追求。它的发展，仅在北宋便经历了从白体到王禹偁，到梅尧臣，再到苏轼等好几个阶段，而苏轼将人生历练与具有宋诗新特征的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所确立的“平淡”内涵更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使诗人所追求的平淡不仅是一种艺术的境界，同时也是一种人生的境界。对于宋代的大多数诗人来说，各有其不同于“平淡”的主要风格，但或多或少会表现出对“平淡”的追求。例如元祐诗坛上著名的“苏门六君子”，其主要风格或瘦硬，或平易，或清丽，或奇卓，或简古，或遒劲，但在后期都明显体现出诗风“平淡”的特点，而这一特点所体现的在历经坎坷后对超然平和心态的向往，既是诗人在文学中孜孜以求的审美理想，同时也正蕴涵着理学家所提倡的一种人格理想。
从前引作品可以看出，理学家诗往往在语言和风格上都以“平淡”为特色。他们之所以青睐这种风格，原因之一在于其轻文观念而来的不重艺术技巧，而“平淡”可以说是最接近于无技巧状态的; 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平淡实际上是儒家人格理想的一种体现。“淡”或“淡薄”、“清澹”等，常常被理学家用作对人的品格性情的评价。如二程赞扬安贫乐道之人说：“远遁空谷，处穷困而享淡薄，虽所享生刍一束而已，然其人之美则如玉也。”①又，《故户部侍郎致仕彭公行状》：“其气宇高爽，议论清澹，而端庄恭谨，动必由礼，未尝有惰慢之色，戏侮之言。”②《先公大中家传》：“与人接淡而有常，不妄交，游于所信爱，久而益笃。”③所谓“议论清澹”、“与人接淡而有常”，体现出外表不张扬而内蕴深厚之意，而这正是理学家所欣赏的“平淡”的品格性情。这一意思在胡安国为杨时所作的墓志铭中体现得更加明白：“公天资夷旷，济以问学充养，有道德，器早成，积于中者纯粹而闳深，见于外者简易而平淡……”④此前程门弟子张绎祭奠程颢的文中说：“世济其美，独吾先生淡乎无味，得味之真，死其乃已。”⑤也是同样的意思。二程甚至以“淡”与“甘”作为区别“君子”与“小人”的标准：“或曰：‘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坏。’曰：‘是也。岂有甘而不坏者。’”①可见“平淡”实与理学之道密切相关。朱熹曾有《论诗体平淡之义》，批评近世是今非古之失，认为有诗之初以及魏晋之诗无不以平淡为高，“近体之可以悦人之观听”者，不如“古人高风远韵”;“又谓水落石出，自归此路，则吾未见终身习于郑卫之哇淫，而能卒自归于英茎韶濩之雅正者也”②。朱熹将近体“悦人之观听”者贬为郑卫之哇淫，自是理学观念的体现;而将平淡视为雅正之体，则可知其在理学家心中的地位。朱熹又有一段关于陶渊明的著名评论：“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③这段话粗看颇有道理，实际上朱熹混淆了诗风与人的性情的区别。性情平淡的人不一定说不出豪放之语，就像唐代铁面无情的宰相宋璟可以写出柔肠百转的梅花赋一样，但在理学家来说，对陶渊明有那样的认知又是自然而然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平淡本就与人的品性密不可分。如朱熹说范仲淹“平淡忠恕，雅不欲以智名勇功自见”④，此处的“平淡”是对人的品性的称赞;又说王安石“然其言平淡简远，翛然有出尘之趣，视其平生行事心术，略无毫发肖似”⑤，则因文之平淡与他所认知的王安石的人品殊不相符而表示不解，其实仍是表达了将平淡作为一种道德品性的观点。总而言之，在理学家看来，平淡是一种境界，一种为人处世、待人观物时的心境，也是儒家所提倡的一种道德修养和人格品性;而为文是做人之体现，所以理学家虽不重文，却对“平淡”风格表示赞赏，正因为这类风格中蕴涵了“道”的境界。理学家的这一观点有一个发展过程。在二程时代，平淡基本只是作为对人的评价，将做人与为文联系起来则要到南宋朱熹时期。而朱熹在“平淡”问题上显然受到了苏轼及苏门诸君子的影响。例如他的“高风远韵”之说，当来自于苏轼著名的《书黄子思诗集后》：“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①
文学家与理学家对于陶渊明的共同标举，更可见出二者的心气相通之处。两宋文学家对于陶渊明诗的发现与学习，论者已多，兹不赘述。无独有偶，陶潜也是理学家最为推崇的诗人之一。如邵雍《读陶渊明〈归去来〉》诗云：“可怜六百余年外，复有闲人继后尘”，即表达了要以继承陶诗为己任的意思。朱熹更是从理论到创作都对陶诗深有体认。除了那段著名的关于陶渊明不是平淡而是豪放的言论，朱熹还曾评价说：“渊明所以为高，正在其超然自得，不费安排处。”②并在创作上有意效仿陶诗，其《正月五日，欲用斜川故事结客载酒过伯休新居，风雨不果。二月五日始克践约。坐间以陶公卒章二十字分韵，熹得中字赋呈诸同游者》正是这样一首作品。诗题如一篇小序，叙述作者用陶渊明游斜川故事与三五好友游山，并用陶诗卒章二十字分韵赋诗之事。作者之诗不仅在整体风格上极类陶诗，而且其中所表达的对渊明固穷守节的敬仰之情，正说明作者对陶诗风格的学习，并不仅仅着眼于艺术特点上，而是与诗人的人格襟怀有关。后来真德秀编《文章正宗》，所选唐以前的诗歌亦以陶诗为主。可见，正是由于文学家与理学家在对陶渊明艺术风格和人品性情的共同标举中，“平淡”才最终成为宋诗的典型特征之一。
以上多从理学家的角度来谈其与诗歌的关系，而从诗人的角度来看，同样与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从北宋后期开始，随着理学影响的逐步扩大，其学说与思想对于诗坛的渗透也越来越明显。江西诗派在南宋初年的盛行正体现了此点。虽然理学家重道轻文的观念与江西诗派的讲究布局和遣词造句等诗艺大相径庭，但江西诗人对诗的性质和社会作用的看法却与理学家相近①。从诗人本身的思想学术观念来说，黄庭坚与理学的关系前已略述，并且他是李常、范祖禹的学生，而李、范二人与理学极有渊源。“三宗”之另一宗陈师道也在思想和师友关系上接近理学家。他是曾巩的门人，又与理学家吕希哲、邹浩是朋友。另外，宗派图中的徐俯是杨时的学生，谢逸、汪革、饶德操等均为吕希哲父子的门人，潘大临、江端本、晁冲之等多与吕本中相友。
除了宗派图中的人，江西诗派的鼓吹者吕本中和南宋的江西派诗人曾几、杨万里、赵蕃等都有着极深的理学背景，而这对于诗歌理论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吕本中的“活法论”。一般人讨论此点，都会提到这一理论的禅学渊源，而较少关注它与理学的关系。事实上，理学是“活法论”产生的另一重要来源②。南宋罗大经曾说：“古人观理，每于活处看。故《诗》曰：‘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又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孟子曰：‘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又曰：‘源泉混混，不舍昼夜。’明道不除窗前草，欲观其意思与自家一般。又养小鱼，欲观其自得意，皆是于活处看。故曰：‘观我生，观其生。’又曰：‘复其见天地之心。’学者能如是观理，胸襟不患不开阔，气象不患不和平。”③罗大经自是从理学家的角度启发学道者如何观物明理，而他所总结的从“活处观理”的悟道方法与吕本中“规矩具备，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夏均父集序》)的作为诗歌技巧的“活法”实际上有着思维方式上的相通性。而最成功地实践和发展了“活法”论的杨万里恰恰是深具理学造诣、“以学人而入诗派”者，正从另一角度说明了“活法”与理学的关系。
作为南宋最著名的诗人之一，杨万里在诗歌创作中最典型地体现了当时诗坛深受发展兴盛的理学影响的特点，其诚斋体的形成，除了时代的政治背景和文学史原因之外，实与理学有着密切关系①。杨万里曾作《和李天麟二首》诗，提出了“学诗须透脱，信手自孤高”的观点。所谓“透脱”，其实是宋代理学家普遍追求的一种悟道的境界，指经过对儒家经典的探索和日常生活的体验，一旦豁然醒悟之后心胸的通达超逸，是一种不拘泥于世俗的见识、不沾滞于事物的行迹，活泛流转，无入而不自得的境界。正是抱着这样一种从理学修养而来的“透脱”心胸，杨万里才摆脱了“资书以为诗”的江西流弊，不再从书本上寻章摘句，而是以机敏通脱的眼光去关注大千世界，并用平易活泼的语言和随物宛转的诗法表现出来;而“活法”正是适合于这样一种创作状态的表现手法。
诚斋体的“活法”特点，在表现自然万象的诗歌中最为突出。事实上，自然万物正是诚斋体最主要的描写对象，而这同样是受理学思想影响的结果。我们知道，理学家常常从自然现象中“观造化之妙”，杨万里亦具有同样的看法和态度。他在《芗林五十咏·文杏坞》诗中说：“道白非真白，言红不若红。请君红白外，别眼看天工。”指对自然万物要别具眼光，从表象之外探究化育万物的造化天工，这正是杨万里如此关注于自然的原因所在。如《道旁小憩观物化》：“蝴蝶新生未解飞，须拳粉湿睡花枝。后来借得东风力，不记如痴似醉时。”从内容来看，诗人仿佛是以充满新奇与童真的眼光，描写了蝴蝶新生时的情景，但从诗题可以看出，作者其实是要从这些最普通不过的自然现象中观万物之化育。《阻风钟家村观岸傍物化二首》一类的诗都体现了相似的主旨。诚斋诗歌便往往这样将生动有趣的描写所体现的诗人之“眼”和描写背后冷静的观照所体现的理学家之“思”成功地结合起来，活泼灵动而又引人回味。例如《过松源，晨炊漆公店》：“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诗歌具有某种哲理性，但作者这种理性的领悟是通过极富趣味的场景表现出来的，正是典型的理趣诗。而如《夜宿东渚放歌》《初晓明朗，忽然雾起，已而日出光景奇怪》一类的诗则突出地体现了“活法”“跳腾踔厉”、“飞动驰掷”、“笔端有口，句中有眼”等特点①。如前者：“天公要饱诗人眼，生愁秋山太枯淡。旋裁蜀锦展吴霞，低低抹在秋山半。须臾红锦作翠纱，机头织出暮归鸦。暮鸦翠纱忽不见，只见澄江净如练。”虚实结合地写出晚霞变幻多姿的景象，“如摄影之快镜，……稍纵即逝而及其未逝，转瞬即改而当其未改，眼明手捷，踪矢蹑风。此诚斋之所独也”②。
综观之，理学作为两宋时期最重要的学术思想流派，对于诗歌的影响存在着两面性：一方面，理学家重道轻文的思想阻碍了诗歌的发展，而理学家的创作中大量表现抽象枯燥义理的语录讲义体诗歌，以文学形式的非文学化成为诗歌发展的逆流;另一方面，理学思想的盛行、理学家的观物态度和方式大大促进了宋诗理性精神和哲理趣味的形成。另外，理学家对陶渊明的标举和对“平淡”的推崇也顺应了诗坛发展的潮流，丰富了文学审美风格的内涵。
注释
① 《朱子全书》卷六五,清嘉庆刻本。① 参见谢桃坊《略论宋代理学诗派》,《文学遗产》1986年第3期。① 此节参见张鸣《即物即理,即境即心》,载《文学史》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② 《朱子语类》卷一四○,第3329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① 《鹤林玉露》乙编卷二,第149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② 参见祝尚书《论“击壤派”》,《文学遗产》2001年第2期。③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二《邵氏击壤集序》,四部丛刊本。① 金履祥《濂洛风雅》卷五引,丛书集成初编本。② 《南轩文集》卷五《庐陵李直卿以复名其斋求予诗》,清道光刻本。① 《濂洛风雅》卷五,丛书集成初编本。① 《宋元学案》卷一九引,中华书局1986年版。① 《程氏经说》卷四之“白驹”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② 《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四,中华书局1981年版。③ 《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一二,中华书局1981年版。④ 《伊洛渊源录》卷一○《杨文靖公墓志铭》,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⑤ 《二程遗书》附录张绎《祭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① 《二程遗书》卷一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② 滕珙《经济文衡》后集卷二三《朱熹文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③ 《御纂朱子全书》卷六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④ 《晦庵先生文集》卷八四《跋吕范二公帖》,四部丛刊本。⑤ 朱熹《楚辞后语》卷六《寄蔡氏女第四十七》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① 《苏轼文集》卷六七,中华书局1986年版。② 《朱文公文集》卷五八《答谢成之》,四部丛刊本。① 参见马积高《江西诗派与理学》,《文学遗产》1987年第2期。② 参见张鸣《宋诗活法论与理学的关系初探》,见《中国文艺思想史论丛》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③ 《鹤林玉露》乙编卷三第163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① 参见张鸣《诚斋体与理学》,《文学遗产》1987年第3期。① 周必大《跋杨廷秀石人峰长篇》语,见《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九,清光绪刻本。② 钱锺书《谈艺录》第118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