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含秦)散文·诸子散文·孟轲与《孟子》·民为贵

孟子曰：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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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孟子·尽心下》之第十四章。

这章文字集中表现了孟子学说的“民本”思想。这是孟子一贯倡导的行王道，施仁政，推恩于民的政治主张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观点，具有足使当时天下震撼的进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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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诠词释句：

社稷——社，土地神。稷，谷神。古代建国时必设置社稷坛以祭祀土地神和谷神。朱熹注云：“盖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而立。”因而，常以社稷代称国家。

丘民——即众民、民众。丘，除有小山、土堆之训外，据《广雅·释诂》云：“丘，居也。”即众人聚居之处。故此以“众”解之。

得乎三句——这是说，能得民众之心的可当天子，被天子信任的封为诸侯;得到诸侯信任的封为大夫。

变置——更立，另立新君。

牺牲——指祭祀所用的牛、羊、猪。

粢盛——粢(zī资)，谷物。粢盛，指谷物装于器中。

祭祀以时——言祭祀按时进行。

变置社稷——意指废掉旧的社稷坛，另设新坛。例如，古代曾以句龙为社神，以柱为稷神，殷汤时大旱，于是废柱而另立弃为稷神。

二、略述大意：

孟子在此文中提出一个极为大胆的论断：百姓最为重要，国家为次，君主为轻。因此，得民之心者为天子，得天子之心者为诸侯，得诸侯之心者为大夫。如果，诸侯危害国家，那就废弃另立。天子诸侯设置的神社，如果发现祭祀不灵，不能免除自然灾害，也可以废旧立新，另立土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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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边读了孟子的四篇文章，大体上可以看出孟文的基本特色：说理周详，文笔畅达，激情荡漾，文势磅礴，富有雄辩气概。这里，着重说说以下两个问题。

一、孟子的驳议文风

读过孟轲《孟子》文章的人，都会感到孟文行笔畅达，语言流利，文气充沛，特别是带驳论性的章节，更是语流汹涌，激情喷薄，有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涌之势。

那么，孟子的这种文气、文风，是怎样营造的呢?主要来源有三：一是重视烘托造势;二是，喜用“迂回战术”;三是，善长排比句法。这几种手段，都为一个目标服务，然后就出现了上述的结果。

清人吴闿生在《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文中，曾作过一段异样精辟的评语：

通体盘旋，为末二句蓄势，章法极奇，……千盘百折，原集其阵，纯用劲折，无波磔痕。

(清吴闿生《重订孟子文法读本》)

这个评语，虽然是针对《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一篇具体文章所作，但是，将其用之于孟子其他相类的作品上，也无不可。比如《齐桓晋文之事》，更是如此。

孟子出游列国对国君们进行游说时，心中是有底的，得知将那些正热衷于“争霸”之君拉回“行王道”上来，是不容易的，会遇到种种障碍与抵制。因此，当他对齐宣王推行自己的“行王道，施仁政”主张时，思想早有充分准备。他认为，自己的游说言辞，如太白太直，自然不成;如软绵绵，如催眠曲的语调，也当不行;最好是采取一种有理、有节、有利，且又有气势的言辞，方可震聋发聩，入之于耳，摇撼其心而铭于内。于是，孟子在开首就以“冷语对泼水”之后，就连用了一串“以羊代牛衅钟”、“举百钧而不能撮一毛”、“察秋毫而不见舆薪”等荒诞事例和托意遥深的“缘木求鱼”寓言，将其引入正题，然后又用数句“激将语”，逼出齐王深藏的“大欲”野心，并作了自我否定之后，再告知齐王“施仁”后出现的前景，以及具体步骤与措施。就这样步步紧逼，环环入扣地，使全文充溢着一股有着剀切的辞势、诚挚的情势和真善的理势，以及澎湃的雄辩气势，最后征服了对方，获得了全胜：齐宣王明确表态——弃霸施仁。

在造势、蓄势过程中，作者又采取了迂回法和排比法，为营造文势助威，为揭示题旨出力。这是孟文的另一个重要特色。

于说理艺术上，用的是迂回战术，即以迂回法经过“外围战”导入主题。当齐王对“行王道”，有着种种障碍时，孟子先是以委婉言辞赞美“以牛衅钟”之举“不忍”，并指出，此即仁爱之心，使得齐王因此发生对“行王道”的兴趣。此后，当齐王询问究竟时，孟子又来了一个“迂回法”，即举出种种怪事倒问齐王是否相信。在齐王作了否定答复，逐渐接近“行仁政”这个中心的基础上，作者还是用“肥甘不足于口与?……”等一串排比句，逼得齐王只好袒露了自己存有“大欲”的心计。然后，又即刻用一个“缘木求鱼”的寓言加以否定。最后，孟子才从正面直捣题旨中心，为齐王展示了一幅令人向往的“行王道”后的美好前景。

在文法上，孟子善于运用铺排的句法，列陈事例或论据，取得良好效果。在上文中，采用了五个排比句，于迂回法中起着载体和助阵的作用，一见即明。在另外一些文章中，也有若干同样的用例。比如《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一文中，它摆列了“域民”、“固国”、“威天”等三个排比句式，强调“地利不如人和”的观点，并说明“得道”才可取得“人和”。由此，还引出一个“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万世不灭的著名论断。

晚清林琴南对于孟文的这种特色，曾作过深刻而精彩的评论，特录于后，与大家共鉴——

孟子此章 (即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洒洒千余言，把定指南针，一杪不曾走失。势若冈峦起伏，绵亘千里，然脉络照应极灵。惟其有脉络，故虽隔不断; 惟其有照应，故虽挺不突。气聚神完，不止道高千古，即论文字，亦非诸子所及。

(林琴南《左孟庄骚精华录》)

二、若干名句探胜

原文：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孟子·梁惠王上·齐桓晋文之事章》)

译语：

尊敬自家的长辈，从而推广到尊敬别人家的长辈;爱护自家子女，从而推广到爱护别人家的子女。

赏鉴：

敬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其实，也是人类应有的德行。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章句上》)有此两心，则行善施仁，就有了根底，将仁义之举，推己及人，也有了基础。因此，他向齐宣王推荐的“行王道，施仁政”，乃是当时政治主张的最高境界。孟子坚信“施仁政”之前景美好，但务必从君王自身做起，然后推及全国民众。如若每个人对自己长辈和他人长辈同样尊敬，对自己子女和他人子女一样爱护，那么，男女老少，人人关心，上下关爱，天下归心，哪有国家治理不好，民众不安居乐业的呢?

原文：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孟子·公孙丑下·天时不如地利》)

译语：

天时不及地利，地利不及人和。

赏鉴：

天时、地利、人和三者连用，在先秦典籍中常见使用。如管仲《管子》、孙武《孙子》和尉缭《尉缭子》、荀卿《荀子》，以及孟轲《孟子》等均是。但它们在使用的角度和含义上各有不同。比如，《管子·牧民》中曰：“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库不盈。”这是把它们赋予土地生产财富之义。而《荀子·王霸》则云：“农夫朴力而寡能，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这是从农业生产着眼，赋予不同的内蕴。即天时，指农时;地利，指地力;人和，指内部分工(用杨伯峻说)。再来看《孟子》中的用法：它从战争角度出发，审视了这三个词的含义是：天时，阴阳寒暑等气候条件是否适于战争;地利，有利战争的城池山川等地理条件;人和，人心所向，内部团结。孟子在这里给“人和”以前所未有的突出地位。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不是“地利”，更非“天时”，而是“人和”，亦即人心之向背。

这个论断，决不是随意作出的，而是把三个因素同战争的关联程度，加以缜密的权衡比较之后，所得出的正确结论。孟子认为，天时对战争是有关联的，但与“地利”相较，而“天时”，当退居其次;将地利同“人和”再作比较，地利又得退居次要地位。因为，高城深池、险要山川等优异条件，兵器、给养的存贮与供应等等物质“硬件”，都是战争必备因素，但是，军队缺乏高昂士气，民心不予支持，最充足、最精良的“硬件”都无济于事。因此，“人和”是关系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这样，“人在一切事物中的决定因素”，这个含有光辉唯物史观精神的命题，终于在1600多年前的战国社会亮了出来，其意义与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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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孟子·告子下·舜发于畎亩之中章》)

译语：

忧愁祸患足以使人生存，安逸快乐足以使人毁亡。

赏鉴：

孟子这一论断，是总结了先秦数千年历史经验后提出的。他先从虞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六位杰出政治家，在他们登台承担历史“大任”之前，均曾饱经忧患，尝尽人生百味。险恶环境和坎壈道路，使他们经受了肉体与灵魂的种种磨难与考验，坚其意志，增长才干，然后应运而出，且大有作为，终成历史之杰出人物。这是，正面榜样的启迪，并又以此验证了“安乐丧身亡国”的若干历史教训。这在文中虽未明列事例，但从字里行间可领会其精神，甚至见其影子。因此，孟子这个含有辩证思维的光辉论断，完全植根于千百年来的历史土壤之中，不会因历史风雨冲刷而泯灭的。

后世的实践，已证明这个千古名句，具有无限生命力，且经历愈久愈显其鲜活。中国历代都有许多有识之士，都在继承和发扬孟子这个观点。在初唐，当“贞观之治”达到顶峰，天下大治，但贤相魏征却以“居安思危”为中心，向国君李世民进谏《十思疏》。这正是孟子思想的最好继承与光大。在中唐，古文大家柳宗元，在《敌戒》一文中，也说过“敌存灭祸，敌去召过”的意味深长的话。及至两宋，宋初欧阳修在《五代史伶官传序》中，特别指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宋人孙奭在《孟子正义》中，也说：“圣贤困穷，天坚其志;次贤感激，乃奋其意;凡人佚乐，以丧知能。贤愚之教也。”南宋朱熹也完全赞同孟子观点说：“则知人之生全由于忧患，而死亡由于安乐矣。”明清士人之中，也不乏这方面的言论。

孟子这一思想，超越时空，流芳千古，在今日盛世，也不无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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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章》)

译语：

民众最为重要，土谷之神次之，君主为轻。

赏鉴：

原文的三句话，经过历史传递和时间“提纯”，已被精炼为一条四言成语：“民贵君轻”。孟子这个论点的提出，在今日看来，似乎平常，但在“君权神圣”时代，则是一个破天荒的惊人之论。试想，他竟敢于大胆地、以至狂妄地重排了神、君、民三者的位次，把历来压在社会底层的“民”，居然提升到“君、神”之上，还不大胆妄为吗?然而，距今“平民时代”数千年的孔夫子的后学孟轲，竟在自己著作中明白无误地写着：民为贵，君为轻!

为什么孟子会有这种大胆的惊人论断呢?主要源于以下两点：

第一、他的一贯“民本”思想的具体呈现

向来夸耀自己，是孔学子思一派的嫡传门生的孟轲，不懈地推行着自己“施仁政”主张，“保民而王”是其最高理想。他每当提到仁政内容时，总喜欢将“仕者”同“耕者”、“商賈”等类人平列看待，把“民”与“士”的利益共熔于一炉，甘于“为民请命”，说：“士之仕也，犹农民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

第二、这个观点，同当时客观形势——现实政治有密切关联

孟子“民贵君轻”观点的出炉，其斗争锋芒，是直指当时社会流行的一股思潮，即“绝对君权”潮流。在孟子若干文章中，可以发现反对“暴君”，声讨“虐政”和谴责“好战”等等言行。这些都不是虚妄的，有实际目标的。他把“民贵”、“君轻”的主张，用作直接抵制“尊主”、“扬权”的防御工事，或者进攻对方的锐利武器。

孟子生长于战国中叶，是七雄争霸的大动荡时代，他的“民贵君轻”论，在当时确是缺乏现实性的。但是，它的民主性精华和它的进步意义，是不应怀疑的，在今天看来，仍有重大借鉴价值。

附图三十一：

孟 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