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汉字汉语·汉语语法

汉语和印欧语的一个明显区别是没有形态标志和形态变化;句子中没有定式动词，词组的构造规则和句子的构造规则是一套。因此词序和虚词在汉语语法中显得特别重要。同样的词，如果次序不同，那么它们所组成的短语和句子的结构也不同，如“积极学习”不同于“学习积极”、“传统文化”也不同于“文化传统”。汉语中修饰语成分一般放在被修饰语成分之前。汉语中表示时间和地点的词一般放在主语前或主语和主要动词之间，而英语等印欧语中这些成分一般放在句尾。

在印欧语中，词类和句法成分之间大致有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如动词跟谓语对应，名词跟主宾语对应，形容词跟定语和表语对应，副词跟状语对应。但汉语中动词和形容词可以出现在主语或其他非谓语的位置上，形式上都一样。汉语中的名词也可以出现在谓语的位置上，从而构成名词谓语句，如“他黄头发”、“今天星期一”。汉语中的形容词作谓语，前面可以不同系词，如“花儿红”。这都是不同于印欧语的地方。

汉语的主谓结构之间比较松散，口语中可以有停顿，还可以加上语气词，甚至主语省去不说。如果句子中有主语，汉语中有一种趋势，即让主语表示已知的事物，如“客人来了”不同于“来客人了”，前者的“客人”对于说话人和听说人来说是事先就已经知道要来的人;而后者则未必。汉语的句法结构中主谓谓语句和述补结构比较特别。主谓谓语句指主谓结构充当谓语的句子。如“老王我们叫他大哥”、“白菜一毛两斤”。述补结构中动词是描述这个行为的性质的，补语是描述其结果的，如“打破/清除/撬开”。印欧语中没有跟它相对应的格式。值得注意的是，述补结构中的动词和补语的组合是极其自由的，如“洗干净”常说，因为“洗”能导致的最自然的结果是“干净”。可是除了“洗干净”之外，也能说“洗脏了/洗破了/洗香了”，甚至还可以说“把我说糊涂了/把他说哭了”。另外，汉语中语法关系和语义关系不一致的现象也是常见的，如“圆圆地画了 个圈儿”，“圆圆地”在语义上是指“圈儿”的，可是在语法上却修饰了“画”。

跟印欧语比较，汉语还有一些特殊的词类。如量词，它是指“一个人”、“三本书”、“两支笔”中“个”、“本”、“支”这种词。现代汉语中表示名词的数量时，量词一般是必不可缺的。汉语中有几百个量词，都必须与数万个名词搭配，这在英语等语言中是没有对等的形式的。汉语中的句末语气词如“啊”、“吗”、“呢”等在印欧语中也是没有的。

下面简单谈谈汉语语法的历史变化。汉语的语法具有很大的稳固性，这是和汉语语音、词汇的不同之处。下面我们分两部分来谈汉语语法的变化。第一部分谈词类的古今变化，第二部分谈句法的历史发展。

汉语语法研究中，向来把词类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这两类词古今都有变化，但虚词的更替更引人注意。例如，上古有一套繁复的代词系统，人称代词中第一人称有“吾、我、卬、余、予、台、朕”等，第二人称有“汝(女)、若、乃、而、戎”等，第三人称有“其、之、厥”等。这些词在最早的时候可能有格的区别。人称代词的单复数情况是，除“朕”、“予”、“台”、“卬”只用于单数外，其他没有明确的单复数的界限。战国以后，人称代词有加“侪”、“等”、“曹”、“属”等字表示复数的。真正的人称代词复数如“我们”、“你们”、“他们”是宋代以后才产生的。到了中古时代(魏晋南北朝隋唐，公元3世纪至10世纪)，“台、卬、戎”等被淘汰，口语里产生了一些新的人称代词，如“侬”、“俺”、“咱”、“你”、“伊”、“渠”、“他”。这里面有的可能是上古某个代词的变音，如“渠”是“其”变来的。到了现代汉语，书面语中受西洋语言分阴、阳、中性的影响，人称代词发生了两个变化：①“他”分化出“他”、“她”、“它”三个代词;②“它们”也开始广泛应用。

指示代词在上古有“之”、“其”(“之”、“其”作为“人称代词”，是由指示代词变过去的)、“兹”、“此”、“斯”、“是”、“他”、“莫”、“彼”、“夫”、“尔”、“若”、“然”。上古汉语的指示代词可能分近指、远指、中指、泛指等几套。“是”、“斯”、“此”是近指和中指，“夫”、“彼”是远指，“之”、“其”、“兹”是泛指。至于“尔”、“若”、“然”则可能是谓词性指示代词。唐宋以后，口语里“这、那”代替了“此、彼”。“这”字也写作“者”、“遮”。另外，唐宋时还产生了一些别的代词，如“恁么”。

疑问代词上古有谁、孰、何、曷、胡、奚、侯、遐、恶、安、焉等。南北朝时，出现了“底”，意义和“何”相似。唐代产生了“什么”，也写作“甚么、甚末”，或写成合音形式“甚”。现代汉语的“怎么”，在唐五代只用“争”表示，到五代以后用“怎”字，同时产生了“怎生”、“怎么(怎末)”、“怎的”等语。现在，疑问代词共有“谁”、“什么”、“哪里”、“怎么”、“怎(么)样”几个。它们还产生了虚指的用法，如“谁没见过太阳”、“什么好就吃什么”。

在虚词的更替中，介词和语气词的更替也比较突出。上古的主要介词有“于(於)”、“自”、“与”、“以”、“为”。现在除了在书面语中使用外，口语中基本不用。现代汉语的介词大都由实词虚化而来，如晋代以后，“在”、“向”虚化为介词，逐渐在口语中代替了“于(於)”。“和”是在唐代虚化为介词的，它最初是形容词，先虚化为连词，再虚化为介词。

汉语的语气词大概是在春秋以后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表示陈述语气的有“也、矣、焉、耳”，表示疑问语气的有“乎、哉、与(欤)、邪(耶)”，表示感叹语气的有“哉、夫”，表示祈使语气的有“也”等。上古的语气词全部都在口语中消亡了。现代汉语中常见的语气词可以分为三组。①表示时态，如“了”、“呢”、“来着”;②表示疑问或祈使，如“呢”、“吗”、“吧”;③表示说话人的态度或情感的，如“啊”、“呕”、“欸”、“嚜”、“呢”。

上古汉语的否定副词比较复杂。先秦时代“弗”“不”是一组，“勿”“毋”是一组，这两组的用法是分别相对的。“弗”和“勿”所修饰的及物动词一般不能带宾语，“不、毋”则相反。除此之外，还有“非”、“未”、“莫”、“末”、“蔑”、“亡”、“曼”都是否定副词。到了中古口语中主要只有“不”、“莫”、“未”几个。“不”成为表示一般性否定的基本形式，完全取代了“弗”，“非”为“不是”所替代。至于表示禁止性的否定副词“毋、勿”，虽然还出现在中古的书面语中，但在口语中是逐渐被“莫”代替了的。

就实词来说，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汉语中有词类活用的现象。最常见的是形容词、名词、数词活用为动词，如《左传·桓公十一年》：“宋雍氏女于郑庄公。”“女”本是名词，在此用为动词，意思是“嫁女”。形容词、名词用作动词，有时含有使动或意动的意义。如《史记·项羽本纪》：“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王我”是“使我为王”的意思。又如《战国策·齐策》：“孟尝君客我。”“客我”是“把我当作客人看待”的意思。

古汉语和现代汉语句法上的差别主要表现在新旧句式的消亡与替换、语序的变化上。

上古汉语中，名词或名词性词组可以直接作谓语，形成判断句，一般以“也”字煞句，有时主语后还有“者”字，如《庄子·德充符》：“夫子，圣人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荀卿，赵人。”战国后期，由于“是”经常出现在主语后面复指主语，它逐渐变成了系词。如汉初人抄写的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中有一幅根据天象判断吉凶的古书，其中有“是是帚彗”、“是是竹彗”、“是是嵩彗”等句子，这些句子里的第二个“是”显然是系词。此书原为战国后期楚人所著。在“是”字成为系词之后，它又产生了多种新的用法，如起强调作用的用法，像“我是打过电话”中的“是”。

汉语的动词谓语句也经历了一个复杂化的过程。例如先秦时代动词很少带结果补语，汉代才比较多见。魏晋南北朝以后应用才普遍起来。开始的时候，动词和补语的关系还不很紧密，中间可以插入宾语(如杜甫《奉陪郑附马韦曲》：“石角钩衣破”。)，宋以后，这种情况就少见了。用结构助词“得”连接的补语，始见于唐宋之际的白话，现代汉语中运用非常广泛。

在近代汉语中还产生了一种重要的句式，即处置式“把”字句。“把”字句的前身是“将”字句。“将”和“把”原来是动词，虚化而成为介词。在处置式产生的初期，宾语后面可以只有一个单音节的动词。宋代以后，动词部分必须是复杂结构。而且到了更晚的时候，动词本身也可以带宾语，如《红楼梦》第二十四回：“把你嘴上的胭脂赏给我吃了吧。”

被动式的出现也是汉语句式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在先秦时代，动词用于被动意义与用于施动意义在形式上是一样的。春秋时代产生“为”字句和“见”字句在表示被动。汉代以后，出现“为……所”式句和“被”字句。起初，“被”字句中还没有施事者，汉末以后，“被”字句中有了施事者出现。以后它在口语中逐渐代替了“为……所”式。

汉语的动词词尾是在近代产生的。“了”在东汉的文献中有作“终了、了结”解，是动词。到了唐人诗句中，“了”字已经在很多地方不用作谓语，而逐渐虚化。唐末五代，出现了“动+了十宾”形式，“了”才真正成了词尾。“着”也是从动词虚化来的。原来它是“附着”的意思，南北朝时，“着”字一般只用于处所词的前面，并且常常和“前、后、上、下、中、边”等字相呼应，如《世说新语·德行》：“长文尚小，载著车中。”这种用法继续发展，到了宋代，就有了表示正在进行的意思了。宋元时代，“着”有时还可以表示完成，与“了”界限不清;明代以后，特别是十七世纪以后，“了”和“着”才有了明确的分工。“过”的出现比较晚，大约在唐代开始虚化，宋代逐渐多起来。如《朱子语类辑略》卷五：“看过了后，无时无候，又把起来思量一遍。”

汉语句法方面的另一个变化是语序的变化。

汉语的主语和谓语的位置相对来说是最固定的，总是主语在谓语的前面。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都有 一些把主语放在谓语后面的例子，主要见于感叹句和疑问句，这是大家熟悉的。比较特殊的是在殷墟甲骨 卜辞中可以看到一般的句子中，主语放在谓语后面，谓语后面不带语气词之类的标记，如“受年商(《甲骨文合集》20651片)就是“商受年”。这在古籍中是看不到的。

古书中宾语的位置比较特别。先秦时代，否定句、疑问句中代词宾语是放在动词之前的，如《论语·先进》：“居则曰：‘不吾知也。’”《论语·子罕》：“吾谁欺?欺天乎?”有人推测更早的汉语中所有宾语可能都在动词之前。汉代以后，上面所提到的两种句子中的宾语逐渐可以不前置了。到了南北朝以后，后置的现象已经在口语中完成了。

汉语语序中的另一大变化是介词结构的位置的移动。先秦时代，表示处所、对象、时间的介词结构一般以放在动词后面为常，如《孟子·梁惠王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孟子·离娄下》：“逢蒙学射于羿。”《庄子·天运》：“利泽施于万世。”到了汉代，介词结构渐渐可以无条件地移到动词的前面，如《汉书·王褒传》：“褒于道病死，上闵惜之。”南北朝以后，“在”字取代了“于”字，除了表趋向的“在”字结构外，一般的“在”字结构放在动词(及其宾语)的前面为常，如曹植诗：“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汉语数词、量词与名词的组合顺序也经历了较大的变化。先秦汉语中，量词不多，“数+名”和“名+数”的形式都较常见，“名+数+量”的形式几乎是唯一的形式。魏晋南北朝以后，量词大量产生，“数+量+名”也成为正常的语序。现在，除了在计帐的场合，一般都不用“名+数+量”的形式了。

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汉语语法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虽然变化不是很大，但是总的趋势是，词类越来越完备，各类词的分 工也越来越明确。尤其是汉语的虚词体系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逐渐丰富，作用日益增加。汉语的句法结构也逐渐丰富和严密，完全可以表达人们日趋复杂和严密的思想。

在灿烂辉煌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汉字汉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汉字是汉语的载体，汗牛充栋的汉文化典籍是用汉字记录下来、流传至今的。即使撇开各种文化典籍所记载的内容，从汉字本身也可以看到不少古代的文化传统。

首先，由于汉字的表意性，不少事物经过汉字表现出来，使人们有亲见其物的感觉。且不说人们常见的那些动物，如牛、羊、犬等，在古文字中简直被描绘得栩栩如生，就是那些似乎从未见过的事物，也可以从字形上看出当时古人是怎么认识这些事物的。例如，作为中华文化象征的“龙”，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动物?古书中的说法使人不可想象(如《说文》说它“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但在较早的古文字资料中，“龙”被写作如P346—45形，可以看出来，它是一种大口长身的怪兽。

其次，从汉字中还可以看出古代人的一些习俗。例如P346—46形是“無”(简化字“无”)字，字形表示人持牛尾一类东西在跳舞。这和《吕氏春秋·古乐》所载是符合的：“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又如“聝”在古文字中写作如P346-47形，“取”在古文字中写作如P346-48形。为什么“聝”字要写成从戈从耳，“取”字要写成从又(即手)从耳呢?这反映了古代的一种习俗：古人在战争中杀死敌人要割下左耳作为计功的凭据;而且在田猎中猎获了动物也同样取下左耳作为计功的凭据。

有人认为周代始祖后稷名弃，可能就是因为出生后曾被抛弃而得名。据民族学研究，古人生孩子后可能会因迷信或生活困难等原因弃而不育。这种现象也可以从古文字中得到佐证。古文字的“弃”(见P346-49形)，字形表示用箕盛婴儿去抛弃掉。

古人的居住情况我们也可以从古文字中略窥一斑。如“出”写作P346-50形，“各”写作P346-51形，两字均从P346-52形，象坎穴，“出”的字形是以趾离坎表示外出，“各”的字形则以距入坎表示到达，这反映了古人穴居的情况。又如“宿”字甲骨文中写作P346-53形，其中的P346-54形是簟的象形，整个字形表示古人是睡在屋里的簟席上的。

农业生产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古文字中不少字形反映了古人农业生产的情况。甲骨文中“耤”字(见P346-55形)，象人持耒而耕田，整个字形象耕者手足并用以挖土的情景，十分生动。“男”在甲骨文中(见P346-56形)为“力”这种农业工具在田上操作的形象，“力”是由原始农业中挖掘植物或点种用的尖头木棒发展而成的挖土工具，字形里的短画象踏脚的横木。又如甲骨文里的如P346-57形的字，是手持辰形工具除去草木之形。“辰”是古书中常见的耨等一类农具，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短柄锄。初民之世，森林遍布，营耕者在耕种之先，或者在耕撂荒地之前，一定要先斩伐树木，因此此字从“林”，就是“蓐”字。另外从甲骨文中可以看到，殷商时代人们收获谷物有时是只取其穗的，P346-58字形所表示的就是用手或铚收摘谷物的穗，相当于后代的采字(参裘锡圭《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农业》，载《农史研究》第八辑)。

早在历史上，汉字汉语就对中国周围的异族文化产生过深厚的影响。11世纪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国就仿照汉文楷书创造了自己的文字，13世纪西夏灭亡后，西夏文还流行过一段时间。契丹族借用汉文笔画创造了契丹文，流行于10世纪至13世纪的辽国和西辽。女真族参照契丹文和汉文创造了女真文，流行于金朝。金灭后，继续使用，一直到明中叶以后才废止。另外，彝文创于明代(可能更早)，是表意文字，也曾深受汉文的影响。还有不少民族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过文字，如壮族的“土俗字”、水族的“水书”。也有些民族用汉字字音记述本民族的语言，如瑶族的“过山榜”等。

汉字汉语对日本、朝鲜、越南等语言文字的影响更是众所周知。

相传公元4～5世纪，汉字由中国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成为日本的官方文字。日语汉字的发音分音读和训读两种。近似汉字本来读音的叫音读，取汉字的字义而按日语的固有读法发音的叫训读，如“父”读chi chi，“母”读ha ha。音读又分三种：六朝时传入日本的中国南方音叫吴音，隋唐传入日本的中国北方音叫汉音，宋以后传入日本的中国南方音叫唐音。由于隋唐时日汉交流最多，所以日语汉字音读中汉音占大多数。

日本人自己创造的假名，共有73个。片假名是借汉字的草书造成的，如あ”是“安”的草体，“い”是“以”的草体。平假名是借汉字的楷书偏旁造成的，如“ア”是行书“阿”的左偏旁，“亻”是“伊”的左偏旁。此外，日语词汇中表示身体、天文、矿产资源和抽象概念的大都借自汉语。明治期间，日本向西方学习，翻译西方书籍，利用汉语的构词法创造了大量的新词，或者赋予古汉语词汇以新的含义，后来这些词又被汉语借回。前面我们在“汉语语汇”中已经举过不少例子了。

汉字汉语对朝鲜语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十二年)燕人卫满亡命入朝鲜，自立为朝鲜王。公元5世纪前后，汉字已经被用作朝鲜的文字。朝鲜语中的汉字也有音读和训读之别，但训读未保存下来。直到1444年，朝鲜人创制了文字“训民正音”(后来改称朝鲜文)，这是一套音位字母，从此它代替了汉字。现代朝鲜语的新词，除少数自己创制的以外，多数是汉语的借词，不过 一般是从日语中转借过去的，如“方针”读pang ch'im，“政策”读chəng ch'ɛk。

汉字汉语对越南语也有不小的影响。汉武帝时汉语已传入越南。隋唐时越南曾有300多年的时间隶属于中国。唐初曾置安南都护府，在越南设学校，授汉字。越南语中的词汇有两套，白话是越南固有的词汇，而文言则是汉语借词。例如“一”读nhât5，“二”读nli6。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政治地位的提高，当代世界各国掀起了“汉语热”。这主要是出自外交、贸易、旅游以及学术研究的需要。有人预言，21世纪将是太平洋的世纪，中文则是进入这个时代的一把钥匙。目前全世界非华裔人口中，正在学习汉语的学生已经超过10万人，设置中文课程的国家有60多个。可以相信，随着汉语的推广和普及，汉文化对世界文明将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