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美学要略·学说与流派·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

1939年到1941年间，解放区和国统区的进步作家就民族形式问题先后展开了广泛而热烈地讨论。这是三十年代初期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的继续和深入。参加争论的有向林冰、葛一虹、茅盾、冯雪峰、胡风、 郭沫若、以群、罗荪等左翼作家。

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讲话，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魄”。延安文艺界在学习和讨论毛泽东这一思想时，紧密联系文艺创作实践，对于利用旧形式和民族形式的创造等问题，周扬、何其芳等同志都撰文发表了意见。主张把民族的、民间的旧有艺术形式中的优良成分吸收到新文艺中来，给新文艺以清新刚健营养，使新文化更加民族化，大众化。对此，大家意见基本一致，并没有发生严重的分歧。但在国统区讨论中，却众说纷纭，争论激烈，持续较久。以向林冰为首的一些人主张民族形式只能从民族传统中产生，提出民间形式是民族形式中心源泉的观点。剧作家葛一虹却完全否认民间形式对于创造民族形式的重要意义，认为只有沿着“五四”新文艺的形式才能发展民族形式，民族遗产中的民间形式并不是民族形式的“主导契机”或“中心源泉”。

胡风是较晚介入这场争论的，后来在他撰写的《论民族形式问题》的小册子中，其基本倾向是不同意向林冰的观点，较切近葛一虹的看法。

郭沫若在《“民族形式”商兑》一文中提出，“五四”以后的新文艺在形式上虽然有欧化倾向，但它仍然是旧文学的历史发展，它的缺点是与群众结合不够; “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毫无可议的，是现实生活。今天的民族现实的反映，便自然成为今天的民族文艺的形式。”

茅盾在总结国统区文艺运动时，曾对向、葛针锋相对的观点谈了自己的看法： “有的是把大众化问题简单化到只是‘民间旧形式’的利用(所谓‘旧瓶装新酒’)，以至完全抹杀了‘五四’以来的一切新文艺的形式，也有的在保卫‘新形式’的名义下坚守着小资产阶级文艺的小天地——其所保卫的是‘形式’，实际上是深恐藏在这种形式下的内容受到损害。”

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具有重大意义。它发展了“五四”以来文艺大众化、民族化的积极成果，批判了复古主义、形式主义倾向，比较明确地从文艺与革命、文艺与群众的联系出发来探讨“民族形式”的途径，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自身改造和创作实践具有积极推动作用。这次论争的不足之处是论争各方多重于形式本身问题的探讨，而忽略了对形式起决定作用的内容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