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反第四十六
【题解】
本文从功利观点出发，指出社会上分别存在着六种“奸伪无益”之民和“耕战有益”之民，前者应受到诛罚却得到了称誉和礼敬，后者应得到奖赏却受到了轻视和贬抑，这就是“六反”。据此，文章又进一步反对仁爱、轻刑、足民，提倡君主以威严治国、以信赏必罚劝禁。
【原文】
畏死远难，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贵生之士”[1]。学道立方，离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学之士”[2]。游居厚养，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3]。语曲牟知，伪诈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辩智之士”[4]。行剑攻杀，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5]。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誉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誉也。赴险殉诚，死节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计之民”也。寡闻从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朴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纯粹，整谷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戆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慑之民”也。挫贼遏奸，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謟谗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毁也。奸伪无益之民六，而世誉之如彼；耕战有益之民六，而世毁之如此；此之谓“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誉之，世主听虚声而礼之，礼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于俗而贱之，贱之所在，害必加焉[6]。故名赏在乎私恶当罪之民，而毁害在乎公善宜赏之士，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
【注释】
[1]难：危难。降北：投降败逃。[2]方：方术，学说。[3]牟食之民：指依靠游说混饭吃的人。牟，贪取，侵夺。[4]语曲：诡辩。牟知：从事于玩弄智巧。牟：通“务”。知：通“智”。[5]暴憿之民：凶暴而冒险的人。憿，通“侥”，侥幸。磏：（lián）磨刀石，引申为有锋芒、有棱角。[6]訾：诋毁。
【译文】
贪生怕死逃避危难，是投降败逃的人，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重视生命的人”。学道术立方术，是背离法制的人，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有学问的人”。到处游说得到丰厚供养，是依靠游说混饭吃的人，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有才能的人”。空谈诡辩玩弄智巧，是虚伪诡诈的人，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雄辩智慧的人”。用剑行刺攻击杀人，是凶暴而冒险的人，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有锋芒勇敢的斗士”。救活贼子藏匿坏人，是应当判处死刑的罪犯，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讲名声有信誉的人”。这六种人，是社会上所称赞的。为国赴险忠诚献身，是为节操而牺牲的人，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不会算计的傻瓜”。见闻少顺从命令，是守法的良民，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朴实丑陋的人”。努力劳作自食其力，是创造财富的人，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缺少才能的人”。善良厚道单纯质朴，是正派善良的人，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愚昧刚愎的人”。重视命令谨慎办事，是尊重君主的人，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胆小怕事的人”。挫败乱贼遏制奸邪，是使君主明白的人，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奉承说别人坏话的人”。这六种人，是社会上所诋毁的人。奸邪诡诈无益于国家的人有六种，而社会上竟像那样来称赞他们；耕地作战有益于国家的人有六种，而社会上却如此诋毁他们；这就叫做“六种反常”。布衣百姓考虑到自己的私利而称赞那些无益于国家的人，当代君主听到这些虚名就礼遇他们，礼遇他们，必定给予他们好处。布衣百姓考虑到对自己有害而诋毁那些有益于国家的人，当代君主被世俗偏见所蒙蔽而鄙视他们，被鄙视，必定会受害。所以名誉奖赏给了那些谋私作恶应当惩罚的人，而诋毁刑罚却加罪于那些为国家做好事应该奖赏的人，要想求得国家的富强，是不可能的。
【原文】
古者有谚曰：“为政犹沐也，虽有弃发，必为之。”爱弃发之费而忘长发之利，不知权者也。夫弹痤者痛，饮药者苦，为苦惫之故不弹痤饮药，则身不活，病不已矣[1]。今上下之接，无子父之泽，而欲以行义禁下，则交必有郄矣[2]。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3]。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今学者之说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爱之道，是求人主之过父母之亲也，此不熟于论恩，诈而诬也，故明主不受也。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法禁明着，则官法；必于赏罚，赏罚不阿，则民用。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挟大利以听治，故其任官者当能，其赏罚无私。使士民明焉，尽力致死，则功伐可立而爵禄可致，爵禄致而富贵之业成矣。富贵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挟大利以从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尽而不望。此谓君不仁，臣不忠，则不可以霸王矣。
【注释】
[1]弹痤：（tán）用石针割刺痈。痤：痈。[2]郄：（xì）同“郤”，也作“隙”，空隙、裂缝。[3]怀衽：怀抱。衽，衣襟。
【译文】
古代有谚语说：“处理政事就好比洗头，虽然会掉一些头发，但一定会洗头。”舍不得掉头发的耗费而忘记洗头能促使头发生长的好处，就是不懂得权衡利弊得失的人。用针刺痈会疼痛，喝药会口苦，因为痛苦的缘故而不刺痈喝药，那么自己就不能活命了，病就治不好了。如今君臣之间的交往关系，没有父子之间的恩惠，而想用施行仁义的措施来禁控臣下，那么君臣的交往关系必定会有裂缝。况且父母亲对于子女，生了儿子就去祝贺，生了女儿就杀死。子女都是父母所生，但生了儿子就祝贺，生了女儿就杀死，这是因为父母亲考虑到他们对自己今后的利益，计算长远的利益。所以父母亲对于子女，尚且用计算对自己是否有利的心思去对待他们，更何况是没有父子之恩惠的人呢？如今学者游说君主，都叫君主去掉求利的思想，从相爱的原则出发，这是要求君主对臣民的爱超过父母对子女的爱，这是谈论恩惠的无知之谈，是一种欺骗和杜撰，所以英明的君主是不接受的。圣明的人治理国家，首先审查法律禁令，法律禁令明白了，那么官府就能依法治理政务；其次坚决地实行赏罚，赏罚不偏私，那么民众就能被使用。民众能被使用官府得到治理，那么国家就能富裕，国家富裕那么兵力就会强盛，而称霸称王的事业就能成就。称王称霸，是君主最大的利益。君主为了获取大利益来治理国家，所以任用官吏的时候要求才能相当，赏罚时没有偏私。使士人民众都明白此道理，尽力拼命，那么就能建立功绩获得爵位俸禄，爵位俸禄只要得到了而富贵的事业也就成就了。富贵，是臣子的最大利益。臣子为了获取大利益来做事，所以拼死应对危难，即使尽全力死了也无怨恨。这就是说，君主不施仁爱，臣下不效忠诚，那么就不可能称王称霸了。
【原文】
夫奸，必知则备，必诛则止；不知则肆，不诛则行。夫陈轻货于幽隐，虽曾、史可疑也；悬百金于市，虽大盗不取也。不知，则曾、史可疑于幽隐；必知，则大盗不取悬金于市。故明主之治国也，众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爱子也倍父，父令之行于子者十母；吏之于民无爱，令之行于民也万父。母积爱而令穷，吏威严而民听从，严爱之策亦可决矣。且父母之所以求于子也，动作则欲其安利也，行身则欲其远罪也。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亲以厚爱关子于安利而不听，君以无爱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故母厚爱处，子多败，推爱也；父薄爱教笞，子多善，用严也。
【译文】
奸邪的人，必定被别人知道才会有戒备，必定被别人惩罚才会停止；不被别人知道就会放肆，不受到惩罚就会横行。如果把轻便的可以随身携带的货物陈放在幽暗隐蔽的地方，即使是曾参、史鱼那样的廉洁之士也可以被怀疑；把百金悬挂在市场上，虽然是大盗也不敢去取。不被知道，那么曾参、史鱼那样的廉洁之士也可以被怀疑；必定被知道，那么大盗也不敢偷取悬挂在市场上的百斤。所以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防范措施多而惩罚重，使民众因法令受到约束而不是凭品行的廉洁停止作恶。母亲对子女的爱胜过父亲的数倍，但父亲的命令在子女那里得到执行却是母亲的十倍；差役对民众没有什么仁爱，其命令在民众那里得到执行却是父亲的万倍。母亲积聚仁爱而命令却行不通，差役运用威严而民众就听从，以此到底采用威严还是仁爱的策略，也就能决断了。况且父母亲所要求子女的，希望他们在行动方面安全有利，希望他们在立身处世方面远离罪过。君主对于民众，国家有灾难就用他们拼死卖命，安定太平时就使他们尽力生产。父母亲怀着深厚的爱关切子女安全利益仁子女却不听从，君主不用仁爱和利益的要求民众卖命而命令却能执行。英明的君主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不培养恩爱之心而增强威严之势。所以母亲以深厚的爱对待子女，子女多半品行变坏，这是因为推行了仁爱；父亲淡泊仁爱用竹板子抽打管教子女，子女多半品行善良，这是因为使用了威严。
【原文】
今家人之治产也，相忍以饥寒，相强以劳苦，虽犯军旅之难，饥馑之患，温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怜以衣食，相惠以佚乐，天饥岁荒，嫁妻卖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圣人权其轻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学者之言皆曰“轻刑”，此乱亡之术也。凡赏罚之必者，劝禁也。赏厚，则所欲之得也疾；罚重，则所恶之禁也急。夫欲利者必恶害，害者，利之反也。反于所欲，焉得无恶？欲治者必恶乱，乱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赏必厚矣；其恶乱甚者，其罚必重矣。今取于轻刑者，其恶乱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此非特无术也，又乃无行。是故决贤、不肖、愚、知之美，在赏罚之轻重。且夫重刑者，非为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1]。治贼，非治所揆也；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盗，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2]。故曰：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重罚者，盗贼也；而悼惧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于重刑名！若夫厚赏者，非独赏功也，又劝一国。受赏者甘利，未赏者慕业，是报一人之功而劝境内之众也，欲治者何疑于厚赏！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伤民，轻刑可以止奸，何必于重哉？”此不察于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轻止也；以轻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设重刑者而奸尽止，奸尽止，则此奚伤于民也？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加大罪，故奸必止者也。所谓轻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故先圣有谚曰：“不踬于山，而踬于垤[3]。”山者大，故人顺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轻刑罚，民必易之。犯而不诛，是驱国而弃之也；犯而诛之，是为民设陷也。是故轻罪者，民之垤也。是以轻罪之为民道也，非乱国也，则设民陷也，此则可谓伤民矣！
【注释】
[1]揆：（kuí）大致估量现实状况。[2]胥靡：犯轻罪被罚苦役的人。[3]踬：（zhì）绊倒。垤：（dié）小土堆。
【译文】
如今一般人家治理产业时，用忍饥寒来相互鼓励，用吃苦耐劳来相互监督，虽然遭到战争的祸乱，荒年的灾患，还能够穿暖吃饱，必定就是这种家庭了；用丰衣美食来相互怜爱，用安逸享乐来相互照顾，如果碰上天灾荒年，卖妻卖子的，必定是这种家庭了。所以用法治作为治国策略，开始吃点苦而有长远利益；用仁爱作为治国策略，暂时得到欢乐但终究要遭受穷苦。圣人权衡这其中的轻重，从长远利益出发，所以用法治使民众能忍受管束，而废除仁爱对民众的怜爱。学者们的意见都说“减轻刑罚”，这是使国家混乱灭亡的措施。赏罚决断，就是为了勉励立功禁止犯罪。奖赏丰厚，那么想要的就迅速得到；惩罚严重，那么所厌恶的就会很快得到禁止。想要得到利益的人必定厌恶受害，受害，就是利益的反面。违反自己的欲望，怎么能不厌恶呢？想要治理的人必定厌恶混乱，混乱，是治理的反面。因此想把国家治理好的人，他的奖赏必定丰厚；那非常厌恶混乱的人，他的惩罚必定很重。如今采取减轻刑罚的人，他不是很厌恶混乱，所以他也不是很想治理好国家。这不仅是没有治国的法术，而且没有治国的理论。因此判断人们的贤能、不贤能、愚蠢、智慧的标准，在于赏罚的轻重。况且实施重刑，并不是要惩罚某一个人。英明君主的法制，是估量所有人德行的准则。治罪贼子，并不是治罪贼子一个人；如果治罪贼子一个人，那仅仅是治罪了一个死囚。刑罚大盗，并不只惩罚大盗一个人；如果只是惩罚大盗一个人，那仅仅惩罚了一个囚犯。所以说：对一个坏人的惩罚而可以禁止全国的坏人，这才是惩罚的目的。受重罚的，是盗贼；而感到恐惧的，是善良的民众。想要把国家治理好的人对重刑的作用还有什么可怀疑呢！至于厚赏，并不只是为了奖赏有功绩的人，而也是为了劝勉全国的人。受到奖赏的人乐于得利，没有受到奖赏的人羡慕受赏者的功业，这是酬劳了一个人的功劳而劝勉了全国的民众，想要治理国家的人对厚赏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如今不知道治国方法的人都说：“严厉的刑罚伤害民众，轻刑就可以禁止奸邪了，何必一定要加重刑罚呢？”这是没有仔细考察治国方法。用重刑能制止的，用轻刑不一定能制止；用轻刑能制止的，用重刑就一定能制止。因此君主设置重刑，奸邪全部能被禁止，奸邪全部禁止了，那么这重刑对于民众又有什么伤害呢？所谓的重刑，是指坏人得到的好处很小，而君主加在他们头上的惩罚很重。民众决不会为了很小的好处而甘愿被重罚，所以坏人就一定会被禁止。所谓的轻刑，就是指坏人得到的好处很多，君主加到他们头上的惩罚很轻。民众羡慕做坏事的大利益而轻视那很轻的惩罚，所以坏人就禁止不了。所以先圣人有句谚语说：“人不会被高山绊倒，而会被小土堆绊倒。”山高大，所以人们就谨慎对待它；小土堆很小，所以人们就忽视它。如今刑罚很轻，民众必定忽视它。违反了法律而不惩处，就等于驱使国人犯罪而抛弃他们；违反了法律而惩处，就等于给民众设置陷阱。因此轻微的处罚，相当于民众的小土堆。因此把轻刑作为治理国家的策略，不是扰乱国家，就是给民众设置陷阱了，这才称作伤害民众啊！
【原文】
今学者皆道书策之颂语，不察当世之实事，曰：“上不爱民，赋敛常重，则用不足而下恐上，故天下大乱[1]。”此以为足其财用以加爱焉，虽轻刑罚，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赏罚，固已足之之后也；虽财用足而后厚爱之，然而轻刑，犹之乱也。夫当家之爱子，财货足用，货财足用则轻用，轻用则侈泰。亲爱之则不忍，不忍则骄恣。侈泰则家贫，骄恣则行暴。此虽财用足而爱厚，轻利之患也。凡人之生也，财用足则隳于用力，上懦则肆于为非。财用足而力作者，神农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农、曾、史亦明矣[2]。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于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为皆如老聃。故桀贵在天子而不足于尊，富有四海之内而不足于宝。君人者虽足民，不能足使为君天子，而桀未必为天子为足也，则虽足民，何可以为治也？故明主之治国也，适其时事以致财物，论其税赋以均贫富，厚其爵禄以尽贤能，重其刑罚以禁奸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贵，以过受罪，以功致赏，而不念慈惠之赐，此帝王之政也。
【注释】
[1]道：称说。书策：典籍。策：通“册”。赋敛：征收的赋税。[2]神农：传说中发明原始农耕的人。曾、史：曾参、史鱼。
【译文】
如今学者们都称说典籍中歌功颂德的空话，不明了当代的实际情况，都说：“君主不爱民，征收的赋税一直沉重，导致财物不够用而民众怨恨君主，所以天下大乱。”这是认为使民众财物足用就是对民众的仁爱，虽然减轻刑罚，也可以治理好的。这种说法并不对。凡是受到重罚的人，原本就是在他富足之后犯罪的；虽然使民众财物富足之后再去深爱他们，然而减轻刑罚，还是会混乱的。比如当家长的溺爱子女，子女的财物足够使用，财物足够使用那么就会轻易乱用，轻易乱用就会浪费奢侈。家长溺爱他们就不忍心约束他们，不忍心约束他们那么就会使他们骄横放纵。浪费奢侈就会使家庭贫困，骄横放纵就会使他们行为暴虐。这就是财物使用富足，爱得深厚，采用轻刑的祸患。大凡人的本性，财物富足之后就会懒惰于劳动，君主管治软弱就会放肆地为非作歹。财物富足之后仍然尽力劳作的，是神农那样的人；君主管治软弱而仍然尽力修行的，是曾参、史鱼那样的人，而民众比不上神农、曾参、史鱼那是很明显的。老聃有句话说：“知道满足就不会受到耻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遇到危险。”因为危险和耻辱的缘故而在满足之后不再谋求私利的人，只有老聃。如今以为使民众富足就可以治理好国家，这是把民众都当作老聃了。所以夏桀高贵地处在天子之位上还不满足自己的尊贵，富有得拥有天下还不满足于他的珍宝。统治人民的君主虽然能满足民众的财物，也不能使他们当上天子，而夏桀未必认为当天子是满足的事，那么虽然使人民富足，又怎么能把这作为治国的策略呢？所以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适应天时来获得财物，评定赋税使贫富平均分担，加重爵位俸禄来使人们尽心尽力，加重刑罚来禁止奸邪，使民众通过卖力而得到财富，通过给国家办事而得到尊贵，因过错而受到惩罚，因立功而得到奖赏，而不惦记君主仁慈恩惠的赏赐，这才是帝王治理国家的方法。
【原文】
人皆寐，则盲者不知；皆嘿，则喑者不知[1]。觉而使之视，问而使之对，则喑盲者穷矣。不听其言也，则无术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则不肖者不知。听其言而求其当，任其身而责其功，则无术不肖者穷矣。夫欲得力士而听其自言，虽庸人与乌获不可别也；授之以鼎俎，则罢健效矣[2]。故官职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无术者得于不用，不肖者得于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为辩，身不任者而自饰以为高。世主眩其辩、滥其高而尊贵之，是不须视而定明也，不待对而定辩也，喑盲者不得矣。明主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然则虚旧之学不谈，矜诬之行不饰矣。
【注释】
[1]嘿：通“默”。喑：哑。[2]乌获：人名，战国秦武王时的大力士。罢：通“疲”，疲弱。
【译文】
人都睡着了，就不能知道谁是瞎子；都沉默了，就不能知道谁是哑巴。醒过来让他们看东西，提问题让他们回答，那么谁是哑巴、瞎子就都完全知道了。不听取他们的言论，就不会知道谁没有法术；不任用他们做事，就不会知道谁不贤德。听取他们的言论责求与他们的行为相当，任用他们本身要求他们处理事情的功效，那么无法术不贤能的人就完全知道了。想要得到大力士却听从他们自夸，即使是庸人与乌获也不能被识别出来；如果拿鼎俎让他们举一下，那么谁疲弱谁强健就表现出来了。所以官职，就相当于有才能之人的鼎俎，把职事交给他们干一下而愚蠢和聪明就能分辨出来了。所以没有法术的人就得不到重用，无才德的人就得不到任用。他们的言论没有被采用就自我粉饰认为自己有口才，他们本人没有被任用就自夸认为自己高明。世俗的君主迷惑于他们的口才、轻信他们的高明从而尊重他们，这就是不等待他们看东西就确定他们的视力好，不等待他们回答就确定他们的口才好，谁是哑巴谁是瞎子就不能分辨了。英明的君主听取他的言论必定要求它的功用，观察他们的行为必定责求它的功效，那么陈腐空洞的学说就无人再谈了，自夸欺骗的行为就得不到掩饰了。
【评析】
六反，就是六种反常现象，应该受到惩罚的奸邪之人，却受到世俗的称赞，应该受到称赞的人，却受到世俗的诋毁。难怪有许多人心理不平衡。统治者如果受到世俗舆论的蒙蔽和影响，必然就会使赏罚失当，从而不能使国家富强。
韩非偏激的认为，君主统治不应该讲仁爱，实际上，上下级之间的仁爱关系是互相爱护的关系，只有上级爱护下级，下级也爱护上级，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才能维持下去。如果谁都不爱护对方，只为了自己的私利去为人处世，那么统治政权也就维持不下去了。韩非认为，只要法、罚重，那么很多人就会考虑自己的行为方式；法制严密，奸邪的行为就会被知道，被觉察，法制不严密，那么谁都值得怀疑；所以法制、法治是重中之重。这是不对的，一个国家的治理，最关键的就是了解人们的风俗习惯，并且根据各种原因，移风易俗，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法律，只是社会行为规范的一种补充，一种外在形式的，一种条文形式的补充。
六反，讲的是六种反常现象，当然在实际生活中、实际工作中不止只有这六种反常现象，有很多反常现象都需要我们去清醒地认识、区分。不能认为这种现象出现在这个时代就是正常现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论时代怎样发展，总是要团结互助，相互仁爱的。否则，人类也就走投无路，永远困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