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二集》简介|鉴赏
明末白话短篇小说集，三十四卷。编纂者周楫，题“武林济川子清原甫纂”。小说集原刊于明代崇祯年间。清初有云林聚锦堂刊本。大连图书馆藏选抄本改题《西湖文言》，作为《海内奇谈》之一。
《西湖二集》是明末拟话本中具有较高文学价值的一部作品。它根据明代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 《西湖游览志余》、沈国元《皇明从信录》，以及冯梦龙《情史类略》等史志、民间传说编写而成。每篇小说均叙述一则或数则有关西湖的故事。作者通过叙事或描写人生，对明末社会政治的窳败，官吏的贪污作恶，官场的污秽黑暗，人才的极度萎靡，民众的穷困，以及社会民俗风情都作了生动、逼真的描写和淋漓尽致的揭露。在作品中也饱含着作者的讥讽和郁愤。历来小说评家都对之推崇备至。明、清际的史学家谈迁在《北游录·纪邮》顺治十一年(1654)七月壬辰条中记道：“杭人周清源……尝撰西湖小说。噫，施耐庵岂足法哉!”海湖士在序中也认为：“吴越王之雄霸百年，宋朝之南渡百五十载，流风遗韵，古迹奇闻，史不胜书，而独未有译为俚语，以劝化世人者。”而周楫的《西湖二集》率先填补了这个空白。 《西湖二集》刊行以来，流传较广。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陈树基搜辑的《西湖拾遗》四十八篇，竟有二十八篇选自《西湖二集》，可见，该书虽不是扛鼎之作，但它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和较强的社会性，在中国小说史上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
借古喻今，运用史实指谪现实，这是《西湖二集》甚为突出之处。卷一《吴越王再世索江山》、卷二《宋高宗偏安耽逸豫》，叙述吴越王卧薪尝胆匡复江山，明王朝洪武帝创业，以及南宋高宗偏信奸臣秦桧，偏安武林朝歌暮乐的史实，一褒一贬，来抨击当时明代帝王的昏庸无能，要他们毋忘祖先创业之难，重蹈南宋亡国之辙。卷六《姚伯子至孝受显荣》，虽是写元代情形，但作者所画的朝臣朋党倾轧，吏治腐败，宦臣揽权，贪赃枉法的社会相正是明末政治窳败的真实写照。拉去作者特意披上的历史外衣，便能隐约可见作者的用心旨在。更可贵的是，作者在《胡少保平倭战功》、 《祖统制显灵救驾》等篇章里奋笔直言，抨击贪官悍吏，显露了作者对人民的同情心。《西湖二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不满黑暗的现实，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这也是其人民性的集中体现。
寄醒世之言于讽刺之中，这也是小说集的长处。 《西湖二集》中不少平话辛辣讽刺了专以“登龙术”，攀附权势的“卑污”之人。卷四《愚郡守玉殿生春》里的“痴呆”赵雄，不学无术，连街头孩童也要临街咒骂他“卖痴呆”。然而，一朝之际却穿绿襕袍，执白简，当了节度使，宰相。于是便有一批人附炎趋势，奉承拍马。以权势大小而论贵贱高低的世俗恶习，在明代社会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有钱者生，无钱者死” (卷六)，或是“舞文弄墨，狐假虎威” (卷二十)，人世间极尽了种种丑态。作者在《巧妓佐夫成名》等篇里更是骂尽了附炎趋势者。卷七《党阇黎一念错投胎》也活画了一群阿谀逢迎者的丑相。在这些作品里，作者抵掌而谈，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据此，小说史家阿英把《西湖二集》称作“明朝的《儒林外史》”。这个评价不算过份的。
以历史上知识分子的遭际来倾诉作者怀才不遇的郁愤，这在平话小说里也是隐约可见的。作者写了甄龙友(卷三《巧书生金銮失对》)、唐诗人罗隐(卷十四《邢君瑞五载幽期》)、宋女词人朱淑真(卷十六《月下老错配本属前缘》)，唐宫闱女诗人梅妃(卷十一《寄梅花鬼闹西阁》)以及戎昱等一些作家。作者多方面地描写他们的人生和秉性，其中有正义感的、狂放的，自然也有卑污、钻营的。诸如，写甄龙友就专写其狂放不羁的狂士性格，写他作诗赋词讥笑钻营拍马的太学生。写梅妃，则着重勾画她那幽怨的女诗人性格。写罗隐，又热情赞扬了他富有正义感的气质。然而，不论作者怎样诉诸笔墨，但其结局都脱离不了希冀逢知遇，梦求功名仕途的窠臼。在这里，作者借助历史上诗人的人生遭际来概括明代社会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其间也夹杂了他那种怀才不遇的悲愤和牢骚。
《西湖二集》是描写杭州西湖的故事， 自然也真实记录了杭州的民俚风俗。小说集对西湖美景、民俗的描写是美不胜收的，也是恰到好处。如写杭州正月求新利市的风俗，写杭州人的火葬，酒楼、歌妓，乘龙舟，观海潮以及杂耍游艺等场景都是栩栩如生，历历在目。虽然是淡笔粗勾，但富有生活气息。这也是小说集的上乘之处。
一般来说， 《西湖二集》的艺术描写是较精细的。海湖士认为，“天下山水之秀，宁复有胜于西湖者哉!”而一经“周子清源之画，而眉目益妩”，“西湖之秀气将尽于此矣”。这一论断便是对小说集艺术成就的基本概括。周清源才情浩瀚，博物洽闻，融历史与现实于一炉，叙事、绘景、抒情，相得益彰。特别是，小说集以刻划人物性格见长，如淫乱的阎妃(卷二十八)，妒酷成性的李后(卷五)，痴呆憨厚的赵雄(卷四)等等都是一些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虽说，不少人物描写较少细雕形眉的描摹，但这些粗线条的文学白描，仍能给读者以真与美的享受。这在明末的拟话本小说中，诸如此类的艺术形象创造也是不多见的。
《西湖二集》与一般平话的体制的不同处，即是“入话”较多，有的在正式故事叙述之前，往往用三、四个“入话”，诸如，卷四《愚郡守玉殿生春》在叙述正题之前，就运用了洪武赐厨子五品官，史寺丞被蜈蚣“福咬”而升官的二个“入话”。这些“入话”往往与小说主题有内在联系，有铺垫和牵杏带柳的作用。但是，有的作品运用“入话”过多，也会导致小说整体结构失之繁冗的弊病。再则，不少篇章引诗入赋过多，颇有故弄文墨之嫌，这都是有损于作品的紧凑。
《西湖二集》有其人民性的一面，也因时代、阶级和认识上的局限性，作者不可能揭示封建社会阶级对立的本质，也不能开出医治社会痼疾的良方。无非是把改良社会冀希于开明君王身上。因此，小说集的基本思想倾向是“好颂帝德，垂教训，又多愤言”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半为劝诫教训，半亦陷于自泄悲愤的渊井中” (郑振铎《明清二代的平话集》)。这些缺点是甚为明显的。其次，由于作者受到“儒”、 “释”、 “道”的影响，因此作品里也宣扬了忠孝节义等封建道德和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等宿命论思想，希图借此达到“惩恶劝善”的目的;更之，有些篇章夹杂了艳情奇遇和色情描写，内容庸俗。有的篇章，为了迎合小市民的趣味，其色情描写尤为露骨。这是《西湖二集》的糟粕所在，不足为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