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三·十二]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六·二十二]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七·二十一]　子不语怪，力，乱，神。

[七·三十五]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 祷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久矣。”

[十一·十二]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鉴赏〕　在宗教迷信盛行的古代世界，孔子的神道设教的思想显示了非常高超的智慧。孔子实际上是个不信鬼神的思想家，他说过“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可见天就是大自然，不是人格神。在西方的《圣经》中人们到处都可以看到上帝的显现、喜悦、发怒、许诺、发令、创造奇迹等等，而在《论语》中没有一个地方人们可以看到人格神的出现。当然，他也曾说“获罪于天”(《八佾》)，“天生德于予”(《述而》)，“欺天乎(《子罕》)”，“知我者其天乎”(《宪问》)等，但是仔细体味其意义，我们可以发现它们都是当时的日常话语，是表达感情的一种修辞方式，犹如今人说“谢天谢地”、“天诛地灭”，并不真的相信有个人格神在天上主宰一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句中一个“如”字泄露了天机，它清楚地表明，孔子深信，祭祀时没有什么鬼神会降临，只是为了要以一种肃穆的感情和虔敬的态度来祭祀，你要想像鬼神来到了面前。

但是，孔子对于鬼神问题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做法，他从不明确地否定鬼神的存在，他对这一问题采取一种机智的态度： 存而不论，所以《论语》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然而在古代绝大部分人对鬼神的存在笃信不疑，他们热衷于谈论鬼神，孔门弟子中子路就是如此。他向孔子问“事鬼神”的问题和死后的事情，对此孔子也竭力加以回避，并且加以积极引导，教他关心人事和生命。

对鬼神的存在的问题孔子讳莫如深，这进一步显示了他不信鬼神的立场，唯其如此，他才会对这个问题非常厌恶和反感，感到没有任何意义，实在不情愿去讨论它，不然他不必如此。在两千五百年前，在那鬼神迷信大行其道的时代，他很难采取鲜明的无神论的立场，在这样的情况下，唯一明智的态度是对这一问题加以回避。

从积极的方面看，孔子的存而不论的做法是为了因势利导，用鬼神观念教化百姓，增强人生活动的精神性。先秦的墨家也企图用鬼神观念来引导人们向善，但是他们肯定人格神的存在，认为任何人的行为都逃脱不了冥冥之中鬼神的监视，鬼神能够奖善惩恶，所以人们必须按照道德规范行事而不能胡作非为。与此不同，儒家是用鬼神的观念培育人们的虔敬的情感，以增强他们的精神性。孔子的鬼神观服从于他关于礼的主张。礼是孔子治国安邦、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培育人们的美好的思想感情、规范他们的言行的主要手段，礼有祭天、祭祖之礼，有丧礼。《论语》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就是说认真地办理丧事，虔敬地祭祀祖先，人们就会恢复厚道的美德。这是因为沉痛地悼念死者，追思他们一生经历中的种种曲折和艰辛，怀念他们的功业、德行、恩情，不仅能增进人们对崇高的思想、行为的仰慕，形成友爱、和谐的人际关系，而且还能从人们心灵中激发一种最深沉的感情，使他们更加热爱生命，以更虔敬的态度对待人生。正如荀子所说：“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荀子·礼论》)

孔子特别重视通过各种祭祀活动来激发和表达人们的美好感情。他说过：“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他要人们不要只关注礼乐的外在的、形式的、次要的方面，应该努力达到它们的最深层次，即由礼乐所培养的内在的、纯真的感情，进入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即仁。孔子说：“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八佾》)这里所说的“敬”就是指行礼者应有的虔敬、真挚、恭敬、肃穆的情感。礼原来是宗教祭祀的仪式，本来就是用以培养圣洁的宗教意识和情感，激发对神灵的虔敬之心。礼世俗化之后有社会功能，但是虔敬之心仍然是礼的应有之义，所以孟子说：“恭敬之心，礼也。”(《孟子·告子上》)西方的基督教通过宗教活动来培养人们对于上帝的虔敬之心，以引导人们完善自己的精神和人格；中国文化则是通过礼乐来培养、增进人们相互之间的纯真、友爱、恭敬之情，来促进人的精神的升华。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类的日常生活是平凡的，但是，人们总是不满足于人的自然生命，不满足于生儿育女的自然行为，因此儒家通过祭祖、祭天的活动体悟家族生命的绵延不绝，体验生命的永恒性，把个人的生命同最崇高的超越者天相联系，寻求天人合一的境界，通过礼，把人们的日常平凡的生活圣洁化，使之具有神圣性。

与西方的基督教不同，儒家的仁、礼观念最重视的不是外在的崇拜对象，而是内心的感情纯正，人的精神的圣洁。正如《礼记·祭统》所说：“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同样，对于丧礼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关注死者在阴间的生活，而是祭者的情感，所以《论语》说：“祭思敬，丧思哀”、“丧致乎哀而止”(《子张》)，孔子强调：“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荀子也说过同样的意思：“三年之丧何也？曰称情而立文”(《荀子·礼论》)。在儒家看来，情感的纯正和精神的圣洁对于形成理想人格、寻求理想的生活方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对于智识水平高的人来说，在祭祀中虔敬感情的产生不是非要感觉到鬼神降临不可的，但是，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如果想像鬼神降临，就会促进虔敬感情的发生和增强。所以北宋程颐在解释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思想时说：“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远，可谓知矣。”(转引自朱熹《四书集注》)这一解释深得孔子之意，非常准确地揭示了孔子对鬼神存而不论和神道设教主张的意义所在。

在今日科学昌明的时代，我们自然不必提倡孔子的神道设教的做法，然而，当今世界上仍然有许多人盲目崇拜人格神，或为了某种功利的目的而求神拜佛，有鉴于此，两千年前孔子对鬼神存而不论、主张神道设教就显得特别的难能可贵，并且能够给现代人以很多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