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黄老道家的大成
《淮南子》是黄老之学的集大成之作。清末以来的着名学者很是赞赏《淮南子》的道家思想，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大家都有称述。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称“《淮南鸿烈》为西汉道家言之渊府，其书博大而有条贯，汉人着述中第一流也”，《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说“《淮南鸿烈》实可谓集道家学说之大成”，胡适《淮南王书》说“道家集古代思想大成，而《淮南王书》又集道家的大成。道家兼收并蓄，但其中心思想终是那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称“这‘内’‘中’‘外’三部分包括了汉初黄老之学的各方面内容，可以说是汉初黄老之学的论文总集”。张岱年《中国哲学史料学》也说“《淮南子》主要是黄老之学，属于道家”。《淮南子》产生于黄老思想高度发展之后，成功地对黄老思想进行了改良，一定程度上挽救了黄老之学，它又诞生在儒学独尊的前夜，也体现了特定的学术思想转变的轨迹。
（1）黄老道家的基本特征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第一次将先秦诸子区分成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等六家，《汉书·艺文志》扩大为九流十家，另增“纵横、杂、农、小说”四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最早对黄老道家进行了总结：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司马谈勾勒了黄老道家的几个特征：一是从天道转向人道。黄老道家吸收了阴阳家的学说，所谓“因阴阳之大顺”“序四时之大顺”，就是对阴阳、春夏秋冬四时的吸纳。黄老道家以天道秩序为前提，生发出人间世界的秩序。二是从养生到治国。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说“稷下黄老之学认为养生和治国，是一个道理的两方面的应用”，只有养生才能体道，养生是手段，治国是目的。三是虚无为本，因循为用。这是黄老之学的核心要义。四是兼综百家。黄老道家是对各家长短进行了评判之后，将有益于治国的内容纳入体系当中，因此说“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黄老道家，始于战国，盛行于西汉前期，特点是道家、法家观念的结合，兼有儒家、墨家，采纳名家、阴阳家的观点，主张“贵清静而民自定”“无为而治”，属于政治哲学，是道家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开端。
（2）黄老道家的发展阶段
黄老道家的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萌芽期，时间是春秋末至战国初，此时以老子学说为基础取得进一步发展，代表人物是范蠡、文种等；第二阶段是成熟期，时间是战国中期至秦代，此时诞生了众多学者和着作，代表作有《黄帝四经》《管子》四篇、《文子》《列子》等；第三阶段是鼎盛期，时间是秦汉之际到汉武帝初年，黄老思想成为统治者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代表作是《淮南子》；第四阶段是衰亡期，随着建元六年窦太后的去世，汉武帝独尊儒术，黄老思想逐渐没落，但余势所及，两汉尚未完全泯灭，继续影响着日常政治。汉宣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正是儒道并存情况的反映。
清任熊木刻老子像局部
一是萌芽期。黄老之学源于老子思想，战国初期即已酝酿，最早可追溯至范蠡。着名学者陈鼓应《先秦道家研究的新方向》一文，根据帛书《黄帝四经》大量引用范蠡言论的事实指出“范蠡可能是由老学发展到黄老之学的关键人物”。范蠡晚于老子约三四十年，《国语·越语下》提到“圣人因天”“必顺天道”“知天地之恒制”，以及“赢缩转化”之道和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方式，显示出范蠡受老子的直接影响，属于上承老子下开黄老学之先河。范蠡身当国家存亡之际，因此开始将老子思想应用到军事上，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遂”，范蠡指出“兵者，凶器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始于人者，人之所卒也”。老子说“大盈若冲”“果而勿骄”“不自伐”“不自矜”“自伐者无功”，范蠡说“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当被越王任命为上将军，范蠡认为“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因此“浮海出齐”，体现了老子“功成身退”的哲学思想。范蠡是楚人，“浮海出齐”后，将黄老思想传播到齐地，《管子》和帛书《黄帝四经》记载了不少范蠡的言论，成为沟通南北文化、传播老子思想的功臣，陈鼓应指出“老子思想的入齐，范蠡有可能是第一个重要的老学的传播者”。萌芽发展时期的黄老思想，没有专着传世，只能通过文献记载的人物言论事件来确认。
二是成熟期。着名的稷下学宫，位于齐国的首都临淄，设立于齐桓公当政时期。徐干《中论·亡国》说：“盖齐桓公立稷下之官，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崇之，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到了齐宣王、齐湣王时期，稷下之学达到兴盛的顶峰。齐宣王时期，稷下学宫最为繁盛，人才济济，待遇优厚。《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邹奭之徒，各着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于是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揽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到了齐湣王后期，由于齐湣王开疆拓土、人们以战功相尚，学宫开始趋于衰落，桓宽《盐铁论·论儒》说“及湣王，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儒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适楚”。到了齐襄王时期，学宫又有所恢复，荀子“最为老师”“三为祭酒”。稷下学宫从创立到结束，持续了一百五十多年。随着齐国的衰亡，秦国一统天下，黄老思想随稷下学者辗转入秦，出现了吕不韦的《吕氏春秋》。
战国中后期黄老学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尤以稷下最为兴盛。当时的黄老学的代表学者有：稷下的环渊、田骈等，魏国的魏牟，楚地的鹖冠子，赵国的乐瑕公、乐巨公，还有隐士黔娄等。其他如法家的申不害、慎到、韩非，儒家的荀子，名家的尹文子，杂家的吕不韦等也受到了黄老思想的影响。代表着作有：《黄帝四经》、《管子》四篇、《鹖冠子》《文子》《列子》和《庄子》的部分篇章，《吕氏春秋》的《贵公》《去私》《圜道》等作品。稷下学派的黄老思想发展为三派：东方派，以《管子》为代表，北方派，以《吕氏春秋》为代表，南方派，以《淮南子》为代表。稷下道家的作品，根据《史记》《汉书》的记载，《史记》有环渊着上、下篇，慎到“着十二论”，又《汉志》载《蜎子》十三篇，《田子》二十五篇，《慎子》四十二篇，《捷子》二篇，《宋子》十八篇，另有《尹文子》等。
《黄帝四经》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是黄老思想成熟期的代表作，包括《经法》《十大经》《称》《道原》等四篇古佚书。书中避高祖刘邦讳，而不避惠帝刘盈讳，故学者断定抄写于惠帝至文帝初年。《经法》是全书的总纲，讲治国必须依靠法治；《十大经》主要是政治、军事斗争的策略；《称》主要讲施政、行法必须权衡度量，区分轻重；《道原》集中论述道的性质、作用及以道治国的方法。《黄帝四经》的哲学思想集中于道论，既坚持了老子道论的自然观，又有所发展，其中道法结合是最核心的思想。所谓道法结合，事实上是对道法关系的解释，《经法·道法》说“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要求法以公正的形式体现道的思想。《黄老四经》以道法为主、兼容各派，反映了汉初黄老学说的综合性特点，故而能够盛行于西汉初年，成为显学。
黄老学派是各种学派渐趋接近的结果，而非道家杂取各家学说。《吕氏春秋》开启汉初黄老之学的先声。《淮南子》是对汉初黄老政治思想的改良，但未受到重视，没能挽救黄老之学被儒学取代的命运。
三是鼎盛期。蒙文通《略论黄老学》说“百家盛于战国，但后来却是黄老独盛压倒百家”，指出了黄老学的鼎盛地位，这与汉初的政治密切相关。
汉初实行与民休息、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是出于时代的选择。秦末大乱之后，人心思定。当时国力日蹙，粮食不继，《汉书·食货志》说“人相食，死者过半”，《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说“时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裁什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可知经历战争之后，汉初人口锐减的局面。《史记·平准书》说“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皇帝尚且无法凑齐同色的四匹马，有的将相只能乘牛车，而普通百姓连居住都成了问题，可知当时社会经济的凋敝。因此汉高祖颁布了《罢兵赐复诏》，要求军队复员，“兵皆罢归家”，要求流民“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释放奴婢，“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对于无爵或爵在大夫以下的“皆赐爵为大夫”，爵在大夫以上的“赐爵各一级”，在七大夫以上的“皆令食邑”，以下的免除本人及全家徭役，对于归农的军吏卒，按照功劳给予田宅，并且给予高爵。
当时学者的要务，是对秦代的反思，基本思路是批判法家学术，指出这是轻视儒学的结果。《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陆生说“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着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着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刘邦是秦吏出身，不甚重视儒家，曾往儒冠里面撒尿，但也注意吸收儒家的成果。当时宴席之中，功臣争相饮酒，颇失礼仪，叔孙通主动请缨制礼，《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载：
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
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
遂与所征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余人为绵蕞野外。习之月余，叔孙通曰：“上可试观。”上既观，使行礼，曰：“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肄，会十月。
两年之后，叔孙通在长乐宫落成的岁首重要仪式上展现他制礼作乐的成果：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胪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
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郞。叔孙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叔孙通制定朝仪，贵贱有别，刘邦尝到了身为皇帝的威仪，因此对儒家的态度有所改善，经过鲁地时特意祭孔。总之，刘邦对儒家的思想还采取了包容的态度，能够做到吸收精华，为我所用。
高祖时的群臣中，张良和陈平都学习过黄老之术，《史记·陈丞相世家》载司马迁说“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还有曹参，做过齐相，曾以黄老学治理齐国，代萧何为相后，将黄老之学推行至全国。曹参是盖公的学生，盖公又是乐臣公的学生。《史记·乐毅列传》载乐臣公为乐毅族人，“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称贤师”，“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又《史记·曹相国世家》说“孝惠帝元年，更以参为齐丞相。参之相齐，齐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曹参治国的特点是“载其清静，民以宁一”，属于黄老之学的具体实施。
汉文帝和窦太后是推行黄老统治的关键人物。《史记·礼书》说：“孝文即位，有司议欲定仪礼。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躬化谓何耳。”窦太后是汉文帝的皇后，景帝的母亲，窦太后极力提倡黄老之学。《史记·外戚世家》载“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汉书·外戚传》因之。她对儒家颇为不满，曾因此逼辕固生入圈刺猪，《史记·儒林列传》载：
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居顷之，景帝以固为廉直，拜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复以贤良征固。诸谀儒多疾毁固，曰“固老”，罢归之。时固已九十余矣。固之征也，薛人公孙弘亦征，侧目而视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自是之后，齐言《诗》皆本辕固生也。诸齐人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
西安东郊汉窦皇后陵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汉帝陵钻研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年）
诸侯王中好黄老之术的，最有名的当然是刘安。另有楚元王刘德，《汉书·楚元王传》说“常持老子知足之计，妻死，大将军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满也”，不肯与权势煊赫的霍光联姻。名商富贾中，最典型的是武帝时的杨王孙，《汉书·杨王孙传》说他“学黄老之术，家业千金，厚自奉养生，亡所不致”，属于以黄老道学致富的商人，他死后坚持裸葬，认为“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之言归也”。
四是衰亡期。汉初经历了五次儒道之争，最终在武帝时儒学取得了胜利。第一次是文帝时，贾谊“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终因为文帝的消极支持和权臣的极力排挤而最终失败。第二次是景帝时期，黄生与辕固生争论汤武革命之事，以景帝的调停而结束，然而辕固生占据了上风。第三次是景帝时期，辕固生说《老子》书属于家人言，窦太后大怒，将他投入猪圈差点丢失性命。武帝时期，又发生了两次争论。第四次是武帝即位伊始，开始采取措施尊儒，一是罢黜百家，《汉书·武帝纪》载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在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时，武帝同意丞相提出的“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二是任命“俱好儒术”的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赵绾为御史大夫。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始立五经博士，罢诸子传记。虽然因窦太后的阻挠未能成功，但已经显示出武帝对儒家的偏好。第五次是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窦太皇太后去世，汉武帝启用田蚡为丞相，《史记·儒林列传》载“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儒学取代黄老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汉武帝时代不仅是黄老学派命运的转折点，也是黄老思想的总结期，涌现了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和刘安的《淮南子》等重要着作。西汉中期以后，黄老思想不再具有统治地位，退居到学术的边缘，但是西汉初期提倡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政治观念，融入了传统政治思想的血液，成为王朝初兴的必要手段。同时黄老之学也构成了为人处世的思想指南，如东汉的任光“好黄老言，为人纯厚，乡里爱之”（《后汉纪》卷二），东汉的樊瑞“好黄老言，清静少欲”（《后汉书·樊宏阴识列传》），任隗“少好黄老，清静寡欲”（《后汉书·任李万邳刘耿列传》），闵中叔“好黄老，清志洁行，不仕王莽之世，恬静养神，弗役于物”（《太平御览》卷四百七十八），郑均“少好黄老书……好义笃实，养寡嫂孤儿，恩礼敦至。常称疾家庭，不应州郡辟召”（《后汉书·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列传》）等，总体而言，修习黄老者，都以清静寡欲、隐居不仕、待人宽厚着称。
黄老思想本来注重养生，因此成为求长生的理论支持，如“（魏）愔辞与王共祭黄老君，求长生福而已”（《后汉书·孝明八王列传》），正因为如此，黄老思想开始与神仙方术结合，渐渐显示出宗教化倾向，为人所崇拜，成为道教的最早来源。如五斗米道的创始人张角“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后汉书·皇甫嵩朱儁列传》），同时黄老思想开始与佛教进一步结合，如楚王刘英晚年“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皇帝也报诏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这是黄老思想发展中的变异。
当然，黄老思想与神仙方术有密切的联系。《汉书·艺文志》所载十余种以黄帝冠名的书籍，有《黄帝杂子气》《黄帝五家历》《黄帝阴阳》《黄帝长柳占梦》《黄帝内经》《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黄帝三王养阳方》《黄帝杂子步引》等，由此可知黄老思想掺杂了很多权谋术数和方技迷信。这也间接证明了《淮南子》一书的丰富性，非但有《内篇》《外篇》，还有《中篇》，实际上，刘安的神仙形象和文学形象，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神仙方术的塑造。
《淮南子》是秦汉道家最成熟的着作，体现了“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特点，它吸收了当时社会广泛的思想，成为西汉前期学术思想的总结性着作，反映了汉初的时代精神。然而刘安献《淮南子》不久，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新的学术统治思想与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一拍即合，儒家独尊的局面呼之欲出。作为旧思想代表的《淮南子》，要求仁义礼乐从属于道德，主张实施清静无为的统治术，赞成分封的权力体系，很显然不能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加上刘安谋反案的爆发，因此还未来得及发挥作用就被束之高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