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的学术价值和影响

章学诚的思想观点基本上都是针对当时学界的弊端而发，因此与当时学界主流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生前和身后长期未能得到学界认可。胡适作《章实斋年谱》，指出他一生不屑于考订之学，与当时学界主流派崇尚训诂考据的学术风格相异，并对笼罩当时整个学术界的烦琐考据学风做了多方面的批判，所以生前几乎遭到整个学术界的冷落，被视作“怪物”。人们认为章学诚在当时学术界赢得一席之位的是他的“方志学”理论，而这实际上只是他整个史学理论在方志编修方面的体现，还不能说代表了他全部学术成就。

今天看来，最值得表彰的是他在被视为“异端”的情况下，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学术精神，贵创新、独见，把学术与现实相联系。他在《浙东学术》中总结的浙东学术的渊源、特点，提出的“六经皆史”“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观点，为宋代和清代浙东学派学术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也成为中国史学理论的重要内容。近代，随着儒家经学体系的解体和史学的日益兴盛，他在学术史、史学理论等方面的创见得到龚自珍、章太炎、胡适等人的继承和发展，为近代学术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言：“其说不必尽合于今；然精深透辟，足以矫前此之失，而为后人导其先路者甚多。读其书既可知前此思想之转变；又可知新说未输入前，吾国史学家之思想如何，实治国学者所不可不留意也。”（《史学驶籍·文史通义别序》）

虽然章学诚一直生活在贫穷困厄之中，写作也是在“车尘马足之间”完成，生前未能形成定本，《文史通义》全书结构也不严谨，议题庞杂散乱，但却处处体现着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学术追求，洋溢着我国古代学术理论综合创新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