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我出生在莫斯科一个公爵家庭，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同时对贵族家庭生活和农奴的悲惨生活有了深刻的认识。8岁那年因为参加宫廷宴会，我得到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赏识，被选为侍从学校的候补者。15岁时，我进入了侍从学校，曾跟随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做侍从。我厌倦了宫廷的争斗，毕业时我同父亲决裂，去了遥远的西伯利亚骑兵队。在这里我计划实施各种改革计划，并进行地质和地理考察。但是目睹了政府对波兰流放者起义的镇压，我意识到在军中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于是辞去军职，回彼得堡大学学习，进行科学考察。芬兰考察期间我意识到实际工作的重要，于是开始投身社会运动。后来我来到瑞士，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又受巴枯宁的影响，形成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回国后我参加了柴可夫斯基团，进行革命宣传，之后被捕，并于1876年成功越狱。之后我在西欧各国流亡，继续进行无政府主义宣传，曾被法国政府逮捕，最终于1886年无罪获释。

【作品选录】

我最初在宫廷服务的时候，我对于农奴解放者的亚历山大二世是非常崇拜的。想象屡屡使青年人超过了当时现实的范围，我那时的心情是这样： 如果有人在我的面前加害于沙皇，我一定会拿自己的身子去遮住他。一八六二年正月上旬的某一天，我看见他离开了行列，一个人急急地向着大厅里走去，在那里圣彼得堡戍兵联队全部的选拔队正整队等他去检阅。这种检阅往年是在露天里举行的，然而这一年因为天冷的缘故，便改在大厅内举行。平时亚历山大二世在阅兵的时候总是骑着马在队伍前面飞跑，这一次他却不得不步行经过联队之前。我很知道皇帝开始行使军队最高指挥官之职权时，我的职务便完结了，我随从他到这时为止，以后便不是我的事了。然而我向周围一望，我看见皇帝身边没有一个人。两个侍从武官已经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他的随从人员一个也不在。“我不要让他一个人留在那里”，我自语道；我便跟随着他前去。

我不知道亚历山大二世在这一天里究竟是事情忙迫呢，抑或他还有别的理由希望阅兵式能愈早完毕愈好，不过他却冲到军队的前面，以大而且快的脚步沿着行列急走。他本是一个身材极高的人，他走得非常之快，我用了全力急走，要赶上他，也十分吃力，并且有许多次我不得不开步起跑，才能够紧紧随在他后面。他急急前进，好像在逃避什么危险似的。他的焦急时时向我显露出来，我无时无刻不准备好跳在他的面前去保护他，只失悔我带的是传令刀，不是自己的西班牙多勒多城造的可以砍铜割铁的宝刀。他一直到走过最后的大队面前时，才放慢了脚步。他走进了另一个大厅，便向四周一望，他的视线和我的因急走后的兴奋而发光的眼睛遇着了。那些更年轻的侍从武官飞跑赶来，但离我们还有两个大厅远的光景。我预备受一次严厉的申斥；然而亚历山大二世不但不申斥我，反而向我说：“你在这里？勇敢的孩子！”这也许是他的真情的流露了。当他慢慢地走去的时候，他把他的迟疑的、空虚的眼光望着空间，他的这种动作我已经见过许多次了。

我当时的心情便是如此。然而各种小的事件以及亚历山大二世的政策之显著的反动趋势逐渐在我的心里种下了疑惑。每年正月六日在俄国要举行一种半基督教、半异教的净水仪式。在宫廷里也要举行的。在涅瓦河畔正对着宫殿的地方造了一个帐篷，僧侣领起皇室从宫殿里出来，走过壮丽的河岸到了帐篷，在那里唱起赞美歌来，然后把十字架抛入河中。几千群众站在岸上和涅瓦河的坚冰上从远处看望这种仪式。在仪式举行之际所有的人都应该脱帽站着。这一年因为冷的缘故，有一位老将军便戴上了假发，可是在他慌忙穿衣服的时候，无意中就把假发弄脱了，横放在他的头上，他自己一点也不知道。康士坦丁大公爵看见这样子，他在唱赞美歌的时节不住地和那班年轻的大公爵们一面望着那位不幸的老将军，一面笑个不止。那位老将军蠢然微笑着，不知道他自己便是这样的欢乐的原因。康士坦丁最后又在皇帝的耳边悄悄地说了几句话，皇帝也望着那位老将军笑了。

几分钟以后这行列再走过河岸到宫殿去的时候，一个光头的老农夫从路旁密排着的两排兵士丛中挤了进来，正跪倒在皇帝的脚边，手里捧着请愿书，含着满腔的眼泪高声叫着：“父呵！保护我们！”俄国农民所受的多年的压迫都表现在这叫声里了；然而那个几分钟以前在宗教的仪式中间看见横放着的假发发笑的亚历山大二世呢，他并不看老农夫一眼就走过去了。我紧随着他，我看见他因老农夫的突然出现骇得颤抖了一下，过后他便继续前进了，甚至不肯把那跪在他脚边的人形看一眼。我掉头四顾。侍从武官不在那里；随后走着的康士坦丁大公爵也和他的哥哥一样不注意那个老农夫。连接受请愿书的人也没有，所以我便把它接受了，虽然我明知道我会因此而受申斥，但我也不管。接受请愿书，并不是我的职务，然而我分明地记着那位老农夫在来到首都之前，在穿过这一天在路旁林立着的军警丛中走到皇帝面前呈递请愿书之先，必定受了多大的苦，我便毅然接受了。他和所有向沙皇呈递请愿书的农民一样，会被监禁在牢狱里，至于要在那里住若干时候，这就没有人知道了。

在农奴解放的日子，亚历山大二世确实成了圣彼得堡人民崇拜的名主；然而最可注意的是除开那种一般的热诚时期以外，亚历山大二世就不曾得着市民的敬爱了。皇弟尼可拉至少在小商人和马车夫中间还很有人望(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可是亚历山大二世自己和皇弟康士坦丁(改革派领袖)以及他的三弟密海尔却不能够得着圣彼得堡的任何阶级的拥戴。亚历山大二世把他父亲的专制的性格保留得太多了，那种专制的性格时时在他的平常善意的动作里显露出来。他很容易动怒，时常拿最轻视的态度对待他的廷臣们。他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在政策，在个人的同情两方面，他都是不可信赖的。他报复的心很厉害。我疑惑他曾否诚心诚意地对待过谁。他所最亲近的人中有几个乃是最坏的人。例如阿得勒堡伯爵屡次要皇帝替他偿还大批债款，别的人又是著名的大盗。自一八六二年开始以来，亚历山大二世便表示他是能够把他父亲的最大恶政重新实施的。我们知道他还愿意在司法组织与军队中实施一些重大的改革；残酷的体刑快要废止了，他又允许实行一种地方自治，也许还要公布一种宪法。然而最小的扰乱，却被他下令用极残酷的手段镇压了；他把民众运动视作对他个人的冒犯，因此他随时都有采取最反动的政策之可能。

一八六一年十月圣彼得堡、莫斯科、喀山各大学的风潮被他下令用更严厉的手段镇压了。圣彼得堡大学被封闭了，虽然大部分教授在市政厅里开设了自由讲座，但不久也被禁止，有些第一流的教授便从大学告退了。在农奴解放以后马上就发生了开办星期学校的大运动；这种星期学校果然在各地方由私人和团体开办了；老老少少的农民和工人成群结队地加入这些学校读书。教员都是志愿者，没有薪水的；军官、大学生，甚至于少数侍从都做了教员。有人发明了非常优美的教授法，所以我们只教九课或十课就可以教会农民读书了(俄文有一种发音的缀字法)。在这些星期学校里农民群众在几年之内就完全学会了读书写字，并不要政府花费一文钱；然而政府突然把所有的星期学校都封闭了。在波兰发生了一些爱国的示威运动，政府却下令派遣了哥萨克军队去用皮鞭解散群众，而且带着惯例的残酷逮捕了几百人囚在教室里。一八六一年年尾俄国军队在华沙大街上开枪杀人；尼古拉一世所欢喜的“尖笞”刑罚这时候又被再用来镇压几处的农民暴动。这样在一八六二年亚历山大二世自己就已经暗示出来他在将来，即在以后一八七○——一八八一年间，会变成一个专制的暴君了。

科学是一个壮丽的东西。我知道它的快乐，我也宝贵这些快乐——也许还要比较我的许多同事们更宝贵它们。就在这时候我望着芬兰的湖山，新的美丽的推论又浮于我的眼前了。我想见在辽远的过去，人类初现之时代中在斯堪的那维亚与芬兰旁边北方群岛内冰块一年一年地堆积起来。大堆的冰块侵入了欧洲北部，慢慢地扩张，竟广延到中欧。在北半球的这一部分的生物便逐渐衰灭，它们很悲惨，不安定，趁那里广大的冰原吐出的冷气未到之前便向南方逃避。悲惨、微弱、无知的人要维持不安定的生活也是非常困难。许多年代又过去了，到后来冰开始溶解，带来了所谓湖沼时代，那时候无数的湖在洼地中出现了，贫弱的副极地植物开始胆怯地侵入了环湖的深不可测的沼泽中。这样又过了若干的年代，才发生了极其缓慢的干燥作用，于是植物开始从南方徐徐侵入。现在我们完全是在干燥作用最激烈的时代中，于是干燥的平原与草原又随之而形成，亚洲中部已经受到这干燥作用之害了，欧洲东南部又正在这种威胁之下，人类应该找出一种防御的方法才好。

相信冰原曾广延到中欧之事，在当时乃是一种邪说。然而一幅伟大的画面在我的眼前显现了，我想把它绘出来，而且我在上面所见着的无数详细之点一个也不要遗漏；我要用它来解释现今动物之分布；我要给地质学与地文地理学开辟一个新天地。

然而在我的周围，我只看见贫困，只看见争一片发霉的面包之苦斗，这时候我还有什么权利来享受这些最高的快乐呢？为了使我得以生活在这高尚情操的世界中，我的一切费用都必然是从那班产生了麦子而自己的小孩也不能够饱腹的人的口里夺来的。这一定是从什么人的口里夺来的，因为人类的总生产额至今还是这样的低弱。

知识诚然是一个巨大的力量。人必须有知识。然而我们已经知道得很多了！如果知识(而且只有知识)得为万人所有，结果又是如何呢？难道科学本身不会大大地进步，使人类以我们今日想象不到的速力大步走进生产、发明及社会的创造之境域吗？

群众需要知识，他们愿意学，他们能够学。例如在那个蜿蜒地立于两个湖水中间的巨大的堆石的顶上(这堆石好像是几个巨人匆忙地堆了起来连接两岸的)伫立着一个芬兰农民，在赏玩眼前的有小岛点缀于其间的美丽的湖水。农民虽然是贫苦而被践踏的人，但没有一个农民走过此处时不停留片刻赞赏这美景的。又有一个农民立在湖畔唱歌，歌声非常优美，便是第一流的音乐家也要羡慕他的曲调中的强烈的感情与深沉的冥想力。这两个农民都在深感，都在冥想，都在思索；他们准备着扩大他们的知识——只等我们把知识给予他们，只等我们把获得余暇的方法教给他们。

这就是我应该在其中工作的方向，这些人就是我应该为之工作的人。至于口里说促使人类进步，鼓动民众前进，而自己又高高地站在民众之上，那班人的演说未尝不冠冕堂皇，然而究其实不过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厉害的矛盾，苦心造出来的诡辩而已。

所以我发了不承诺的回电给地理学协会。

唉，这就是那个伤心惨目的堡垒，近二百年来俄罗斯的真命脉就在这里丧失尽了，圣彼得堡的人一提到这个名字无不胆战心惊的。

在这里彼得大帝曾拷打过他的儿子亚历克西，而且亲手把他杀死；在这里达拉加洛瓦公主曾被囚禁在一间牢房中，涨大水的时候房里淹满了水，怕溺死的鼠群便往她的身上乱爬，爬满她的全身；在这里可怖的米尼奇曾用毒刑拷问他的仇敌；在这里女王加塞林二世曾把那班责备她谋杀亲夫的人活埋了。彼得大帝以来一百七十年中间，这个立于涅瓦河畔、面对着冬宫的大石城中无日不有谋杀拷打之事，无时不有被活埋、被摧残而死的人；在阴暗潮湿的地牢之孤寂中失心发狂者更不知有多少。

在这里，那班在俄国首举义旗主张实行共和解放农奴的十二月党人曾备受苦刑，然后才被送到绞刑台或西伯利亚去，他们的遗迹至今还留存在这“俄罗斯的巴士底”中。在这里，芮奈叶夫与谢甫琴科两诗人，陀思妥也夫斯基、巴枯宁、车尔尼雪夫斯基、毕沙列夫以及其他许多当代第一流的作家都曾浪费掉他们的一部分岁月。

在这里，在亚历克西半月堡中还囚禁着奈其亚叶夫，俄国政府以普通犯名义把他从瑞士政府引渡过来，然而到手后却又把他当作一个危险的政治犯看待，他永不能够再见天日了。在这个半月堡中还有两三个人，据说亚历山大二世因为他们知道别人所不应该知道的某一件宫廷秘事，便下令把他们终身监禁在这里。我的一个朋友曾在这里看见其中的一人，已经有一部灰白的长须了。

这一切的暗影都在我的想象中出现了。然而我的思想却特别集中在巴枯宁的身上，巴枯宁在一八四九年被捕后先囚于奥国监狱中二年，手足都上镣铐，并且被锁缚在墙上，二年期满，再引渡给尼古拉一世，这个专制的沙皇又把他在这里监禁了六年。这个专制的暴君一死，他便遇赦被流放在西伯利亚。他度过了八年的监狱生活走出这里往西伯利亚去的时候，依然充满了勇气与活力，而且为他的未入狱的同志们所不及。我便对自己说：“他平安地过完了这种生活，我也应该如此；我不要死在这里！”

我在四点钟照常出去散步，我便发出了“狱内各事顺利”的信号。我听见马车的声音，几分钟以后灰色平房中的提琴声便送到天井里来了。然而我那时正在这个建筑物的另一端。等到我走回近大门的一端时(离大门约有一百步光景)，守兵正走到我的身后。我想“再走一转罢”——然而还不曾走到这条小路的远的一端，提琴声忽然停止了。

我心里异常焦急，过了一刻钟我才明白提琴声中断的原因。于是十二辆满载着木柴的马车进来了，向着天井的另一端而行。

马上琴声大作，奏着一曲龚次基的激昂的跳舞曲，好像在说：“时候到了，快向前面跑罢。”(我还得说这位提琴师确实是一个名家。)我慢慢地向着近门的一端移动，唯恐我不曾达到那里而提琴声就中止了。

我一到了那里，向四周一看。守兵站在我的后面，离我有五六步的光景，他的身子正向着另一端。“这时不逃便永无逃走之日了！”我记得这个思想突然到了我的脑里。我立刻脱掉绿色长袍，动身向大门跑去。

我接连花了许多天的工夫练习怎样可以把那件累赘的长袍马上脱掉。我起先总是用左腕提起长袍的下面一部分，像太太们提着她们的骑马装的裙子那样。但这样练习了许久也没有一点用处，无论如何我总不能把它马上脱掉，我又把腋下的线缝拆开，但也没有用处。因此我便决定练熟用两种动作把长袍脱下来： 第一种动作是把两只手腕脱出，第二种就是把长袍丢在地板上。我在我的房间里忍耐地练习着，直到后来我便能够做得像兵士举枪那样纯熟。“一，二，”长袍便落在地上了。

我还不十分相信我的精力，起初慢慢地跑，以期节省我的体力。然而我刚刚走了几步，在天井的另一端堆柴的农民便马上叫起来：“他逃了！止住他！捉住他！”他们便向门边跑来阻拦我的路。于是我只得拼命地跑了。我只想着奔跑——连那些运木柴的车子在大门前压成的沟，也不去管它了。跑！跑！用全速力跑！

那班在灰色平房中目击着这种情景的朋友们后来告诉我说，守兵在后面狂追，那三个坐在病监的石阶上的勤务兵跟着他跑。守兵离我很近，他以为一定可以捉住我。他屡屡把枪向前送，想拿刺刀刺伤我。有一阵我的朋友们真以为他把我捉住了。他很有把握，以为一定可以这样地捉住我，所以不曾开枪。然而我依旧保持着那样的距离，一到了大门口，他便不得不放弃了。

一旦平安地跑出了大门，我看见马车里坐着一个头戴军帽身穿便服的人，这使我非常吃惊。他坐在车里并不掉头看我。“我被卖了！”这就是我的第一个思想。我记得同志们在他们的最后一次的信里曾写道：“你一旦到了街中，那么无论如何千万不可以回去，在必需的时候会有同志来保护你”，所以我便不愿意冒昧地跳进马车，恐怕那里面坐的是一个敌人。然而我走近马车时，我便看见里面的那个人有满颊的黄须，好像是我的一个好友。他不是我们的团体里面的人，但是我们两人的交谊颇厚，我屡屡看见他表示过他的无比的勇气，一旦遇着危险的时候他的体力突然间就激增起来，他确实是一个见义勇为的人。“为什么他会在这里？这是可能的吗？”我这样想，正要叫出他的名字，忽然马上抑制了自己，一面跑，一面拍手引起他的注意。他掉过脸看我——我就知道他是谁了。

“快跳进来，快！”他用一种可怕的声音向我叫道，手里握着一支手枪，实弹待发，一面对马车夫叫：“快跑，快跑！否则我要打死你！”这匹马是赛马场中的名驹，花了重价特地买来预备我逃走时用的。于是它便向前拼命飞跑了。后面起了各种的叫声：“止住他！捉住他！”我的朋友同时又帮助我穿上一件华丽的外套。戴上一顶高帽。

其实真正的危险还不十分在追捕的人，却在医院门前站岗的兵士，他的岗位差不多和我的朋友的马车停的地点相对。他只要向前跑几步，就可以阻止我跳进马车，再不然便可以拉住我的马。因此事前我们就派了一个同志去和他谈话，使他分心。这个朋友非常成功。他知道这个兵士在医院实验室中服务过，他便和这兵士谈论科学上的事，说起显微镜以及在显微镜里看见的种种奇异的东西。谈到人体中的某种寄生虫时，他问兵士道：“你看见过它有一条很大的尾巴吗？”——“什么，一条尾巴？”——“是，它有一条尾巴；在显微镜下面看起来有这么大。”——“不要和我开玩笑罢！”兵士回答说。我的朋友便说：“我比你知道得更清楚。我在显微镜里注意看的第一件东西就是它。”我跑过他们的面前跳进马车时，他们正谈得津津有味。这好像是一段故事，然而却是真的事实。

马车猝然转入一条窄巷里，在病监天井的墙外走过，墙内本有农民在那里堆木柴，然而现在都跑出去追我了。这一个转弯转得太快，几乎把车子翻倒在地上，我马上向内一偏，把我的朋友拉向我的身边；这一来就把车子弄端正了。

我们跑出小巷便向左转。两个宪兵站在一家大酒店的门口，看见我的朋友戴着军帽便向他行军礼。我的朋友依旧是异常兴奋，我便向他说：“够了，安静点罢。万事非常顺利；你看宪兵还给我们行礼！”马车夫这时候也掉头看我，快乐地微笑着，我认得他也是我的朋友。

当我们的名马拖着车子飞跑的时候，我们到处都看见朋友们，他们或向我们示意，或祝我们平安。我们便走入涅瓦大街，随后又转入一条侧路，停在一家门前，把马车夫遣走了。我急忙跑上楼去，到了上面便投入我的嫂嫂的怀里，她在这里等着我，等得非常心焦。她这时啼笑皆作，催促我快快地换衣服，剪短我的乱须。十分钟以后我的朋友和我两人便离开这屋子，另外雇了一部马车。

(巴金译)

【赏析】

佐治·布南德斯指出：“现今只有两个伟大的俄国人忧念到俄国民众，而他们的思想又属于人类全体。”这就是列夫·托尔斯泰和彼得·克鲁泡特金。这两位贵族出身的人都放弃了自己的特权，用各自的方式试图改变俄国的命运，忧心忡忡，且身体力行。他们甘于牺牲一己之利益，以博大的胸怀和宽厚的仁慈展现了深厚的人道情怀，令世人钦佩不已。在克鲁泡特金身上，更多地体现了反抗权威和专制统治的思想，他致力于追求消灭了统治、压迫和不平等现象的社会状态。为此理想，他奋斗终生，两次遭到监禁，后漂泊四方，历尽艰险，但是他“虽九死而未悔”。《我的自传》正是他的思想和人格的鲜明写照。这部作品写于19世纪末的两年，正是他流浪英国的时期。在书中，他回顾了自己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生活和思想经历，同时也为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和欧洲社会留下了精彩的历史印迹。然而他在自传中并不刻意对自己加以描绘，客观地说，这部自传不是卢梭式的自我暴露和张扬，也不是歌德式的天才回顾；相反，他有意对自己的个人生活低调描写，而把自我置于社会境遇之中。不过，在字里行间我们依然可以寻出他那纯净、温和、人道而坚毅的灵魂。这部自传正是穿行于个人和历史纬度之间的双重叙事。

对社会的黑暗、不公、压迫现象的清醒认识与大胆暴露，以及坚持不懈地与之抗争的经历贯穿着他的一生，构成了这部自传的主题。深刻体验了童年时代家庭的沉闷，目睹了上流社会和宫廷的黑暗与斗争以及沙皇的暴虐，看到了农民生活的困境与艰难，这一切都刺激了他的良知。残酷的农奴制度使他看到了贵族的凶残和农奴的凄凉，使他产生了对贵族的厌倦和对农奴的同情。之后，年轻的克鲁泡特金“有幸”做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侍从，但是他看到的是沙皇的残忍和宫廷的争斗，到处都是污浊之气。原本他对沙皇忠心耿耿，在沙皇一个人检阅军队的时候，他敢于冒着被惩罚的危险去保护他，其忠心可见一斑，而沙皇对他也展示了难得一见的一丝温情。然而，沙皇随后的冷酷行为和反动政策彻底打消了克鲁泡特金对他的希望，展现的是一个专制、残暴而充满报复心理的暴君形象。凭着亲身经历，克鲁泡特金为我们仔细描画了这样一位沙皇的形象，其中虽然有些许的人性，但是稍纵即逝，很快就淹没在冰冷的面具之下了。对沙皇和宫廷的失望，促使他开始探索出路，寻找改变社会状况的方式。他离开了俄国的中心，到了遥远的西伯利亚去追求自己的理想，他致力于推行改革措施，但是遭遇了重重的压力和阻碍。虽然经历了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但是坚强的意志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始终是他的精神支柱。

克鲁泡特金一生经历了无数的坎坷和磨难，思想也不断在探索中发展前进。但他没有纠缠于琐屑的细枝末节，而是善于抓住生命中重大的事件加以描述，从那些直接促进他的思想变化的典型事件出发，刻画自己性格的发展与关键转折。辞去军职之后，他发生了一次思想转机，这是他生命中的重大事件。他参加了赴芬兰的考察小组，但是这次考察却把他带到了另外一个人生方向上去。他眼前呈现的芬兰农民的困苦生活和他的科学目的产生了巨大的反差。他意识到，如果知识不能够到达这些最需要它们的人身上，那又有什么意义呢？这给他带来思想的震撼和对自己以前生活的怀疑，认识到以前那种机械式的没有反思的生活缺乏真正的意义和价值。现在，这种模式必须被打破了。于是，他决心要做传道者，要撒播知识于民间，投身“到民间去”的柴可夫斯基团，深入民众，进行宣传活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富含同情心和人道胸怀的志士，为了理想他不停地思索并时刻注意改变自身。

对于好奇而喜欢探险的读者来说，克鲁泡特金一生传奇般的经历会是更大的诱惑。这位出身上层贵族的人，怎么会被关入牢狱，更神奇的是，他又是怎样从看守的眼皮底下神奇般地越狱的呢？这一点足以激起读者的兴奋和期待。这部自传的高潮就发生在他被捕入狱之后，在他成功越狱时达到了最高点。这是极富传奇性和戏剧性的人生一幕，是克鲁泡特金人生信念和意志的鲜明体现，他那坚毅的精神品格、临危不惧的情操、机智勇敢的心灵为后人树立了绝好的典范。克鲁泡特金详细描写了被捕后狱中的生活。在被称为“俄国的巴士底”的彼得保罗要塞中，曾经关押过俄国最优秀的革命家和知识分子，如十二月党人、巴枯宁、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是俄国暴政和反抗的见证，也是阴魂遍布的阴森地狱。但是，秉承着巴枯宁式的毅力和坚定的使命感，克鲁泡特金告诉自己： 我不要死在这里。他大声歌唱、做体操、使大脑保持思考、用密码和狱友交谈，维持身体的健康和思想的活跃。这是一个坚定刚毅的勇士，不被困境打倒的抗争者，他一定要活下去，对于获救他从来就没有失望过，所以一旦有机会，他决不会放弃。他产生了越狱的念头，这是一个极为大胆而令人激动的想法。他进行了详尽的谋划，每一个细节都没有放过，最终在朋友的帮助下奇迹般地成功逃离了监狱。这真是惊心动魄的一幕，与任何戏剧相比都毫不逊色，读来让人为他的处境而紧张，为他的成功而欣喜。克鲁泡特金凭着机智与勇敢逃离了牢狱，重新获得了自由，开始了他的西欧流浪生涯。现在，他把命运牢固地握在了自己手中。经过了这次生死考验，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向一切专制、暴政和非正义发起挑战。

伴随着自己的经历，克鲁泡特金用他明净、简洁而略带讽刺的笔触，为我们描述了他的生长环境、社会状况，社会百态尽现其中。他是在告诉我们： 我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的，这就是我要反抗的缘由和对象，这决定了我今后的道路和方向，也铸就了我的性格。通过自传的回顾性叙事，他揭示了自己作为反叛者的人生命运，展现了坚毅的品格，表达了继续斗争的意志。思想的深度加上传奇的故事，构筑了这部自传的魅力。所以巴金把这部书称为他“最喜爱的一部书”，因为“它温暖过我的心，它也会温暖无数的青年的心”，因此他也走向了反抗传统和权威的斗争之路。对于那些执著于琐屑的物质利益，在红尘的浪潮中迷失了自我心性的众生来说，克鲁泡特金无疑是一盏耀眼的明灯、一座警世的巨钟。他代表了社会的良知和正义。

(梁庆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