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之义， 不明于天下者久矣!今之言学者，有中西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中西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何以言学无中西也?世界学问， 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 广狭疏密耳。即从俗说，而姑存中学西学之名， 则夫虑西学之盛之妨中学，与虑中学之盛之妨西学者， 则不根之说也。中国今日， 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京师号学问渊薮^①，而通达诚笃^②之旧学家，屈十指以计之， 不能满也;其治西学者， 不过为羔雁禽犊^③之资， 其能贯穿精博，终身以之如旧学家者，更难举其一二。风会否塞^④， 习尚荒落， 非一日矣。余谓中西二学， 盛则俱盛， 衰则俱衰， 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特余所谓中学， 非世之君子所谓中学;所谓西学， 非今日学校所授之西学而已。治《毛诗》、《尔雅》^⑤者，不能不通天文博物诸学，而治博物学者， 苟质以《诗》、《骚》^⑥草木之名状而不知焉， 则于此学固未为善。必如西人之推算日食，证梁虞剫、唐一行^⑦之说， 以明《竹书纪年》^⑧之非伪;由《大唐西域记》^⑨，以发见释迦^⑩之支墓，斯为得矣。故一学既兴，他学自从之，此由学问之事， 本无中西。彼鳃鳃焉⑾虑二者之不能并立者， 真不知世间有学问事者矣!

以上所说， 其理至浅， 其事至明。此在他国所不必言， 而世之君子， 犹或疑之， 不意至今日而犹使余为此哓哓⑿也。适同人将刊行国学杂志，敢以此言序其端，此志之刊， 虽以中学为主，然不敢蹈世人之争论。此则同人所自信， 而亦不能不自白于天下者也。

(《王国维文集》第四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

注释 ①渊薮(sou)——鱼和兽类聚居的地方，这里比喻人或物聚集的处所。②通达诚笃——通达，通晓洞达。诚笃，真诚忠实，志向专一。③羔雁禽犊——古代用为卿、大夫的贽礼，或征召、婚聘、晋谒的礼物。这里指治西学者不过以西学为获取“羔雁禽犊”——求得功名利禄的资本。④风会否塞——风会，风气、时尚。否塞(pi se)， 闭塞不通，犹困厄。⑤《毛诗》、《尔雅》——《毛诗》，相传为西汉初毛亨、毛苌所传。魏晋以后，今文学派鲁、齐、韩三家诗散亡或无传者，惟今文学派《毛诗》独盛。现在流行的《诗经》即《毛诗》。《尔雅》，训诂书，实为我国第一部词典。全书按词条义类分篇，共有释诂、释言、释训、释鸟、释兽、释畜等十九篇。⑥《诗》、《骚》——《诗经》、《离骚》。⑦梁虞、唐一行——虞，梁代天文学家，生平未详。一行(约638—727)，唐代僧人，我国佛教密宗之祖，谥“大慧禅师”。曾译《大日经》，并为之作疏。精通天文历法，所制《大衍历》是唐代最好的历法，并为历代编历者所沿用。著有《易论》、《心机算术》、《宿曜仪轨》、《北斗七星护摩法》等。⑧《竹书纪年》——亦称《古文纪年》、《汲冢纪年》。编年体史书，约出于战国魏史官之手。晋太康年间于汲郡(今河南汲县西南)战国魏襄王墓中发现。记事起于夏禹(一说黄帝)， 自周幽王后接晋国，晋亡特记魏国，至魏襄王二十五年。以夏正纪年，记事简短。⑨《大唐西域记》——佛教法相宗创始人玄奘述，辩机编。全书凡十二卷，12万余字。以玄奘赴天竺求法亲历和闻见的138个城邦、地区、国家为目，记其历史、地理、交通、物产、民俗、文化、宗教、政治、经济等情况。是研究佛教、中国新疆和中亚、南亚社会历史和中西交通的珍贵文献。⑩释迦——即释迦牟尼，佛教创始者。(11)鳃鳃焉——恐惧的样子。鳃鳃(xi xi)，亦作“諰諰”。焉，助词，犹“然”。(12)哓哓(xiao xiao)——争辩声。这里是争辩的意思。

赏析 据王国维“甲寅五月” “代罗叔言参事”撰写的《〈国学丛刊〉序》称：“宣统辛亥，某始创《国学丛刊》于京师，遭遇国变，中道而辍。今年春，海上友人乞赓续之。”由此可知，《国学丛刊》由王国维于1911年创刊，1914年春复刊。该序称其办刊宗旨为：“思欲标艺术于寸草，助学海以涓流”， “聊供研阅之新知，并刊散亡之故籍”。

这篇序言写于1914年，即《国学丛刊》复刊之际， 旨在驳难学术的新旧、中西、有用无用之争。他的结论是： “学无新旧”， “学无中西”， “学无有用无用”。这里节选的是序文的开端、结尾和论述“学无中西”部分。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王国维讲的“学”、“学问”，不是泛指东西方文化，而是指对文化现象的研究。文化联系着人种和民族，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系统。学术上的“广狭密疏”与文化的异同不能等量齐观。王国维认为， “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因此，“虑西学之盛之防中学，与虑中学之盛之妨西学者，均不根之说也”。他用具体事例说明：值得担心的，不是中学与西学谁“防”谁的问题，而是“无学之患”;在学术研究中，必然是“一学既兴， 他学自从之”。他饱含激情地指出：“彼鳃鳃焉二者不能并立者，真不知世间有学问事者矣!”

王国维的观点具有鲜明的现代学术思想的色彩。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标志是承认学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并在研究中开始吸收西方现代的观念和方法。代表人物是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而尤以王国维扮演着现代学术开山祖的角色。“中国现代学术是在西方学术思潮的冲击与刺激之下，传统学术发生蜕变的产物。在流向上包涵着对传统的省察和对西学的回应两个方面。省察传统，必然要联系世界;回应西学，不能不联系传统。因而一开始就有一个如何处置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的关系问题。本来在古代学术发展过程中，涉及不同国度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碰到过这类关系，但并不成为问题。因为华夏文化的特点， 向以强大的融化力著称于世，对外来思想初不以如何迎拒为意。”(刘梦溪《传统的误读》，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99页)但是，到了晚清，西方思潮如狂风暴雨般袭来，而且是伴随着坚船利炮的长驱直入，受动一方便大有招架不住之势。一时迎拒乏策，进退维谷，于是发生了激烈的中学西学之争。王国维认为，这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根本否认中西学在“学问”上会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篇序言产生的1914年，正值他的学术成熟期，所谓中学西学，早已在他心目中熔为一炉，不见隔梗。

当然， 由于文化背景殊异，所处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有别， 中西学术思想的表现形态和思维惯性纵使参差互见，但学理的正误和心理的规律，应该是殊途同归、化而为一的。王国维认为“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反对将二者人为地对立起来，甚具卓识。钱钟书在《谈艺录》序言中曾说：“东海西海，心理悠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谈艺录》第1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实际上，现代学术思想必然是一个并纳兼容的具有开放性格的体系。人类进入20世纪，为学而不能与世界文化对话，算不得现代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