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七论“文人相轻”——两伤》原文与赏析
所谓文人，轻个不完，弄得别一些作者摇头叹气了，以为作践了文苑。这自然也说得通。陶渊明先生“采菊东篱下”，心境必须清幽闲适，他这才能够“悠然见南山”，如果篱中篱外，有人大嚷大跳，大骂大打，南山是在的，他却“悠然”不得，只好“愕然见南山”了。现在和晋宋之交有些不同，连“象牙之塔”也已经搬到街头来，似乎颇有“不隔”之意，然而也还得有幽闲，要不然，即无以寄其沉痛，文坛减色，嚷嚷之罪大矣。于是相轻的文人们的处境，就也更加艰难起来，连街头也不再是扰攘的地方了，真是途穷道尽。
然而如果还要相轻又怎么样呢?前清有成例，知县老爷出巡，路遇两人相打，不问青红皂白，谁是谁非，各打屁股五百完事。不相轻的文人们纵有“肃静”“回避” 牌，却无小板子，打是自然不至于的，他还是用“笔伐”，说两面都不是好东西。这里有一段炯之先生的《谈谈上海的刊物》 为例——
“说到这种争斗，使我们记起《太白》，《文学》，《论语》，《人间世》几年来的争斗成绩。这成绩就是凡骂人的与被骂的一古脑儿变成丑角，等于木偶戏的互相揪打或以头互碰，除了读者养成一种‘看热闹’的情趣以外，别无所有。把读者养成欢喜看 ‘戏’ 不欢喜看 ‘书’ 的习气，‘文坛消息’的多少，成为刊物销路多少的主要原因。争斗的延长，无结果的延长，实在可说是中国读者的大不幸。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 ‘私骂’占篇幅少一些?一个时代的代表作，结起账来若只是这些精巧的对骂，这文坛，未免太可怜了。”
(天津 《大公报》 的 《小公园》，八月十八日。)
“这种斗争”，炯之先生还自有一个界说：“即是向异己者用一种琐碎方法，加以无怜悯，不节制的辱骂。(一个术语，便是 ‘斗争’。)” 云。
于是乎这位炯之先生便以怜悯之心，节制之笔，定两造为丑角，觉文坛之可怜了，虽然 “我们记起 《太白》，《文学》，《论语》，《人间世》几年来”，似乎不但并不以“‘文坛消息’的多少，成为刊物销路多少的主要原因”，而且简直不登什么“文坛消息”。不过“骂”是有的;只“看热闹”的读者，大约一定也有的。试看路上两人相打，他们何尝没有是非曲直之分，但旁观者往往只觉得有趣;就是绑出法场去，也是不问罪状，单看热闹的居多。由这情形，推而广之以至于文坛，真令人有不如逆来顺受，唾面自干之感。到这里来一个“然而”罢，转过来是旁观者或读者，其实又并不全如炯之先生所拟定的混沌，有些是自有各人自己的判断的。所以昔者古典主义者和罗曼主义者相骂，甚而至于相打，他们并不都成为丑角; 左拉遭了剧烈的文字和图画的嘲骂，终于不成为丑角;连生前身败名裂的王尔德，现在也不算是丑角。
自然，他们有作品。但中国也有的。中国的作品“可怜”得很，诚然，但这不只是文坛可怜，也是时代可怜，而且这可怜中，连“看热闹”的读者和论客都在内。凡有可怜的作品，正是代表了可怜的时代。昔之名人说“恕”字诀——但他们说，对于不知恕道的人，是不恕的;——今之名人说“忍”字诀，春天的论客以“文人相轻”混淆黑白，秋天的论客以“凡骂人的与被骂的一古脑儿变成丑角”抹杀是非。冷冰冰阴森森的平安的古冢中，怎么会有生人气?
“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私骂’占篇幅少一些?”——炯之先生问。有是有的。纵使名之曰“私骂”，但大约决不会件件都是一面等于二加二，一面等于一加三，在“私”之中，有的较近于“公”，在“骂”之中，有的较合于“理”的，居然来加评论的人，就该放弃了“看热闹的情趣”，加以分析，明白的说出你究以为那一面较“是”，那一面较“非”来。
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彼兑飞说得好：
我的爱并不是欢欣安静的人家，花园似的，将平和一门关住，其中有 “幸福” 慈爱地往来，而抚养那“欢欣”，那娇小的仙女。
我的爱，就如荒凉的沙漠一般——一个大盗似的有嫉妒在那里霸着;他的剑是绝望的疯狂，而每一刺是各样的谋杀!
九月十二日。
【析】 “文人相轻”的论争，引起了文坛十分广泛的注意。各种意见都有。也有人用各打五十大板的“两伤”方法予以评论，貌似公允实却虚伪。鲁迅素来爱憎分明，继 “六论” 以后，又写下 《七论 “文人相轻”——两伤》，批判了那种“两伤”的骑墙论调，“七论”是“六论”刚点完最后一个句号、马上换上新稿纸，在同一天内写成的，可知鲁迅胸中战斗激情汹涌，不倾泻完根本无法平静。
“两伤”论的代表是炯之，即沈从文先生。他把左翼阵营与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错误观点的论争，用“争斗”一顶大帽全部扣上，说“骂人的与被骂的”都是“丑角”，“争斗”的结果，使刊物销路不正常地增加了，读者爱“看热闹”的恶习发展了，一个时代的代表作也只剩下些 “精巧的对骂”。中国的文坛，“未免太可怜了”。
沈从文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出发，只看到“争斗”的表面是文坛的“混乱”，没看到斗争的实质是对种种错误现象的批判。他为文坛担忧，今天看来其出发点不能说是别有用心，但客观上起着抹杀了是非界限，给错误观点帮了忙的不良作用。鲁迅对他们批评，是正确的，必要的。
“七论”的特点是论证的高度严密性。文章列举了炯之的观点后，对之一一逐层驳斥。先驳其作为论据的例子。炯之说近几年来《太白》、《文学》与《人间世》、《论语》 (这可以说是左翼阵营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刊物的代表)的销路增长，原因是它们大量增加了“文坛消息”(“争斗”内容)的篇幅。鲁迅指出这是不确的。这几个刊物近年来“简直不登什么 ‘文坛消息’”。这样先确定对方论据的基本错误，可是又并不完全否定，继续客观地说，论争是有的，读者因而喜欢看也是有的，这可算炯之论点中包含的合理部分。但问题是读者们并不完全是看“热闹”，其中有很多人是“自有各人自己的判断的”。这里就精细地将炯之论点中似是而非的地方与正确之处区别了出来。接下去举法国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论争甚至大打出手为例，举左拉为法国军官德莱孚斯辩护遭攻击、以及王尔德和马奎斯的打官司为例，说明同是争斗，内有是非之别，并非因为争斗的形式不雅，就连是非的界限也为之消失，起而捍卫真理的人也成了丑角。经过这样三个层次的剖析论证，炯之的“刊物销路增加的原因不过是由于大量刊登互相争斗的‘文坛消息’”这一论据完全站不住脚，争斗者都是 “丑角” 的貌似公允之论也为之露出破绽。
文章乘胜追击，紧接着又驳斥对方的“文坛可怜”论。炯之说中国文坛之可怜是因为全被“争斗”所笼罩，作品无法诞生。鲁迅指出，文坛的“可怜”其实是时代的可怜，包括“看热闹”的看客和论客。因为文坛是时代的反映。一个社会的读者只知如小市民俗客一样，只爱“看热闹”，论者只知着眼“争斗”的形式不知看其“争斗”的实质，一味反对“文人相轻”，“两伤”，各打五十大板，这样的文坛固然是平安了，但也变成“冷冰冰阴森森”的“古冢”了。这样的时代不可怜么?有这样的时代，文坛如何能摆脱可怜?
上文的驳论据是挖空对方的基础，紧接的驳论点是给摇摇欲坠的对方再迎头一击，“两伤”论终于全面崩塌。“七论” 论证的严密性令人叹服。
后期的鲁迅是成熟的革命战士。他已克服了前期激情中免不了的某些凌厉浮躁，注意沉着地分辨对方的性质。他对站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立场上的炯之并不是一味穷追猛打，置之死地而后快。他坚持以理服人、避免辛辣的讽刺。他从炯之的提问“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 ‘私骂’ 占篇幅少一些”中，客观地看到炯之并非国民党反动文化“围剿”的打手，而只是一个看不得斗争、见不得鲜血的胡涂文人。所以鲁迅继续谆谆诱导： 即使是 “私骂” 也是有是非在的。“私” 中有近于“公”的地方，“骂” 中有近于 “理”之处。若不是“看热闹”而要做裁判的人，就应该仔细分析找出是非来，才能服人。因为我们生活的时代是充满矛盾斗争的时代，没有是非爱憎，胡胡涂涂，是既容易被利用，也难以生存下去的。最后，鲁迅以满腔热情号召作家们“还得以热烈的憎，向 ‘死的说教者’ (反动统治阶级的帮凶)抗战”，因为 “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也才能真正做一个作家。文末引用的裴多非诗歌也是这一意思的展开。对被批判者的辩证分析、谆谆善诱，更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