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的主要代表作。它是后人搜集韩非遗著并加他人论述韩非学说的文章编辑而成的。书中的大部分是韩非所著。司马迁说：韩非“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汉书·艺文志》：“《韩子》五十五篇。”《隋书·经籍志》：“《韩非子》二十卷”。今存《韩非子》二十卷，五十五篇。篇数与汉朝的本子基本上是相同的。《韩非子》注释本有清王先慎的《韩非子集解》、陈奇猷的《韩非子集释》、梁启雄的《韩子浅解》等。

《韩非子》是适应建立封建制度的需要而产生的。战国时期，封建制度已代替了奴隶制度，如何巩固封建政权，削除封建割据的局面，建立统一的封建国家，就成为这个时期地主阶级的主要历史任务，各国家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封建化措施。韩非集法家之大成，发展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法家思想，提出完整的法治理论，为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韩非子》二十卷，五十五篇，其重要的篇章有《孤愤》、《解老》、《喻老》、《五蠹》、《定法》、《显学》等。它的主要思想是：在哲学上发展了荀子的唯物主义思想，对老子的“道”进行了改造，提出“道者，万物之始”，“万物之所以成也”。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起源和本质。同时又提出：“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指出“道”是事物运动的普遍规律，“理”则是具体事物运动的特殊规律，“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肯定宇宙万物是不断变化的，“道”、“理”也要随之而变化。“道”与“天地之剖判也具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是永恒的、不变的。“理”“有存亡，有死生”，是暂时的、可变的。还把天(自然)和人(社会)区别开来，认为“天有大命，人有大命”，天与人各有自己的规律，反对卜筮和占星的迷信鬼神思想。指出“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就是说，迷信鬼神的活动，是亡国的表现。在辩证法思想上，提出“凡物不并盛，阴阳是也。”“阴阳”是我国古代一对哲学范畴，它用“阴阳”来表述事物的矛盾，认为矛盾的发展是不平衡(“不并盛”)的，“时有虚满，事有利害，物有生死。”指出“虚”与“满”、“利”与“害”、“生”与“死”都是相反相成的，是对立统一的。“故万物必有盛衰、万事必有弛张，国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赏罚。”同时还提出事物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在解释老子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时指出“福本生于祸”，“祸本生于福”，并认为祸与福的转化是有条件的，说“人有福则富贵至，富贵至则衣食美，衣食美则骄心生，骄心生则行邪僻而动弃理”。指出福转化为祸是由“骄心”、“邪僻”产生的。还主张“不相容之事，不两也”，就是说，矛盾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但辩证法思想是不彻底的。在认识论上，把荀子的“天人之分”思想应用于认识论。认为“聪明睿智，天也；动静思虑，人也。人也者，乘于天明以视，寄于天聪以听，托于天智以思虑”。指出认识的对象是客观事物，人必须凭借感觉器官与客观事物相接触，才能产生认识。还提出“参验”的认识方法，主张“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要以“功用”的实际效果来验证言行活动，“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在社会历史观上，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并把历史发展变化分为“上古”、“中世”和“当今”三个阶段，“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时代是不断前进的，随着时代的更替，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也都要发生变化。这种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企图恢复旧的社会制度，保护了新的社会制度。还提出“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就是说，“圣人”不要求遵循古代的东西，而是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采取适当的措施。这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改革旧制度的进取精神。在政治上主张严刑厚赏，强调“不务德而务法”，“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总结地主阶级的统治经验，认为法治是封建君主巩固统治，强国利民的工具。主张制法应该“编著之图籍，设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法的施行要“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它以法为核心建立法、术、势相结合的完备的法治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法家思想。

《韩非子》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特别是总结了法家思想，为秦王朝统一中国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