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的内容·隋唐五代散文·古文的衰落和晚唐小品文的兴起
韩愈周围创作古文的有李观、欧阳詹、樊宗师、李翱、皇甫湜等，或为其友，或为其门人。李观、欧阳詹为韩愈同年，只是去世都比较早①。在贞元文坛上，他们是推动古文的重要力量，因而享有很高声誉，时人甚至将他们与韩愈并列，而韩愈对他们也是大为称赏②。但是二人古文的成就远远不能与韩愈并论。就李观而言，且不论才华与学养，生命过短即已限制了他的成就。欧阳詹较之李观又见逊色。樊宗师则“句读欲学盘庚书”(欧阳修《居士集》卷二《绛守居园池》)，刻意雕琢求奇，有生僻晦涩之弊。
李翱、皇甫湜从韩愈学古文，“翱得愈之醇，而湜得愈之奇崛”(《四库全书总目·皇甫持正集提要》)，刘熙载则谓“文得昌黎之传者，李习之精于理，皇甫持正练于辞”(《艺概·文概》)。李翱和韩愈一样，以传承儒家道统、振兴儒学为己任，自视甚高，故虽从韩愈学文，而仅视之为友。他的文章醇在理，而道学气也颇重。文风上，基本继承了韩愈平易畅达的一面，“优游不迫”(吴可 《荆溪林下偶谈》卷三)，下开宋代散文。皇甫湜重“奇”，为文求意新词高，他的一些文章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如《吉州刺史厅壁记》对官吏塞责、百姓疲惫的描绘即极为新奇生动。虽然在理论上，皇甫湜也认为奇应“无伤于正而出于常”(《答李生第二书》)，但是在实际创作中，却往往刻意求字句之奇，又缺乏韩愈的才力，不能驱遣自如，致使文章伤于刻凿，缺乏自然气象。
中唐古文，除了韩愈的圈子外，南方柳宗元周围还有吕温、刘禹锡等人。另外，白居易、元稹也有古文之撰，元稹还将散体推广到制诰领域。无论是从人数、从体裁的范围还是从作品的成就来看，古文都可谓盛极一时。然而，当这些作家相继谢世以后，由于后继者才力不足和认识上有偏差，古文渐趋式微。
韩门散文分成两支，李翱平易文风在晚唐传承无人，皇甫湜奇崛一脉则有孙樵发扬①。孙樵在皇甫湜求奇基础上，进一步主张“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与王霖秀才书》)，在怪奇之路上愈走愈远，刻意使文章骇心夺目，从而将古文推向了极端。有才有识的杜牧则继承了韩文流畅雄健的传统②，又化之以遒逸，遂“文不同韩柳，诗不同元白”，“诗文皆别成一家”(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一)。他的论政、论兵之文，立论精辟，气势充足，纵横驰骋而游刃有余。记人之文如《书何易于》《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等，叙事简洁传神而风趣。晚唐散文当以他为第一。李商隐早年也曾致力于古文，17岁时入令狐楚幕后，受其影响，改习骈文。尽管他的古文不多，但是从《李贺小传》等文章中，还是可以看出他古文的功力。如果李商隐一直致力古文，晚唐文坛恐是另一番风貌。
杜牧不能改变古文衰落、骈文复振之势。由于古文后继者普遍不能振拔，却走入僻涩一途，使得古文水准急剧降低;由于古文理论本来即为骈文留下了余地; 也由于骈文自身的发展和骈文大家李商隐、温庭筠等人的出现，骈文重新占据文坛不可避免①。
小品文在晚唐文坛上突放光辉，未免出人意料，然而也是时势使然。时代在没落，豪情已消退，有的只是冷眼与愤激。一些关注现实的文士，最想表达的是讽刺，短小精干的小品文恰能适合这种需要。他们的小品属于杂文式讽刺小品，词锋锐利，批评深刻，与明代的情韵小品又自不同，可以算是中唐古文的变徵之音。
成就比较突出的有皮日休、陆龟蒙和罗隐。皮日休善于议论，犀利深刻而干脆利落，如“古之杀人也怒，今之杀人也笑”、“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古之隐也，志在其中;今之隐也，爵在其中”(《鹿门隐书》)，冷峻的讥刺背后是对现实的极度失望。
陆龟蒙穷愁著书，亦多讽刺，风格接近皮日休，而又有柳宗元寓言文的特色。他的《记稻鼠》《招野龙对》《野庙碑》《马当山铭》等文都意在讽喻，如《马当山铭》故意摆脱一般山川铭文纪险颂德的格式，却掉转笔锋，刻画小人之心险于山川，对衰世末俗的抨击犀利痛快。
三人中，罗隐的成就最高。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尤其看重他的成就：“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其讽喻杂文题材广，手法多。讽刺矛头所向，“虽荒祠木偶，莫能免者”(辛文房《唐才子传》)。或正说，或旁引，或寓言，随意生发。《说天鸡》写父子养鸡的不同，以此讽刺官员的无能和用人政策的不合理。《英雄之言》引刘邦“居宜如是”和项羽“可取而代”两语，讽刺所谓“救民涂炭”的英雄，不过是“无退让之心、贞廉之节”的大盗而已，这也是对唐末割据攘夺政局的抨击。
这些小品文作家都落魄不偶，又都有用世情怀，所谓“不能学扬子云寂寞以诳人”(罗隐《谗书序》)。讽刺，使小品文具有光芒，而讽刺传达出的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则是小品文的灵魂。晚唐小品文就这样为唐代散文抹上了一轮余辉。
至五代乱世，文运衰颓，新、旧《五代史》皆无《儒林传》《文苑传》，世人也极少论及五代之文。虽有如后周王朴《平边策文》一类质朴平畅的文章，总体上，散文佳作则是寥若晨星。这五十余年的时间，成为唐宋两个散文高峰之间的低谷。
注释
① 李观贞元十年(794)卒,年仅二十九。欧阳詹贞元十七年(801)卒,年四十余。② 如李翱即谓“使李观若永年,则不远于扬子云矣”。陆希声《唐太子校书李观文集序》云:“贞元中,天子以文化天下,天下翕然兴于文。文之尤高者李元宾观、韩退之愈。始元宾举进士,其文称居退之之右。及元宾死,退之之文日益高。今之言文章,元宾反出退之之下。论者以元宾早世,其文未极;退之穷老不休,故能卒擅其名。”无论是从陆希声将李观与韩愈并列的提法,还是从他转述的时人的观点,都可以看出李观受到的推崇。李贻孙《故四门助教欧阳詹文集序》则将欧阳詹与韩愈、李观并列:“与君同道而相上下者,有韩侍郎愈、李校书观洎君。并数百岁杰出,人到于今伏之。”又云:“君之文新无所袭,才未尝困。精于理,故言多周详;切于情,故叙事重复。宜其司当代文柄以变风雅。”韩愈对他们的评价见《李元宾墓铭》《欧阳生哀辞》《题哀辞后》。① 孙樵《与王霖秀才书》自云:“某尝得为文真诀于来无择,来无择得之于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于韩吏部退之。”则孙樵为皇甫湜隔代传人。② 黄宗羲《南雷文案》认为杜牧是韩文传承者之一。缪钺《杜牧诗简论》也认为杜牧古文直接受了韩愈的影响,文载《冰茧庵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① 参见葛晓音《中晚唐古文趋向新议》,载《汉唐文学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