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的内容·晚唐五代诗歌·晚唐诗坛的起讫

对于晚唐诗坛起讫的界定存在不少分歧意见^①。从大的方面来看，分歧的焦点是集中在晚唐上限，其中又大致呈现两种看法，即将上限推至唐穆宗长庆年间，还是划定在唐文宗前后。两者的分歧，从诗歌艺术的变化上讲，前者主要着眼于中晚唐之间的密切联系，认为晚唐诗风发端于中唐诗歌高潮的落潮;后者则主要着眼于杜牧、李商隐等诗人登上诗坛，希望以晚唐诗歌自身特色的形成，作为分期的依据^①;从时事背景上讲，以长庆为界，是强调唐王朝在元和中兴之后，全面走向衰落的整体趋势;而以文宗时期为界，则是认为文宗政局在中晚政治的变化中有特殊的意义，对士人的心态和诗歌创作产生了特殊的影响。支持这一观点的论者，往往对文宗时期的“甘露之变”，给予特别的关注，认为它是中晚唐分界的关键事件^②。

从晚唐诗歌的整体特点出发，以长庆年间为中晚唐诗坛的分界，在认识上有更多的合理性。与初、盛、中唐三个时期相比，认识晚唐诗坛的整体面貌，尤其需要重视诗人创作的群体特色，这是因为，中唐以后具有突出创造力和鲜明艺术个性的诗人日见减少，这一趋势随着杜牧、李商隐等诗人的谢世而进一步强化;就是杜牧、李商隐这些诗人，其开宗立派的能力，与盛唐时期的李白、杜甫;中唐时期的韩愈、白居易等大诗人相比也相对逊色。这就决定了群体创作对认识晚唐诗坛整体面貌的意义显著上升。如果仅仅围绕杜牧、李商隐等人来勾画诗坛状况，忽视当时所存在的各种诗人群体与诗风的流布，显然是有局限性的。另外，由于晚唐诗坛创造力水平的整体下降，诗艺的创变性减弱，因袭性突出，诗风整体上呈现出在因袭中唐诗学的基础上进行调整的变化趋势，因此中晚唐诗坛之间的联系尤其值得重视。长庆年间，正是中唐诗歌高潮趋于衰落，晚唐诗风开始形成的过渡时期，晚唐诗坛群体特色逐渐鲜明的创作大势，也在此时露出端倪。

从时事背景上看，在元和中兴以后，唐王朝的政治一直呈现出衰落的趋势，从勾画晚唐诗歌大势的角度出发，我们不难发现，基于诗人身世际遇之差异而做出的类型化诗人群体划分，对于认识诗坛整体的诗风分布，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具有近似的身世经历的诗人，在创作上往往呈现出近似的风貌，因而被视为同一个群体，但他们彼此之间，并不一定有十分密切的人事交往和诗学交往，这与盛唐时期比较广义的流派，中唐时期相对狭义的诗派，都有所不同。这种群体构成方式，正是自长庆以下逐步发展，而在咸通以后，支配了整个诗坛;它反映了中唐以后政治格局的整体演变对士人行为方式和艺术道路的影响，而要深入认识这些独特的诗人群体，同样应该着眼于中唐以后政局长期演变的大势。

如果要对晚唐诗坛再做阶段性的划分，那么咸通年间就是一个重要分界线。从长庆到大中，是晚唐前期，而从咸通到唐朝灭亡，是晚唐后期，或称唐末。有些中晚唐的分期意见，就是以咸通为界，这很值得重视。与文宗政局相比，唐宣宗大中之政对晚唐政治的影响更为突出。“甘露之变” 作为一场朝廷政变，反映了士大夫与宦官，以及士大夫内部错综复杂的斗争，虽然政变的过程备极惨烈血腥，对士人精神产生严重的压抑，但在文宗后的武宗朝，李德裕坚决平定盘踞泽潞的刘稹之叛乱，在平叛战争与抗击回纥的过程中，坚决抑制宦官的势力，说明文官士大夫阶层面对时弊，尚能有所作为^①。经历了唐宣宗的大中之政，咸通以后，面对藩镇割据、宦官专制，文官阶层再无振作之势，士人精神全面趋于压抑与内敛。从诗歌的特点来看，在晚唐前期，虽然诗歌群体特色突出的特点已相当鲜明，但仍然出现了杜牧、李商隐这样富有个性特色的诗人; 而咸通以后整个诗坛群体特色异常突出，个性特色异常贫弱，鲜明地呈现出诗歌衰世的面貌。

关于五代十国，有的论者将它归入晚唐，这个意见不无合理性，因为五代十国虽然在政权形式上处于分裂状态，但从诗歌艺术上看，与此前的唐末诗坛以及此后的宋初诗坛，创作上有十分密切的联系。我们在下面会对此加以介绍，但从传统的表述习惯出发，我们还是将五代十国与晚唐区分开来，作为一个单独的时期。

注释

① 关于晚唐诗坛起讫的意见,主要有以下六种。唐穆宗长庆元年至唐亡(821—907):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将中唐截至元和末年,又参见倪其心《关于唐诗的分期》,《文学遗产》1986年第1期。唐敬宗宝历元年至唐亡(825—907):参见刘开扬《唐诗通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陈伯海《唐诗学引论》,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程千帆《唐诗鉴赏辞典·前言》,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唐敬宗宝历元年至五代末(825—978):参见周祖《隋唐五代文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唐文宗开成元年至唐亡(836—907):参见元杨士弘《唐音》、明高棅《唐诗品汇》,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唐武宗会昌元年至唐亡(841—907):参见田耕宇《唐音余韵》,巴蜀书社2001年版。唐懿宗咸通元年至唐亡(860—907):参见王气中《关于唐诗的分期》,《南京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 郭预衡主编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20世纪几部影响最大的文学史,对晚唐时段的描述都采取了相对模糊的办法,如刘大杰所著《中国文学发展史》以杜牧、李商隐等诗人来概括晚唐诗坛的状况;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以文宗大和、开成年间为晚唐的开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则将杜牧、李商隐等诗人归入唐代中叶,而以咸通以下为唐代末期;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长庆以后,唐王朝危机进一步加深,士人心态发生巨大变化……于是唐诗风貌再次出现明显转变,由中唐进入晚唐”,接近以长庆元年为分界的看法,但并未作明确的限定。① 参见袁行霈《在沉沦中演进——试论晚唐诗歌创作趋向》,《中华文史论从》总第48期。② 参见任海天《晚唐诗风》第6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第141—167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① 傅璇琮在《李德裕年谱》(齐鲁书社1984)中深入地分析了“甘露之变”复杂的政治斗争内涵,可以启发我们对这一事件形成比较客观的认识。参见该书第311—3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