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郭沫若爱国主义诗歌比较研究
爱国主义、反帝反封建是五四时期新诗的总主题，在这个旗帜下涌现出大批青年爱国诗人，郭沫若和闻一多无疑是他们中的佼佼者。不过，在爱国主义这个总主题下，他们二人的诗在具体内容和表达感情的方式上又有较大反差。形成这种反差的原因是多方位、多角度的，像生活经历、所受教育、所处环境、个性气质等都对他们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以《女神》为代表的郭沫若的诗用完全新的形式、火山爆发式的激情，第一次唱出了中国人民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心声，表现了五四时期那种反抗一切、毁坏一切、创造一切的“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曾唤醒了一代青年，激起了他们的反抗意识。正如闻一多所说：“郭沫若的诗，最要紧的是它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20世纪的时代精神。”这种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像一条红线贯穿于《女神》。《女神之再生》、《凤凰涅槃》、《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天狗》等都表达了诗人对旧中国的叛逆和对新中国的憧憬与想往。诗人要破坏、毁灭一切旧的传统观念，建立一个美好理想的新中国。《凤凰涅槃》中，诗人借五百年后的凤凰集香木自焚，然后在死灰中得到新生的传说来象征中国的新生。《立在地球边上放号》赞颂一切破坏和毁灭的力量，讴歌一切创造。郭沫若的诗，最集中地体现了五四时代精神，在彻底否定封建传统的同时，充分肯定个性解放和自我的价值。这个自我有推倒一切、打破一切的力量。听听诗人的呼喊吧：“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天狗》）。“梅花呀！梅花／我赞美你／我赞美我自己／我赞美这自我表现的全宇宙的本体／还有什么你／还有什么古人／还有什么异邦的名所／一切的偶像在我的面前毁坏”（《梅花树下的醉歌》）。气势如此之宏大，胸怀如此之开阔，曾激动过多少青年的心。无疑，这种追求个性解放的叛逆精神已夸张到了极限，给人以偏激之感，这大概也是今天的许多读者不理解这些诗的原因所在。它的价值要和时代紧密联系才能显示出来。在当时，正是这种五四式的偏激才与传统的封建意识形成了最尖锐的冲突，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如果说五四时期的年轻诗人郭沫若的诗充满了火山爆发式的激情的话，那么，五四稍后的学者兼诗人的闻一多的诗则更偏重于冷静和理智。《红烛》、《死水》两集中的诗内容虽多种多样，爱国主义却是它的一条主线。和郭沫若的破坏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相比，闻一多诗中所表现的爱国特色也要含蓄得多。
闻一多诗中的爱国主义首先表现在直接赞美和歌颂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化，这是他与郭沫若的主要区别。诗人骄傲地宣布：“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五岳一般庄正严肃／广漠的太平洋底度量／青云的柔和，秋风的豪放／……我的记忆还是一根麻绳／绳上结满了无数的结梗／一个结子是一桩史事……／我便是五千年的历史／……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我是东方文化的鼻祖／我的生命是世界的生命／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我是中国人》）。五千年的历史直接成了诗人歌颂的对象，他对帕米尔、昆仑山、戈壁、长江、黄河以及孔子、庄周、东方朔、尧舜、荆轲聂政、神农黄帝，甚至行云流水、秋风春云都加以赞美，引以为荣，这种“为祖国燃烧的发颤”的爱国热情，不能不引起人们心灵的震动。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祖国，在诗人心目中是那样美好和神圣。他把祖国比做菊花，并赋以它五彩缤纷的色彩和高洁的品质，字里行间流动着炽烈的爱国热情：“习习的秋风啊！吹着，吹着／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你不像这里的热欲的蔷薇／那微贱的紫罗兰更比不上你／你是有历史有风俗的花／啊！四千年的华胃底名花呀／你有高超的历史，你有逸雅的风俗”（《忆菊》）。很明显诗人爱菊花是因为她有“四千年高超的历史”，他所歌颂的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在这点上闻一多与郭沫若形成了鲜明对照。正如闻一多所说：“我个人同《女神》的作者的不同之处是在：我爱中国固因她是我的祖国，而尤因她是有她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而“东方文化是绝对的美的，是韵雅的……是人类所有的最彻底的文化。”和郭沫若的否定一切传统一样，闻一多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热爱也到了偏激的地步，这和他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在这种环境中形成的心理定势有关。诗人远在异乡，所感受到的都是作为一个弱国子民在异国倍受歧视的事实，心里压抑而又无倾诉对象，于是他选择了那在地球上每天都能见到的太阳作为自己诉说缠绵思乡之情的对象，似乎每天从东方升起的太阳都可以带来家乡的信息。《太阳吟》就表达了诗人这种不可抑制的思乡之情。
由于身在异国而又倍受种族歧视的压迫，闻一多爱国诗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帝国主义的揭露和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同情，这二者是相互联系的。《醒呀》、《七子之歌》、《我是中国人》、《爱国心》、《长城下之哀歌》等既揭露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领土的罪恶，又表达了诗人对领土被侵占的悲哀之情：“这心脏的海棠叶形／是中华版图的缩本／谁能偷去伊的版图／谁能偷去我的心”（《爱国心》）。在这里，祖国的地图成了诗人的心，形象地表达了自己和祖国心心相印的爱国之情。《七子之歌》中，诗人将七块被帝国主义掠夺去的领土，比喻成失去了母亲的儿子们，他们向母亲哭诉，要求回到母亲的怀抱，有力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唤醒沉睡的人们起来反抗，就是在今天读了也给人以鼓舞。
在揭露帝国主义的同时，闻一多对下层劳动人民表现了深切的同情，这和他真诚的爱国心是分不开的。《洗衣歌》真诚地歌颂了洗衣工人的劳动，诅咒了那种看不起洗衣的人：“你说洗衣的买卖太下贱／肯下贱的只有唐人不成／你们的牧师告诉我说／耶稣的爸爸做木匠出身／你信不信？你信不信”（《洗衣歌》）。诗人反唇相讥，字里行间甚至充满了一种自豪感，有一股浩然正气。这当中有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对不公正待遇的抗争，也有对凌辱的反抗，对正义的确信。《飞毛腿》揭示了人力车夫的痛苦命运，《荒村》写了军阀混战下农村破败的景象。此外，闻一多的许多诗直接把笔触深入到了下层人的生活，表明他对人民的关心和同情是有相当深度的。
在美国留学时的闻一多对祖国的怀念是那样的深切，时时盼望回到祖国的怀抱。然而，当他一经踏上国土，见到的是黑暗和腐朽，诗人又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与失望当中。《死水》、《发现》等篇正是这种心态的真实流露。诗人把祖国想得很美，回来后所看到的现实和他的想象完全相反，于是他噎着热泪凝视祖国的苦难，捶胸跺足地痛喊：“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发现》一首通篇表达了诗人热爱祖国与对她失望的矛盾冲突，现实如此黑暗又看不到出路，诗人便写出了《死水》那样的激愤之词。《死水》并不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是对现实的诅咒和反叛。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闻一多和郭沫若的爱国主义诗歌除了有相似之处以外，还有明显的区别。他们在爱国的具体内容和表达方式上有诸多差异，郭沫若的爱国主义是爱一个新生的理想中的中国，他歌颂的是由“匪徙”们所创造的“再生”的祖国，祖国的形象在他的心目中是“年轻的女郎”。而闻一多的爱国主义则是爱一个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五千年的文明古国，祖国的象征是“骚人逸士”的“东方的菊花”，是“尧舜的心”、“荆轲聂政的血”、“孔子吊唁死麒麟的泪”。郭沫若诅咒黑暗的现实，希望破坏、毁灭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乃至于传统文化，从而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充满了反封建的启蒙思想，表现出一种向前看的开拓精神。闻一多诗中对黑暗的现实也进行了抨击，但他却怀念曾经有过而现在已丧失了的古代文明。闻一多的爱国主义充满了在帝国主义文化侵略面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表现了反帝意识和救亡精神，同时也带着一种向后看的怀古倾向。郭沫若的愿望是破旧立新，不断地毁灭，不断地创造；闻一多的理想则是传统文化的复归。相比较之下，郭沫若更具有现代意识，而闻一多则多少有一种改良主义的倾向。
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从一般意义上去评价他们的优劣，最重要的是要从他们自身的方方面面去找答案。
首要的一个原因是两位诗人所处的时代不同以及创作个性不同。郭沫若的《女神》大多写于1919—1921年期间，那正是五四高潮期，国内反帝反封建运动轰轰烈烈，时代精神以巨大的力量冲击着诗人的心，使他爆发出无穷的艺术创造力，个人的郁结在这里找到了喷火口，同时也找到了喷火的方式。他最先感受到五四时期中华民族的觉醒，旧世界的即将崩溃和新世界的必将来临，《女神》预示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所以我们说：《女神》中的爱国主义是我国爱国主义传统的继续和发扬，更是时代的真实写照。作品中对祖国、对人民的爱，同对反动势力的仇恨结合在一起，同诅咒旧中国的灭亡、呼唤祖国的新生结合在一起，同反抗精神、创造精神结合在一起。闻一多的第一个诗集《红烛》于1923年出版，大多写于清华读书及留学美国期间。那时候，五四高潮已过，诗人又远在异国他乡，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并不是表现在大动荡时代的奋进与搏击，而是表现在五四退潮以后，觉醒了的爱国青年奋斗失败挣扎的过程。大部分诗歌表现了诗人身在异乡，陪受歧视，思念祖国的强烈感情。当时的美国，种族歧视非常严重，中国人在美国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受尽凌辱。闻一多看到了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罪恶和虚伪，在这种内心十分压抑的生活环境中，对中国历史有深刻了解的闻一多自然会对我们文明古国的灿烂文化产生了一种民族自豪感，于是他尽情讴歌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歌颂故乡的湖光山色、风土人情，这是在特定生活环境中自然而然产生的一种心理。正如闻一多说的：“自从与外人接触，在物质生活方面，发现事事不如人。这种发现所给予民族精神生活的负担，实在太重了，一想到至少在这些方面我们不弱于人，于是便有了安慰。”在这种心态下，闻一多的一些怀念祖国的诗尽情地美化自己的国土，赞颂古老的文化。也正因为把祖国过分地美化了，所以才会在回国以后对中国的黑暗现实缺乏心理准备而感到失望。《死水》中的大部分作品就反映了诗人的这种幻灭感。
除了时代以外，个性气质的不同对两位诗人的创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郭沫若极富浪漫气质，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他的艺术想象力远远胜过他的观察力。所以《女神》除了歌颂破坏和创造以外，还极力地表现自我、歌颂自我，而这个自我又是一个“开辟鸿荒的大我”，是五四时期觉醒的中华民族的自我形象。所以，他的这个“自我”没有苦闷，没有悲伤，也没有失望，有的只是毁灭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巨大力量。同样的内容，在闻一多的笔下表现得就要含蓄得多。闻一多诗中的“自我”，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形象，希望祖国强大，诅咒现实的黑暗，但又找不到出路，于是陷入重重矛盾之中。闻一多是一个冷峻的学者，感情非常深沉。和新月派其他理论家一样，闻一多也主张理智节制感情，并且十分讲究艺术构思。所以，他诗中火热的感情一般不是直接地、赤裸裸地喊出来，而是在细致的描绘中流露出来的。如果说郭沫若的诗是火山喷口，有气势磅礴、一泻千里之势，那么闻一多的诗则是地下的熔岩，有深沉细致、火热凝练的特征。
其次，不同的艺术观也是形成他们爱国主义诗歌不同特色的重要原因。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闻一多和郭沫若都是不可多得的集诗人、学者、理论家于一身的人，在文艺理论上，他们也都有高深的造诣。就诗歌主张而言，他们又是不尽相同的。郭沫若主张诗歌要轻反映、重创造，要着意于表现理想和反抗精神。他说：“文学是反抗精神的象征，是生命穷蹙时叫出来的一种革命。反抗精神，革命，无论如何是一切艺术之母。”在诗歌的表现方法上，郭沫若认为：“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我自己对于诗的直感，总觉得以‘自然流露’为上乘。”他甚至极端地说：文艺创作“比如在做梦，梦时的境地是忘却肉体，离去物界的唯心的活动”。这些理论对于郭沫若自己的诗来说是恰当的。《女神》中激动人心的诗，大多是汹涌狂热、冲动式的，而且是直抒胸臆的自然流露，赤裸裸地坦露自我，毫无遮拦地流泻感情，像大海的波涛一样汹涌澎湃，冲破一切传统的内容和表现手法，真正实现了诗体的大解放。闻一多在赞赏《女神》反映时代精神的同时，也提出了他的不同意见。闻一多反对郭沫若的“诗不是‘做’出来的”理论，他说：“郭君是个不相信‘做’诗的人，我也不相信没有得着诗的灵感者就可以从揉练字句中做出好诗来，但郭君这种过于欧化的毛病也许就是不大‘做’诗的结果。选择是创造艺术的程序中最紧要的一层手读，自然的不都是美的，美不是现成的。”他认为：《女神》中没有必要夹用那么多的西洋文字，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作者对中国文化的隔膜。他指出《女神》的作者也犯了当时一般新诗人的“欧化的狂避”，“不独形式十分欧化，而且精神也十分欧化”。由此可以看出闻一多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态度。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他有一种特殊的偏爱，他说：“东方的文化是绝对的美的，是韵雅的。东方的文化而且又是人类所有的最彻底的文化。”如果仅从东方文化悠久的历史来说也许是不错的。但是他又说：“西方文化是同我国的文化根本背道而驰的。”这就不免有些偏激了。他批评郭沫若的《女神》只“看见中国的坏处，看不见他的好处。他不是不爱中国，而他却是不爱中国的文化”。我们不否认郭沫若的诗有欧化的现象，但他并非全盘西化，他的诗也是有许多传统精神的。在对待外来文化与民族传统的问题上，闻一多有一个独特的主张就是：新诗所采取的应是“技术上无妨西化，甚至可以尽量的西化，但本质和精神却要自己的”。从这个主张出发他既否定中国的旧诗，又否定五四初期的新诗。闻一多自己的诗有许多是往这方面努力的。他的一些诗以技巧着称，可以明显地看到西洋诗的影响，着名的《死水》便可以认为是受到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以丑为美的影响。另外，他有的诗还可以看到英国诗人济慈的印记。不过，要做到闻一多所说的技巧上尽量西化，精神和本质是中国的几乎是不可能的。新诗的形式本来就是外来货，而又在五四那样一个各种哲学思想、政治、文化思想纷纷涌进来的时代，闻一多的主张反映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他甚至把民族风格提高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高度，提高到有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这实际上又表现出了闻一多对民族文化的偏激。文艺观上的这些差异，使得他们二人的爱国主义诗歌有了不同的侧面与表达方式。
最后，在政治哲学思想方面他们二人也有差异，这种差异又明显地反映在了他们的诗歌中。五四时期的郭沫若是一个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战士，他的理想是要横扫一切旧世界，对任何束缚自我发展的东西加以否定，从而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尽管在当时对于新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他还很朦胧，怎样建立，他也没有明确的认识，但他却感到，现存的一切都是不合理的，要加以摧毁。他对现存的一切进行了最彻底的否定。因此，贯穿《女神》的筋骨就是反抗黑暗，追求光明，反对旧社会，向往新中国。在我国古代的传统及文学作品中，女娲是炼石补天的女神，但在郭沫若的《女神之再生》中却一反传统观念，女娲不再炼石补天，诗人认为：“新造的葡萄酒浆，不能盛在那旧了的皮囊。”对于旧的传统，不应该再对它抱有希望，“破了的天体，我们尽它破坏不用再补它了，待我们新造的太阳出来，要照彻天内的世界，天边的世界”。于是，诗人笔下的“我”高喊着：“一切的偶像都在我面前毁破！破！破！破！”赞美着一切政治、社会、宗教、学说、文艺、教育革命的“匪徒”。立在地球边上呼唤着“不断地毁灭，不断地创造的‘力’”。诗人完全没有对古老中国丝毫妥协，对旧中国没有一点保留，有的只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抗精神。
在闻一多的爱国诗中，我们几乎找不到如此激烈的字眼和内容，五四前后的一段时间里，闻一多都是一个资产阶级学者，当时他受到了国家主义派的某些影响，所以在早期诗文中，常常抽掉社会内容，孤立抽象地宣扬爱国家、爱民族，尤其对于民族文化的传统他更是大加赞颂。当然，闻一多的作品和国家主义的那些思想是有本质区别的，但政治思想上的这些影响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到了作品中：《长城下的哀歌》主题是哭诉祖国的沉沦，诗中把帝国主义的入侵说成是由于我们闭关自守，所以未能使中华文化的种子开遍四邻，有一种盲目的自尊。诗中对昔日中华的怀念也带有封建士大夫的味道，古代文人的倾向较浓重。屈原的愤世嫉俗，杜甫的忧国忧民，在他的诗中都有或多或少的体现，这些，明显地带上了诗人的一种改良愿望。于是，他揭露现实的黑暗，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歌颂已不存在了的古代文明，赞美中国的山川、草木、屋宇、中国人等等。在闻一多的观念中，一个民族的文化被征服是最重要的，他不但歌颂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也歌颂中国历史上起进步作用的人物。《南海之神》所表达的正是这样的内容，他希望一个中华的圣人去创造新纪元，去唤醒民众，拯救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是典型的改良思想。正因为这样，闻一多才会在以后的十几年中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做学问，不问政治。当然，以后随着时代的变化，诗人对社会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思想也有了发展，使他对历史和文化有了重新评价，克服了一些士大夫意识，最后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投入到推翻旧世界的行列中。
以上事实表明，同是爱国主义诗人的郭沫若和闻一多，由于所受教育、生活经历、个性气质、所处环境以及接受外界思想的不同，他们形成了不同的文艺观和政治历史观，这些观念又不可避免地反映在他们的创作中，即使在同一创作题材中也出现了诸多的差异，对这种差异进行细致的研究无疑能使我们对更多作家有新的认识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