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学的内容·辽代文学·辽代的散文·辽代散文

辽代的散文，《全辽文》编为13卷，末有附录，分别为类目索引、作者索引及事迹考、图版(出土的辽代契丹语志石、哀册、记等18则)。类目索引分为诗、谣谚、诏谕、敕制、哀册、册、官告、表奏疏、碑铭、颂、偈、记、塔记、幢记、题记、祭文、墓志、杂著27类。后来又有《辽代石刻新编》作了一些补充，尚有一些陆续出土的石刻文献与拓片，散藏于各地文博部门与图书馆。

虽然辽代帝王对契丹施行不文之策，但帝王后妃阶层却皆习文，且不乏以文见长者，现存《全辽文》中存有大量的辽代帝王诏谕、敕制和诗歌，不少出自帝王之手。《契丹国志》卷一云：“渤海既平，乃制契丹文字三千余言。”辽太祖能汉语，但不为外人道，还能主持利用汉字造契丹字，其文字功夫，文化修养不难推知。显然，辽代的君臣是契丹文学的播火者，也是实践者。封建皇帝为文往往有其政治目的。辽道宗即位次年即“御制《放鹰赋》赐群臣，谕任臣之意”(《辽史》卷二一)，示隆文治之心。天祚时耶律劭的《安德州碑铭》亦称：“我国家右文敷治，偃革济时。”(《辽史》卷一○)因此臣僚中表达其思想主张时亦往往不再用传统的奏对，而是写文示意。咸雍时耶律常哥即写有《述时政文》，谈强国之道，治教之本。臣僚士子不免以文相夸，以示显荣。世家子弟，官僚家庭皆注重子女家庭成员为文之修养，有的几岁就能写出一手好文章，如虞仲文;有的好文不辍，愿成大器。契丹为“文”不用玉碟所，而是其腹心部横帐之中，对文章非常重视。文章有文章的规矩，辽代往往延习中原有关文法规矩，但也不全是生搬硬套。《起居注》，例不许帝王看，辽代亦然。辽道宗大康二年十一月，上欲观《起居注》，两位修注郎不进，各杖二百，罢之(《辽史》卷二三)。随着文学地位的提高，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关系也就更加密切，不免有言不尽意之叹，亦有用文写意而招祸者。辽代君臣都非常重视史书的鉴戒作用，不仅设有史馆，还有专门的起居、实录文吏，并注意古今成败得失，为治世之鉴资。辽人多次修理史书，以及撰写实录、名人贤士传等，其目的也是为了资政垂世。辽人对史笔即文学性也很重视，写史作铭皆视为文章之业，因此在史才之外，便强调了文章之重要性和文章的底气。文章的神圣化提升了文学的价值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