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主体与客体的变奏——于永森新边塞诗创作初探
◎张铎
一
边塞即边疆，这个概念应该说是伴随着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的正式形成。而以边塞军旅生活为主要内容，或描写奇异的塞外风光，或反映戍边的艰辛，以及表达戍边将士思乡之情的诗作被称为边塞诗。还有学者认为，边塞诗最早起源于先秦时代，根据是先秦时代已具备边塞诗产生的历史条件与文化土壤，《诗经》中已有完整的边塞诗篇。而学术界则普遍认为，边塞诗肇始于汉魏六朝时代，隋唐开始兴盛，并在盛唐进入黄金时期，形成了一个流派，即边塞诗派。代表诗人有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益、王之涣、王翰等，同时代的著名诗人李白、杜甫、王维也是杰出的边塞诗作者。据统计，唐以前的边塞诗，现存不到二百首，而《全唐诗》中所收的边塞诗就达两千多首。边塞诗的代表作有高适的《燕歌行》、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王维的《使至塞上》、王昌龄的《从军行》等。边塞诗不仅是唐代诗歌的主要题材，而且是唐诗中思想性最深刻、想象力最丰富，艺术性最高的一部分。边塞诗一般出自出征的将领或随军文官之手。通过对古战场艰辛生活和自然风光的描写表达思乡之情及保家卫国的高尚情操。值得一提的是，唐代边塞诗人中，韦蟾存诗不多，知名度亦不高，但他的《送卢潘尚书之灵武》在塞上影响却很大。“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在宁夏广为引用，流传甚广。在我国诗歌史上，盛唐的边塞诗成就最高。从某种意义讲，边塞诗是盛世的产物。宋代范仲淹的《苏幕遮》《渔家傲》等优秀之作苍凉悲壮，意境深远，可韵味和盛唐大不一样，缺少唐朝边塞诗的那种积极进取精神，以致边塞诗的创作渐渐转入低潮。元明边塞诗数量不多，佳作也少。清代林则徐、左宗棠、谭嗣同、邓廷桢、屈大均等诗人写了一千多首反映边塞生活的诗作，为历代第二个高潮，如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龚自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等著名诗句，抒发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忧国忧民的情怀，影响也极其深远。这与“康乾盛世”有很大关系，但与盛唐不能相提并论。
宁夏地处塞上，古代诸如王维《使至塞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岳飞《满江红》等优秀诗句诗篇，人们大都比较熟悉，而对反映当代边塞题材的诗作则知之甚少。古今边塞诗之不同，主要在于古代边塞诗以反映保卫边疆的题材为主，当代边塞诗以反映建设边疆的题材为主，其他一切题材大都是由这两个内容派生出来的。其实，新时期宁夏旧体诗人，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发展，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宁夏被人称为“新边塞诗”的发源地和重镇。
20世纪60年代初著名诗人郭小川在新疆提出写“新边塞诗”，并亲自实践，引起了各方关注。1982年2月7日诗人周涛发表了《对形成“新边塞诗”的设想》一文，反响较大。同年3月新疆师范大学中文系就“新边塞诗”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不过，此时各地所讨论的“新边塞诗”，大都指新诗。1995年9月，全国第八届中华诗词研讨会在银川召开，首次提出了旧体诗词领域的“新边塞诗”的概念。实际上“新边塞诗”的创作，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开始。1935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宁夏固原创作的词《清平乐·六盘山》以及1936年2月在陕北所填的词《沁园春·雪》等光辉诗篇，就是最早也是最杰出的“新边塞诗”。解放初期，宁夏创作传统诗词的诗人相对比较少，只有罗雪樵、贾朴堂、韩连成、段云、牛化东、李景林、赵庚、马季康、吴淮生、秦中吟、彭锡瑞、吴宗渊等十几个人。改革开放为宁夏传统诗词的复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诗词创作者日渐增多，尤其是传统诗词。例如1997年，湘籍诗人周毓峰的长诗《古剑行》（古风）获全国“香港回归杯大赛”一等奖，时任宁夏诗词学会会长的秦克温先生召集宁夏诗词学会为此专门召开了作品研讨会。著名评论家郑伯农先生在谈到浙籍诗人项宗西同志的诗词时曾说：“他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诗词素养，更难能可贵的是，有大视野、大胸襟。写起诗来不娇柔造作，不故弄玄虚，用的是古典的艺术形式，说的是当代人的话语，倾吐的是当代人的心声。所以，自然而然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当然新时期宁夏当地诗人的成绩也很突出。如著名诗人秦克温先生扎根塞上，积极倡导和实践“新边塞诗”，被评论家称为中国“新边塞诗”的领军人物。这些诗人的创作，有较强的社会政治意识，作品有的反映新时期民族寻求奋起的精神折光；有的表现为对诗人内心体验到的自然与历史的宏观把握，在或写实、或写意、或直抒胸臆的基础上，形成了浑厚、古朴、奇崛的艺术风格。
于永森1977年出生，祖籍山东平度，自名于沧海，字成我，号负堂、否庵。2010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副教授，曾为宁夏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擅长诗词，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韵文学会会员、宁夏诗词学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诗词曲学的研究，特别是对意境理论、王国维美学有深入研究，继王国维“境界”说之后，提出并系统建构、阐释了“神味”说诗学理论，为20世纪以后唯一植根本土的新审美理想理论体系。已出版学术专著《诗词曲学谈艺录》《聂绀弩旧体诗研究》《〈漱玉词〉评说》《诸二十四诗品》，另撰有《嫁笛聘箫楼曲话》《论意境》《论豪放》《论语我说》《王国维〈人间词话〉评说》《王之涣诗歌研究》《〈二十四诗品〉解说》《稼轩词选笺评》《唐宋词选笺评》《金庸说部诗学论稿》等著作，发表论文多篇。《中国美学三十年》（副主编，撰写古代美学部分30万字）获山东省第六届刘勰文艺评论奖（著作类，2011年）、山东省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著作类，2011年）; 《诗词曲学谈艺录》获宁夏第十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14年）；旧体诗词被提名角逐首届聂绀弩诗词奖（2013年）。于永森在传统诗词研究和创作方面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他到宁夏后创作的旧体诗词亦属“新边塞诗”，主要收集在《否庵旧体诗集》中。
作为宁夏师范学院引进的首位博士，于永森是一位外来者。正如他撰文批评新华社宁夏分社原社长杜晓明先生诗词时所提到的那样：“身在塞上江南（宁夏），诗人其实时刻所想的，不过仍然是回归真正的江南，那才是真正追求的诗意生活的自然地理条件载体。”杜晓明先生在宁夏所想的是“真正的江南”，而不是“塞上江南”宁夏，那么于永森在宁夏师范学院所在地固原所想的则肯定是齐鲁大地。也许是初到宁夏或者是因为“抱着一种‘过客’的心态”，致使于永森对宁夏的自然地理、风土人情有一种陌生感和隔膜感，换一种说法，就是有一种距离感，即存在一种“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而正是这种“距离感”，成就了于永森的诗词创作，使他的作品不但有自己的风貌，自己的气质，而且也是别人无法替代的。
二
俄国形式主义有一种所谓的“陌生化”观点。那种“陌生化”是指在内容上违反常规，在艺术上超越惯性，以情思与形式独特和新颖，令读者耳目一新，从而获得对艺术世界全新的认知和感悟。不过，这种“陌生化”与我们所说的“陌生感”不大相同。我们所说的“陌生感”，是空间距离造成的。由于宁夏、山东两地距离遥远，不仅自然景观不同，而且生活习俗也不同，初来乍到便会产生一种新鲜感抑或陌生感。于永森从山东平度来到宁夏固原，面对当地诗人熟视无睹的自然现象时，会发现诗，这是出生地与居住地两地距离产生的“新鲜感”或“陌生感”使然，而不是“陌生化”的艺术结晶，如《七律·春雨昨暮携女儿校园观花》。
夜来微雨梦依稀，独立高楼弥望迟。
半世尘缘为花苦，一腔心事有谁知。
将忧解闷真无赖，尝胆卧薪曾未奇。
暖矣东风春又到，神州何处起生机！
2014.3.30作于固原之青碧莹红阁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评论荷尔德林的诗作时曾指出：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返回诗人诗意栖居之地。于永森亦不例外。空间距离造成的陌生感使诗人寄希望于故乡。故“夜来微雨梦依稀，独立高楼弥望迟”，昨天傍晚携女儿赏花遇春雨，触动了诗人的情怀。晚上神游故乡，早上起来，“梦依稀”，不甚清楚。心有不甘，故而“独立高楼”，想由眼前田田“弥望”之“花”，看到故乡，然而一切都“迟”了。诗作忠实地记录了对当下情境的一种即刻反应，即人们常说的对事物的直观。没有故作深沉的玄思，且又一波三折，摇曳生姿。由于和对象世界校园中的花，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距离，所以“一腔心事”又能向谁说呢。当然，这句诗里没有出现花字，只有“弥望”可供想象，其原因是花不仅仅是花。也可以讲，是花又不是花，是一种艺术媒介。故乡太远，只能是自己笔下艺术世界的折射。于永森从人们熟视无睹的现实生活中发现诗意，但他又不黏滞于物，而是与现实生活保持一定距离，正是这种距离使他始终能够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将自己的思想情感倾注到客观对象中，尽管诗人在诗里似乎没有直接露面，而诗作为主体心象之外化，它们所映照的，其实就是抒情主体之形象，是抒情主体内在自我的见证。看似无我，其实处处有我。诗人与对象世界保持着一种不小的似在非在的距离，让对象世界自我呈现。这和作者所倡导的“神味”说一脉相承，即以“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为文学艺术的最高境界。
“半世尘缘为花苦，一腔心事有谁知”。这里的“花”又可说是美的代名词。半生苦苦探究美的真谛，又有谁能理解？由此可见，这不仅是知音难觅，亦有“距离”因素。与鲁迅先生给瞿秋白同志的题词“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完全不同。尽管缺少高适那种“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豁达，但于永森仍以他独具的个性特色谱写出了属于自己心灵的旋律，如《七律·今春以来》。
心情不佳，屡以未能看花为恨，实无心也。迎春、桃花、丁香、蔷薇、牡丹之属，皆一一错过，圃中唯余芍药，尚含苞待吐；亦未得暇登古雁岭、东岳山。晚携女儿于如意至校园赏花，牡丹已将飘零，乃不胜感叹：人生能有几春秋哉。所谓春愁，岂止如此而已耳。
春花抖擞炫婀娜，微恨人间尘太多。
若屑追名逐利惯，其如得意忘形何。
早经缚脚还缚手，不欲患失仍患得。
风起花残红满地，只余父女俩婆娑。
2012.5.17作于固原之天下无人可奈何斋
所谓对当下情境的即刻反应，当然不是对对象世界面面俱到的记录，而是有选择的，艺术实际上就是一种选择的艺术。不过于永森不是一个刻意而为之的诗人，写诗对他而言，是一种极为普通、极为寻常的行为。在他看来，写作和生活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从生活中凸显出来的一种行为，也是一种生活，因而他的诗和生活一样具有一种流动性，且以叙述见长。“春花抖擞炫婀娜，微恨人间尘太多”。春花抖擞，炫耀着自己的婀娜姿态，遗憾的是西部干旱少雨，尘土都落到了花瓣上。作者不是对客体进行思考，而是在客体的流动中思考。花上有土，当地人司空见惯，觉得很正常。而于永森感到花上有土，即美的东西也有不美之处。这个细节描写，是诗人的发现，当然不仅仅是写实，也有作者自己对生活的思考。自然给诗人带来的不仅仅是快慰，这里的“花”所代表的自然，其实又是诗人感情的一种投射。事实上，中间两联“若屑追名逐利惯，其如得意忘形何。早经缚脚还缚手，不欲患失仍患得”对此已做了说明。尾联“风起花残红满地，只余父女俩婆娑”。风起了，落红遍地，诗人父女俩在风中“婆娑”，这不仅是父女俩冷得“婆娑”，也是诗人精神在“婆娑”。这让人有些爱怜，但更明显的是沉重。自古文人不乏见花落而流泪的例子，如欧阳修“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更多的是由花落而念及自家身世的缘故。于永森父女显然不是，而是一种陌生加距离使然，是“微恨人间尘太多”之故。一般而言，花是美的象征，花落意味着美的毁灭，如果对此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怎能不令人“婆娑”。这种对先验主体的怀疑，对主客二元结构的反思，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大课题。于永森的诗没有涉及什么“存在”和“此在”等哲学名词，可他创造的诗歌艺术世界却无疑在逼近这一主题。诗人在疾首蹙眉中感受到一个“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并以诗的形式为之赋形。
三
由于“距离”的缘故，以致“心情不佳”，而现实生活的不如意，使于永森萌生超越的念头，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在我看来，超越对于永森而言只是他创作的一个方面而非全部。构成他塞上诗词创作的另外一个重要的部分，不只是陌生感，即空间距离，还有就是诗人对若有若无隔膜感的关注和表现，即心理距离。直接把“距离说”当成一种美论提出来的是英国的爱德华·布洛，他在1912年出版了《心理距离》一书，用心理的距离来解释审美现象。主要内容是欣赏艺术时要在我与物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以审美的态度来观赏外物，这时就产生了美。不过，我们所说的心理距离是指人和人之间的隔膜感，与布洛的“距离说”着重谈艺术欣赏截然不同。正是这个看似简单，却又时隐时现的心理距离，即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感，也为于永森寻找诗意提供了方便。在这里诗词作品所表达的感情，不是自然状态的原生感情，而是一种审美的情感，二者的区别，就在于隔膜感。唯其“反常合道”，才能卓然特立。隔膜感产生的距离，不仅增加了时间的长度、感觉的厚度，而且不断创造出新的艺术境界，使诗人笔下的诗作不同一般，别开生面，如《七律·十一长假》。
固原连日阴云，故窝家中未出。第五日始丽日晴空，全家遂游古雁岭。到固原后，辄坐校车经过山下，望之而欲登者久矣，而未能也，一岁有余矣。春日山花烂漫时，尝欲往登，临时有事误之。今日乃初登此山，意兴高甚。有盘山大道如龙而蜿蜒，有亭二，绿树葱郁，山景颇佳。山上有池塘小桥，尤出乎意料。中午归来欲食烩羊肉，太太云涨价太多（去秋一碗18元，今秋则25元），不如且勿食之？乃食拉面。游罢归来，有人告我，今日乃重阳也，喜出望外，所谓冥冥之中之巧者，孰能过于此邪？为诗以识其事。
秋风落叶到山城，古雁岭前曾每经。
水色陡增山色好，心情却伴世情兴。
愚民毕竟非长计，让利才能度众生。
糊口不关天下事，青山自倚望苍穹。
2011.10.6作于固原之天下无人可奈何斋
揽读于永森的新边塞诗，有一个小小的发现，诗人出行大都带的是女儿，很少和当地友人出游，这次是太太，但和女儿一样仍是家人。我们感觉到诗意并不是仅仅来自于山景或绿树，还有想吃烩肉，又改为拉面的日常生活。从这再也普通不过的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则需要一颗既敏感而又沉静的心灵才能做到，同时这颗心灵还必须将自己的根深深地扎在世俗生活当中。对庸常生活最彻底的挣脱不是游心太玄，那只是一种逃避，反过来强化了庸常，最彻底的挣脱是对世俗最彻底的投身，不避世俗才能真正超越世俗。这里隐藏的有关距离的辩证法就体现在诗作中。“糊口不关天下事，青山自倚望苍穹”。这就是隔膜感使然，其不仅和诗人对自然的咏叹一道撑开了他自己的诗歌世界，使其既能保持一份超越和空灵，又不至于凌空蹈虚而将根深扎在此时世，同时也为如何描写日常生活提供了新的思路。别林斯基曾说过：诗人比任何人都更应是自己时代的产儿。“水色陡增山色好，心情却伴世情兴。愚民毕竟非长计，让利才能度众生”，在雨水的滋润下，空气清新，山色青翠，令人赏心悦目。“世情”好了，心情也好，宛如雨过天晴一样。“愚民”的政策，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让利才能度众生”，作为一个旁观者，诗人没有像现在许多描写受生活重压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劳动者的作品那样，一味控诉，抑或是按照被控诉者的价值判断来衡量生活，而是从日常生活中提取新的价值标准，包括对于美，对于幸福的新的理解，并从中寻找诗意。尽管在这首诗中，我们能够读出于永森喜爱的诗人聂绀弩诗词的味道，但“距离”又使他和聂绀弩的诗作判然有别，不尽相同。聂绀弩的诗词中大都有个“我”，属王国维所说的“有我之境”，而于永森诗词不属于“有我之境”，也不属于“无我之境”，他是“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即他创立的“神味说”。他的塞上诗词就是实践他的理论主张的艺术结晶。然而，诗词不仅仅是一种慢，还是“距离”的生成者。只有它，才能使一个人静下心来，梳理一切，寻找诗意。可在今天这样一个物质的时代，众声喧哗，诗人无疑是寂寞的，好在作者还有自己的追求，否则的话，就迈不过这道坎，甚至崩溃，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许多学者、诗人的自杀，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尤其是于永森还在高扬“超越”“神味”“美”等观点，除了孤独、寂寞，抑或愤世嫉俗，甚至还要招来世人的讥笑，又如《七律·携女儿于如意至固原人民广场玩》。
恰在其所上之原州区第十一小学对面。开阔辽远，东岳山一带望中可见。斜阳如画，碧空如洗；亦无风，然冷甚。
青山望尽总如赊，归去何曾履旧约。
理想荒芜难胜酒，情怀寂寞爱听歌。
四十不惑还多惑，岁月消磨真苦磨。
平等自由倘能见，此生便算未白活。
2013.12.21作于固原之青碧莹红阁
远望青山，给人的感觉总像“赊”的一样，可回去之后，又很少履约。隔膜感之“距离”，常常出其不意，打破常规，打破人们的惯性思维，将诗人的主观感情移到外物中去，使外物生命化，具有人的感情，因而令读者感到美。这种美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例如此诗浑然一体，在技巧上十分朴素，几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样更突出了诗作美感的内在性和对个体感受力的依赖。“四十不惑还多惑，岁月消磨真苦磨”。四十过了，按理就应过了不惑之年，可仍然“多惑”，此乃岁月“苦磨”之故。为什么岁月消磨是“苦磨”，究其原因还是隔膜感之“距离”所赐。由于强调对当下情境的即刻反应，追求“神味”，因此在于永森的诗中少有匠气，似乎都是作者在不经意时有所感悟而即刻写下的，但那种时隐时现的距离感，无处不在，而又难究其踪影。“平等自由倘能见，此生便算未白活”。一切顺其自然，但却给人以心灵的震撼，产生了神奇的艺术魅力。
四
目前许多诗人的创作，大都依赖于某种先验理念，从而失去了古人那种对事物普遍存在的差异的敏感，对有包孕细节的捕捉能力以及对物我两忘艺术境界的追求。在于永森的诗中，鲜有对过去的回忆，也少有对未来的展望，他更关注的是对当下的及时再现，弘扬他的“神味说”理论，追求“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如“微恨人间尘太多”等。这类诗是要以独特的细节描写为前提的，而这正是我国古典诗歌的长处，如张继之“夜半钟声到客船”。逼真的细节描写，给人以深刻、独到的启迪，从而照亮了一个独立的别样的艺术世界。没有大视野的人，就不会发现真正有力量的细节，如《七律·昨日大雪》。
今日冷甚，中午卧床上观书，倦甚，忽小寐，惊梦而醒。
遍地苍凉乱梦惊，秋风几度涨孤城。
每怜白发频侵眼，徒叹红尘不胜情。
竖子猖狂皆富贵，名车跋扈到优伶。
休说如此人间世，毕竟前生悔后生。
2011.9.19作于固原之不求诸外斋
在于永森的新边塞诗里，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作者的恬淡率意，他的静穆甚至超然，很少读到他的火气。诸如“竖子猖狂皆富贵，名车跋扈到优伶”等，可能是个案，是他个人历史上一种创伤的记忆，加之现在生活节奏比较快以及无处不在的诱惑，一些外在的要求也渐渐变成了诗人内在的真实声音。被这样一种声音左右着，每天不停地奔波，以致作者的心灵渐渐地失去活力，眼神也渐渐地变得迟钝，似乎已经没有能力再去发现更不必说体验周围的日常世界。诗人说：“中午归来欲食烩羊肉，太太云涨价太多（去秋一碗18元，今秋则25元），不如且勿食之？乃食拉面”。而现在社会最流行的是各种各样的刺激，诗人也未能脱俗，需要在刺激中来释放自己，来发泄自己。“理想荒芜难胜酒”。不过，我觉得一个真正的诗人，就是一个能够用自己的艺术创造帮助人们从灵魂的粗糙和麻木中苏醒过来，从感官的沉溺和放纵中解脱出来，从而在最普通、最日常的事物中获得美的享受的人吧！无论怎样，至少应让他或她对生活抱有希望，对人生也不至于绝望。在我国历史上，诗词除了抒发性灵，还在规范伦理和安慰人心方面，起着与西方宗教类似的作用。因为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诗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故而才把诗当作经，如《诗经》等。于永森，正是这样一个诗人。由于痴迷古典诗词，在诗词鉴赏和创作等诗学理论方面，首提“神味说”，并亲自实践，创作了大量富有时代特色的自称为“语感韵”的诗词作品，为新边塞诗的发展增添了光彩，如《七律·听陈慧娴所歌〈人生何处不相逢〉》。
为之低回婉转不已，感而有作。不避复字，且首尾如环，或可为七律之创体矣。
人生何处不相逢，重遇才知误此生。
昔日纯真或可怨，世间最美是曾经。
难偿今世他生恨，唯剩千山万水情。
若是明朝风又起，人生何处可相逢。
2013.12.5作于固原之碧禅居
于永森的新边塞诗，虽说是入世的，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但心却是超然的。这首诗可说是一次自我对话，也可说是一次与他人的对话。从“人生何处不相逢，”到“人生何处可相逢”，其中经“距离”这个酵母的作用，以致诗人这个在生活中漂泊的游子形象，为时代的激流所裹挟，但作者并没有放大其漂浮无根的状态，以强化现实世界中固有的感受，而是在一种含蓄内敛的诗意暗示的同时，发现就近安顿身心获得平安的可能性，以及发现诗意生活得以重建的基础，因为诗词里有一种永恒的超越性的力量。“昔日纯真或可怨，世间最美是曾经”。已经逝去的“纯真”年代，或者“可怨”，而人世间最美好的却是“曾经”。诗人的这个发现，对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但又振聋发聩。在当今回归传统，拥抱时代的潮流中，于永森的新边塞诗基于对现代的反思，试图重建自我和世界的联系，试图重建诗意栖息的家园，而这家园不是诗人一个人的世界，其中包含着“他人”的生活，包含着抒情主体对“他人”生活的理解，包含着社会等诸多的因素。之所以有“他人”，仍是“距离”之故。众所周知，诗词创作作为一场与语言的博弈，就必须陌生化，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对世界获得全新的认知和感悟。永森的“陌生化”不只是追求字面上的陌生化来形成一种诗意，更为重要的是在于他的人生态度乃至于整个哲学或者叫作他的世界观。该诗就是对现代自我位置的另一个向度的提醒，是对人和自然之间辩证关系的诠释和总结。“若是明朝风又起，人生何处可相逢”。明天“风”起来了，我们又能在什么地方相逢呢！这种渴望互相取暖的深情呼唤，是深入生命体验底层，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个性化的挖掘和体悟。无论如何，作为一个旁观者对“他人”生活，即对“漂泊者”深切关注，构成了于永森诗情的一个重要特点。其实，于永森又何尝不是一个“漂泊者”。反之，于永森如果融入对象世界不再“漂泊”，主客体达成一致，只“入”不“出”，或者只“出”不“入”，抑或像一个本地诗人一样创作时，很可能就失去了自我，这也许就是“距离”的真正意义。
于永森新边塞诗“距离”抑或“陌生化”之特征，注重人与社会的关系，强调入世进取；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顺天应人；注重人与精神的关系，强调出公忘私，具有家国情怀之真，山水感兴之美，心灵寄托之善。这就是说，在当下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于永森似乎是在探寻一条现代精神与古典趣味、西方技巧与我国美学特征相融合的诗学之路，即“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于永森对他所描写的对象，既能“入”，又能“出”，灵活地把握着两者之间的“距离”。正是这种“入”与“出”相结合的努力，主体与客体的变奏，物我两忘的艺术境界，使得于永森的诗充盈着一种丰沛的生命感，给人以心灵的慰藉。
张铎，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宁夏诗词学会副会长，北方民族大学客座教授，宁夏师范学院“西海固文学”研究所特邀研究员。现供职于宁夏政协。发表诗歌、评论、随笔等多篇作品，作品入选《新千家诗》《宁夏诗歌选》等数十部选集。诗歌《沙湖》荣获第二届“诗国·中华诗词创作”荣誉金奖。著有诗集《三地书》《春的履历》，评论集《塞上潮音》《塞上涛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