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的哲学著作。1937年出版。该书是艾思奇在上海《申报》、《读书生活》上为答读者问而写的一些短文，其中包括哲学问题、民族问题和生活等三部分，共十七篇短文。该书涉及哲学上许多重要问题，1938年毛泽东同志摘录了该书的主要内容，并给艾思奇写了亲笔信，指出：“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中国哲学》第1辑，1979年8月版)

《哲学与生活》的突出特点，是结合社会实际问题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有关原理和范畴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在相对与绝对的关系问题上，艾思奇指出，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有绝对主义在作怪。绝对主义夸大了事物的相对静止，以为事情是不变的。“绝对主义是和事物的真实情形不符合的，因为事物都会变动，黑暗的社会也会发展成光明，不是绝对的黑暗。光明的东西也是从黑暗中孵化出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绝对的光明。”(《哲学与生活》第5页。下引该书只注页码)同样，在我们的周围也常常有相对主义在作怪。夸大了事物的变动性，即“把相对性太夸大了。夸大到使我们不能相信一切，使我们怀疑一切，相对主义就是一种怀疑主义。人们观察事物，怀疑是要的，但弄到怀疑一切，在生活上思想上没有一点东西可把握，只图目前混日子，那就糟了。”(第7页)艾思奇指出，在相对性中，要看出有一种绝对的东西。绝对的东西包含在相对之中。所以，“在发展观点上，每一件事物都是有相对性的，但在发展的每一阶段，必有一定的规律，一定的事物的出现，这又是绝对的。相对的东西，总包含着一定的绝对的东西，绝对的东西，是作为相对的东西的每一个必然阶段而表现出来。这就是两者的关系。”(第10页)

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关系也是如此。“真理是不断地发展的，我们决不能一次就把握到世界上一切的真理，我们的真理是一步步地深化，每一个时代，我们所能够把握到的真理，都有一定的限度，在这一点上，它是相对的，我们每一个时代所把握到的真理，都是以一定的程度把握到了事物的真实性，都能把真理推进了一步，这又是绝对不移的。”(第11页)我们所把握到的真理，都是有着相对的基础，而同时又有着绝对的内容。

在运动与静止的关系问题上，艾思奇说，辩证法认为“静止只是运动的特殊形态，静止的东西，本质上仍是运动的。譬如事物在量变的过程中，它的性质不变，这时，在性质方面，我们可以说它是相对静止的，然而在量的方面，它始终是在运动。”又说：“因为相对的静态根本上仍是动态的一种表现，所以对于相对的静态，我们也仍然要用辩证法去研究，才能看得很深刻。”(第29－30页)

关于归纳法与演绎法的问题，艾思奇指出，归纳法是从许多复杂的个别事物中找出它们一般的单纯的共通点，它采取的途径是分析。演绎法是用一般的原理来说明特殊的事物，它采取的途径是综合。前者是从特殊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后者从一般到特殊，从抽象到具体。艾思奇指出：在辩证法里，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中，不但只分析，同时也在综合，不但抽出简单的一面的规定，并且要找出全面的矛盾统一的规定；从一般到个别的过程中，不但只是应用法则，不单只要综合，在应用和综合的同时，还要就那个别事物所具有具体条件加以分析，发见出新的特殊的矛盾动向。因此，“归纳法和演绎法只各自作为研究过程中的要素而被应用，它不能离开另一要素而独立存在，它虽然并不是简单地被保留，而是被吸收，被消化，被改作。因为辩证法本身是整个的辩证法，而并不是归纳法和演绎法拼凑成的。”(第29页)

关于差别与矛盾的关系问题，艾思奇认为差别不是矛盾，但在一定条件下差别可以转化为矛盾。毛泽东同志在抄录《哲学与生活》一书的主要内容时指出：“应说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一个人坐椅摇笔濡墨以从事作文，是因人与作文这两个一定的条件把矛盾的东西暂时的统一了，不能说这些差别不是矛盾。大司父煮饭，把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一定条件下统一起来。店员与作家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统一起来。半工半读，可以把工读统一起来。差别是世界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艾的说法是不妥的。”(转引自《中国哲学》第1辑，第29页)。

在内因与外因的关系问题上，艾思奇指出，外因虽然不可忽视，但它不能决定事物的必然性，决定事物必然性的只能是内因。辩证法是强调内因的第一义的决定的作用。所谓内部作用的原因，才算做必然的原因。因此，“辩证法是把内因看做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的。辩证法对于外因虽然并不忽视，但认为内因是基础，是本质，是发展的必然性的决定的原因。”(第43页)

关于一般与特殊的关系问题，艾思奇认为，一般的东西，总是要以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世界上没有单纯的一般存在物。“一般和特殊也是一个辩证法的统一，没有单纯的一般，同时也没有在一般之外的单纯的特殊物。辩证法不是诡辩论，诡辩论才会在承认一般的东西之后，转一个弯又用特殊的东西来把它否定了。辩证法是要把握两者间的统一。”(第45页)这就是说，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特殊，不能包括特殊的全部，而任何特殊都不能完全地进入一般。因此二者是有区别的。同时二者又是统一的，一般不能离开特殊，特殊也不能离开一般。一般寓于特殊之中，特殊包括着一般，任何一事物都是特殊和一般的统一体。

《哲学与生活》的发表，对于深入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