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风。白石虽似蝉蜕尘埃，然终不免局促辕下。

【校】

“然终不免局促辕下”，手稿本原作“然如韦柳之视陶公，其高下固殊矣”，作者自行删改为“然如韦柳之视陶公，非徒有上下床之别”。

“白石虽似蝉蜕尘埃”句之“虽”，作为底本的朴社本作“难”，误。据《国粹学报》本等径改。

《二牖轩随录》选入此则。

“雅量高致”，本为蒋干评周瑜语，谓周瑜有定志卓识，非言辞所能动。《世说新语》中有“雅量”门，意思是气局宏阔、识度超卓，能不为外物所左右。伯夷是殷孤竹君之子，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自食。柳下惠，即春秋鲁大夫展禽，就是“坐怀不乱”故事的主人公。扬雄《法言·渊骞》中说“夷、惠之徒”，“不屈其意，不累其身”。即非以利禄劝，而能持守本志。这一则是属于作家人格论，所谓“雅量高致”，是指超越世俗的、不为外物所动的人格。

在王国维的文学思想体系中，人格论占有重要地位。他非常重视作家的人格，作品的成败高下，是由作家人格决定的。在《二田画庼记》中，他说：“夫绘画之可贵者，非以其所绘之物也，以有‘我’焉以寄于物之中。……一人之画之高下，又视其一时之‘我’之高下。”即人品决定画品。《此君轩记》中又说：“古人君子，其为道也盖不同，而其所以同者，则在超世之致，与不可屈之节而已。”“超世之致与不可屈之节”，正可以用来解释此则的“雅量高致”。王国维《文学小言》说：

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

苏轼和辛弃疾词，正是建立在他们高尚伟大的人格基础上。苏轼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宝绘堂记》)“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作此诗示之》)在坎坷苦难中依然持守心中之道，保持坚贞的人格;辛弃疾虽然屡遭打击，但是依旧是“昂昂千里，泛泛不作水中凫”(《水调歌头》)，“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挺立起卓荦不群、勇武不屈的人格精神，这是王国维所谓的“雅量高致”，是苏辛词的人格基础。王国维提醒读者，学苏、辛词，不在于词气粗豪，而在于胸襟疏朗豪迈;鉴赏苏、辛词，着眼点应该在他们超拔不俗的人格。此前彭孙遹《金粟词话》也说过：“稼轩之词，胸有万卷，笔无点尘，激昂措宕，不可一世。今人未有稼轩一字，辄纷纷有异同之论，宋玉罪人，可胜三叹。”值得参看。

王国维又拿姜夔与苏辛相比较，谓姜夔看似蝉蜕尘埃间，然而终不免显得局促。所谓“蝉蜕尘埃”，是冰清玉洁的意思，与前面所谓姜夔词“格调之高”，与前人评姜夔词所谓“醇雅”、“幽韵冷香”等意思差不多。“局促辕下”，出《史记·魏其武安侯传》，有畏首畏尾，掣肘局促的意思。王国维这里所论，可能是受到周济的启发。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说：“稼轩纵横，故才大;白石局促，故才小。”艺术创作需要的是自由挥洒、一空依傍，若有一点的约束限制，都达不到艺术的至境。《庄子·田子方》有一则故事：

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儃儃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礴，臝。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

这位解衣般礴的画史，就如苏、辛那样，“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苏轼《与谢民师推官书》);姜夔之局促，就如受揖而立、唯唯诺诺的众史一样，人格卑弱，不能摆脱世俗的束缚。姜夔词在抒情上遵守传统的“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原则，在形式上句琢字炼，极其工巧，有“裁云缝月之妙思，敲金戛玉之奇声”(杨万里语，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引)，然有较多的顾忌和束缚，则真性情、真景物写不出来，只是古雅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