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研究·诗论著述·随园诗话

诗话著作。清袁枚撰。此书十六卷，《补遗》十卷。袁枚论诗标举“性灵”：“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随园诗话》中广泛地论述了与性灵有关的各种问题。性灵之“性”，指诗人的性情：“诗言志，言诗之必本乎性情也”;“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灵”指表达于诗作中的性情所呈现出的绝妙完美的状态：“诗不可以木”;“诗如言也，口齿不清，拉杂万语，愈多愈厌。口齿清矣，又须言之有味，听之可爱，方妙”;“笔性灵，则写忠孝节义，俱有生气;笔性笨，虽咏闺房儿女，亦少风情”。既讲“性”之表达，又要求“灵”之妙境，比之公安三袁有性无灵的主张较为完备。袁枚论性情，不喜讲性之善恶，而注重情之真伪。他举杜甫为例：“人必先有芬芳悱恻之怀，而后有沉郁顿挫之作。人但知杜少陵每饭不忘君，而不知其于友朋、弟妹、夫妻、儿女之间，何在不一往情深耶?”但这种真性情又不是径直表达的率意之情。袁枚并不赞成那种“矢口而道，自夸真率”的作诗习气。才、学、识、气、悟以及刚柔之道，都是他要求诗人炼性达灵须备的几项主要质素。他在分析才、学、识三成分的比重关系时，以识领衔：“作史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而识最为先，非识则才与学俱误用矣。”这种尚识的立场使性灵说的创作观较为科学稳健，既无尚才的神韵说隐秘难测之失，也没有尚学的肌理说淹蔽性情之病。在“识”领衔之下，积学可以养性、贮才。所以袁枚虽然再三称道“无诗因为读书忙”，“学荒翻得性灵诗”，“读书久觉诗思涩”，此均为“非真读书、真能诗者不能道”，但并不废学问，而是恰当地处理了天分与学问的关系。对于创作过程中的规律法则的认识，他也能够兼及天籁和人巧两方面：“诗有从天籁来者，有从人巧得者，不可执一以求。”创作过程中诸如构思、相题、音律、用典、辞采、修改等，由于他在具体阐述中往往既肯定又否定，同时从两面立论，所以能与性灵立场相反而达到相成，于矛盾中求得统一。如他并不反对用典，“用典如陈设古玩，各有攸宜”，但反过来他又认为“诗之传者都自性灵，不关堆垛”，不仅不赞成用僻典，连普通典故也以不用为好：“人有典而不用，犹之有权势而不逞。”又如他也不反对音节押韵，但又不赞成次韵、叠韵之类的游戏态度。其他如创作构思中的苦思与灵感，相题时体物与体性，改诗的“不可不改”与“不可多改”，语言辞采的平易与雕琢，诗体风貌的虚空轻灵与厚重敦实，以及“大巧之朴”、“浓后之淡”，等等，他都取不偏执一端的态度。前人诗论中抵牾冲突或者顾此失彼的地方，袁枚都能相反相成地兼容并蓄，使性灵说形成为一个较少片面性的诗学体系。也正因此，《随园诗话》对于前此先后主盟诗坛的神韵说和格调说均有所批评，指出“神韵”“不过诗中一格”，“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认为两说均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随园诗话》在申述“性灵”理论之外，还广泛记录了与作者有着直接间接交往的人与诗，反映出乾嘉诗坛的时代风貌。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