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央与地方争权:诸侯模式的告终·袁盎晁错列传》鉴赏

选文：

袁盎，楚人也，字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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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盎常引大体^①慷慨。宦者赵同以数^②幸，常害袁盎，袁盎患^③之。盎兄子种为常侍骑，持节夹乘^④，说盎曰：“君与斗，廷辱之，使其毁不用。”孝文帝出，赵同参乘，袁盎伏车前曰：“臣闻天子所与共六尺舆者，皆天下豪英。今汉虽乏人，陛下独柰何与刀锯余人载!”于是上笑，下赵同。赵同泣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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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袁盎亦以数^⑤直谏，不得久居中，调为陇西都尉。仁爱士卒，士卒皆争为死。迁为齐相。徙为吴相，辞行，种谓盎曰：“吴王骄日久，国多奸。今苟欲劾治，彼不上书告君，即利剑刺君矣。南方卑湿，君能日饮，毋^⑥何，时说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脱。”盎用种之计，吴王厚遇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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盎素不好晁错，晁错所居坐，盎去;盎坐，错亦去：两人未尝同堂语。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晁错为御史大夫，使吏案^⑦袁盎受吴王财物，抵罪，诏赦以为庶人。

吴楚反，闻，晁错谓丞史曰：“夫袁盎多受吴王金钱，专为蔽^⑧匿^⑨，言不反。今果反，欲请治^⑩盎宜知计谋。”丞史曰：“事未发，治之有绝⁽¹¹⁾。今兵西乡⁽¹²⁾，治之何益! 且袁盎不宜有谋。”晁错犹与未决。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见窦婴，为言吴所以反者，愿至上前口对状。窦婴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见。晁错在前，及盎请辟⁽¹³⁾人赐闲，错去，固⁽¹⁴⁾恨甚。袁盎具言吴所以反状，以错故，独急斩错以谢⁽¹⁵⁾吴，吴兵乃可罢。其语具在《吴事》中。使袁盎为太常，窦婴为大将军。两人素相与善。逮⁽¹⁶⁾吴反。诸陵长者长安中贤大夫争附两人，车随者日数百乘。

及晁错已诛，袁盎以太常使吴。吴王欲使将，不肯。欲杀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围⁽¹⁷⁾守⁽¹⁸⁾盎军中。袁盎自其为吴相时，有从史尝盗⁽¹⁹⁾爱盎侍儿⁽²⁰⁾，盎知之，弗泄⁽²¹⁾，遇之如故。人有告从史，言“君知尔与侍者通”，乃亡归。袁盎驱自追之，遂以侍者赐之，复为从史。及袁盎使吴见⁽²²⁾守，从史适为守盎校尉司马，乃悉以其装赍⁽²³⁾置⁽²⁴⁾二石醇醪⁽²⁵⁾，会天寒，士卒饥渴，饮酒醉，西南陬⁽²⁶⁾卒皆卧，司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吴王期旦日⁽²⁷⁾斩君。”盎弗信，曰：“公何为者?”司马曰：“臣故为从史盗君侍儿者。”盎乃惊谢曰;“公幸有亲，吾不足以累公。”司马曰：“君弟⁽²⁸⁾去，臣亦且⁽²⁹⁾亡⁽³⁰⁾，辟⁽³¹⁾吾亲，君何患!”乃以刀决⁽³²⁾张⁽³³⁾，道⁽³⁴⁾从醉卒隧直出。司马与分背⁽³⁵⁾，袁盎解节毛怀之，杖，步行七八里，明，见梁骑，骑驰去，遂归报。

吴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陆侯礼为楚王，袁盎为楚相。尝上书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³⁶⁾居家，与闾里⁽³⁷⁾浮沈，相随行，斗鸡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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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错者，颍川人也。学申商刑名⁽³⁸⁾于轵张恢先所，与雒阳宋孟及刘礼同师。以文学为太常掌故。

错为人陗⁽³⁹⁾直刻⁽⁴⁰⁾深⁽⁴¹⁾。孝文帝时，天下无治《尚书》者，独闻济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年九十馀，老不可征⁽⁴²⁾，乃诏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还，因上便宜事，以《书》称说。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家令。以其辩⁽⁴³⁾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数上书孝文时，言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书数十上，孝文不听，然奇其材，迁为中大夫。当是时，太子善错计策，袁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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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⁴⁴⁾。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议，莫敢难⁽⁴⁵⁾，独窦婴争之，由此与错有郤⁽⁴⁶⁾。错所更令三十章，诸侯皆喧哗疾⁽⁴⁷⁾晁错。错父闻之，

从颍川来，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别⁽⁴⁸⁾疏⁽⁴⁹⁾人骨肉，人口议多怨公者，何也?”晁错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错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曰：“吾不忍见祸及吾身。”死十馀日，吴楚七国果反，以诛错为名。及窦婴、袁盎进说，上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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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曰：袁盎虽不好学，亦善傅会⁽⁵⁰⁾，仁心为质，引义慷慨。遭孝文初立，资⁽⁵¹⁾适逢世。时以变易，及吴楚一说，说虽行哉，然复不遂。好⁽⁵²⁾声矜⁽⁵³⁾贤，竟以名败。晁错为家令时，数言事不用;后擅权，多所变更。诸侯发难，不急匡⁽⁵⁴⁾救，欲报私雠，反以亡躯。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谓邪!

〔注释〕 ①大体：原则问题。②数：术数。③患：忧虑。④乘：乘舆车。⑤数：屡次。⑥毋：没有。⑦案：通“按”，察看。⑧蔽：隐蔽。⑨匿：隐藏。⑩治：查办。(11)绝：反叛。(12)乡：通“向”，趋向。(13)辟：排除。(14)固：乃。(15)谢：道歉。(16)逮：等到。(17)围：包围。(18)守：看守。(19)盗：私通。(20)侍儿：婢也。(21)泄：泄漏。(22)见：被。(23)装赍：随身箱包中的值钱物品。(24)置：购置。(25)醇醪：味浓的酒。(26)陬：角落。(27)旦日：明天。(28)弟：只管。(29)且：将要。(30)亡：逃亡。(31)辟：通“避”，藏匿。(32)决：割裂。(33)张：通“帐”。(34)道：经由。(35)分背：各自而去。(36)免：赋闲。(37)闾里：平民所住里巷。(38)刑名：法家学说。(39)陗：峭峻。(40)刻：刻薄。(41)深：深沉。(42)征：征召。(43)辩：口才。(44)枝郡：国都外之郡。(45)难：反驳。(46)郤：嫌隙。(47)疾：憎恶。(48)别：破坏关系。(49)疏：使疏远。(50)傅会：同“附会”。(51)资：才能。(52)好：喜好。(53)矜：夸耀。(54)匡：匡正。

鉴赏：

晁错是颍川人，为人峭直刻深，因早前在轵县张恢先生那里学习过申不害和商鞅的刑名学说，故有较浓厚的法家思想。是汉景帝的“智囊”宠臣，可最后却是在七国之乱爆发时被景帝亲自下令诛杀。

作为吴楚叛乱的导火线，晁错所主张的削藩本没有错，从宏观大局而言，确实是有利于中央集权国家统一，从而巩固汉王室的统治地位。然而他并没有选择适当的时机和方法，空有理论总纲没有具体的操作方案便贸然行事，致使汉王室在未成熟的时机面对一场本可避免的战争。

首先，诸侯国对中央造成威胁需要实力的累积，而实力的累积又需要时间。天下刚刚安定，在休养生息的政策下，不管是天子还是诸侯，安抚百姓、恢复和发展经济是首要任务，可以说是无暇起兵生事端的。不能因为人家封地资源优、发展好，尽了一国之主应尽之责，就开始揣测他们是否用心不良。即便吴王的一些作为值得晁错怀疑，但光看事情表面就下定论，并以这个特例代表了整个诸侯群体，一棒子打翻一船人，实在是过于草率了些。

其次，诸侯国的存在本是作为王室的屏藩，然而在它尚未失去这个政治作用时过早地给人扣上谋反的帽子，就提早了削藩的必要性，不仅不妥，且非常有可能失败。晁错提出的“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本身就是先把没罪的藩王当作叛逆之人来看，那别人被逼急了当然要反抗了，可这样的话就正好印证了晁错的理论，看上去似乎是晁错有先见之明，实则是诸侯们“被谋反”罢了。而恰巧吴王刘濞又是一个很没安全感的人，本身对统治者就有弑子之恨，现在好端端的又把压箱底的罪翻出来，二话不说削了人家的地，新仇加旧恨，当然被逼得拿起武器为自己生存的权益而战。削藩本意是想平衡各方势力以达到国家和谐统一的目的，可现在它不仅没有起到抑制防范作用，反而成为了祸端。

此外，在这种天下太平的局势背景下，即便是有个别诸侯王想谋反，他也得有正当名目，否则大部分地方势力原则上会站在统治阶级一方。这种以寡敌众、胜算全无的仗，真正有野心、想撼动统治者地位的人也不会如此愚蠢地去送死。退一步来说，若真有这么异想天开的同姓王存在，他的反叛对中央也构不成威胁。可现在晁错这么一折腾，让许多同姓王都或多或少地产生了危机感，再被吴王一牵头煽动，大家自然而然就同仇敌忾了。一个地方势力造反不可怕，但一群拼死一战的诸侯闹起事来后果还是很严重的。

若削藩只是想防患于未然，尽可能地使权力集中于中央，保障天子的统治地位，那么它必然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晁错并没有考虑到这点，利害关系也把握得不够，他把原本该暗中较量的两股势力，一下子放到台面上来，没有一个铺垫的过程，难免会适得其反。削藩这件事成功与否暂且不说，首先他就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不管这件事的发展如何，枪打出头鸟，晁错的未来终究不会明朗。而且晁错对形势看得也不够透彻，在己方实力未明了的情况下想当然地去削藩。试想如果中央真的有十足的把握和坚挺的实力在，吴王叛乱之际景帝也不会接受袁盎的建议，诛杀宠臣晁错意图换取七国退兵了，这显然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再者，晁错自身性格也是引起吴楚叛乱的一个关键点。凭借景帝的赏识，晁错在修改法令、削减诸侯王的势力上，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置大臣们的反对于不顾，即便父亲劝说也无济于事。他的固执己见和行事风格使众大臣都不喜欢他，这其中就包括了袁盎。而作为削藩的主使者，晁错又被诸侯们所怨恨，注定会成为众矢之的。在诸侯发动叛乱时，晁错不急于匡正挽救这个危机，却想着报与袁盎的私仇，把个人恩怨移到了国事上，最后引来杀身之祸。

值得庆幸的是，晁错的死未能使叛军退兵，却也成为了这场叛乱的转折点，使诸侯起兵的性质发生了转变。从为天子考虑诛杀小人的正义之战，转为篡夺皇权的谋反，从道义上来说明显理亏。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叛军没有退路，只能硬着头皮继续上，而这给汉王室决心用武力镇压提供了正当借口，平乱的成功也为日后真正合乎时宜的削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而这一转变都归功于袁盎的建议，不过袁盎无疑是被卷进纷争的“无辜者”。史载其个性刚直，常常称引大义，敢言直谏。深得汉文帝的信任，被时人称为“无双国士”。因为官职迁调，袁盎曾做过吴相，被爱才的吴王厚待过。在吴王联合起兵之际，这份与众不同的官场经历被政敌晁错作为袁盎与吴王同流合污的罪证，晁错欲上奏景帝说袁盎收取吴王钱财而包庇纵容其谋反，以借机除掉这个眼中钉。在晁错犹豫之际，袁盎为求自保，唯有先下手为强，向统治者坦白以示自己的忠心，并反将了晁错一军，成为两人政治斗争最后的赢家。也正是这自保之计在七国之乱的关键时刻影响了事态的发展，扭转了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