薤露行

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复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薤露行》，乐府歌曲名，亦作“薤露”，是为王公贵族送殡时所唱的挽歌。薤，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俗名藠头;薤露，谓人生短促，有如薤上露珠，瞬间即逝。

三国时期，是一个军阀混战，任意杀掠的大乱世。这是曹操诗歌产生的总背景，也是决定他诗歌艺术特色的时代原因。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很精辟地论述了那个时代与时文文风的关系。 他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哀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曹操这首诗，大约作于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年)夏历8月。那时，大将军何进与宦官集团火并所掀起的战祸和西北国防军首脑董卓乱京师的浩劫虽余波未息，但董卓已被吕布所杀。汉献帝自大阳(今山西平陆县东北)回到了洛阳，曹操亲到洛阳朝见汉帝。他惊愕地看到，洛阳“宫室烧尽，阡陌荒芜”(《三国志·魏志·董卓传》)，百姓“死丧略尽”(同上《武帝纪》)，惨烈的现状，勾起了诗人沉痛的回忆。他以精练、简明的诗句，真实而具体地再现了两次战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抒发了自己悲愤的心情。

这首诗具有高度概括性，短短16句，就描写了两次战乱造成的可怕情景，并用夹叙夹议的手法，分析、评说了事变的前因后果。前八句，主要写外戚何进谋诛专权的宦官张让等，因事泄，宦官集团反而先下手诱杀了何进，并劫持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出走小平津(今河南孟津县北)。何进的部下因此举兵搜杀宦官，焚烧宫殿。起句“惟汉廿二世”，写事变发生的时间，从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到汉灵帝刘宏，正好是22个朝代。这一句很平实，带有叙史的味道。而接句“所任诚不良”却很陡，有如河水决堤而出，气势力量都很大。它既具体指大将军何进志大才疏，临事犹豫不决，造成事败身亡的后果，如象猕猴着了人的衣冠一样不配所任;更是总括指事变发生的根源：用人政策错误。这样，这一句又有着统领全诗的作用，因为后面写的董卓之乱之所以发生，也是“所任不良”导致的。何进密召董卓从并州引兵进京(洛阳)，本想用以胁迫听政的何太后(何进之妹)下令诛灭宦官，但这样作却有如欲拒虎而引狼入室。 “知小而谋强”， “犹豫不敢断”二句，正是对“不良”二字的注释。 “贼臣持国柄”到“号泣而且行”六句，主要写董卓的残暴作乱。 “杀主灭宇京”， “荡复帝基业”，指东汉中平六年(189年)夏，董卓进入洛阳不久，即废黜少帝，立九岁的刘协为帝(献帝)，随后又毒杀了少帝与何太后，自封为司空、相国、太师，一切朝政大权都沦入他的手里，汉室基业名存实亡，等于被荡覆了。董卓的军队毫无纪律，奸淫烧杀无所不用其极。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正月，东方各州郡联合兴兵讨伐董卓。董卓撤出洛阳时纵火焚烧洛阳，烈焰三日不绝。 “宗庙以燔丧”，洛阳周围数百里内变成一片焦土，被董卓劫持“播越西迁”长安的汉帝、百官和老百姓数百万人在途中号泣震天，死亡惨重，积尸遍野。这野蛮的破坏，使六七年之后诗人到洛阳时，洛阳还是满目荒凉，一片废墟。诗的最后两句，就写出了诗人心中深沉的哀伤。这两句又把两次战祸所造成的后果统起来了。全诗由前因、后果首尾暗相照应，既有层次分明的分述，又有一条脉络贯穿其间，结构很谨严。

曹操的这首诗和后面的《蒿里行》，同蔡文姬的《悲愤诗》、王粲的《七哀诗》，都是写汉末战乱灾祸的，特别是蔡诗，起句“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同“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都较近似，但比较起来，蔡诗的高度、概括性都不如曹诗。这是由于他们的生活经历及所处的环境、地位不同所致。蔡诗是通过叙述个人的遭遇来反映当时的政治动乱;曹操则是直接参与当时事变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不仅看到了事变的外部现象，而且深谙事变的内部根由，他的诗自然就与众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