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诗歌

葡萄牙文学起源于12世纪末期在加利西亚兴起的诗歌。最初，加利西亚和葡萄牙的诗歌混为一体，很难区别。后来，诗歌的中心逐渐南移。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葡萄牙诗人的名字出现在后世编辑的三部歌集《阿儒达歌集》《梵蒂冈歌集》《科洛克西-布兰库蒂歌集》中。这三部歌集收集了三类诗人的作品。第一类是上流社会的抒情诗人;第二类是地位较低，以作曲填词谋生的词曲诗人;第三类是出身贫贱的吟游诗人。这些歌集中的作品有许多是意境贫乏、词语陈腐、单调乏味的平庸之作，但其中也有一些属诗中珍品，表现了诗人独特的灵感和完美的创作技巧。尤其是那些以乡土气息浓郁的民间诗歌“科桑蒂”为基础而创作的“友谊之歌”更为出色。三部歌集中所包括的葡萄牙诗人较著名者有若昂·佐罗、瓦斯科·吉尔、若昂·苏亚雷斯·科埃洛、阿伊拉斯·佩雷斯·伏伊托龙、洛伦索·若格拉尔、迪尼斯国王(1265—1325，他写了近140首诗)及其王子阿方索·桑切斯和佩德罗·孔德·德·巴塞罗斯等。自从这些诗人中最多产的一位——迪尼斯国王死后，加利西亚和葡萄牙这两种语言便逐渐分开。随着加利西亚语被降为一种方言，吟游诗人的诗歌传统便趋于衰落。

15世纪的诗歌大部分都被收入《诗歌全集》中。这部诗集是由加西亚·德·雷森德(约1470—1536)于1516年出版的，其中收集了近300名诗人的作品。这些宫廷诗歌比以前的加利西亚—葡萄牙语诗歌格律更加丰富，形式更加精致。西班牙诗歌对这些诗作的影响十分明显。实际上，从这时起直到18世纪，大部分诗人都精通这两种语言。这些宫廷诗的主题大多是一些宫廷琐事，如宫廷赛诗、赞美贵妇、俏语讥讽等，以及一些涉及社会问题的诠释诗。但是其中也有一些佳作，如加西亚·德·雷森德哀悼伊内斯·德·卡斯特罗之死的抒情诗、若奥·罗伊斯·德·卡斯特洛·布朗科的别离诗、阿尔瓦洛·德·布里托·佩斯塔那的讽刺诗等。杜瓦尔特·德·布里托写了具有浓郁的意大利风格的佳作。《诗歌全集》还包括了一些年轻诗人的作品。这些年轻诗人后来成为16世纪的诗坛明星，其中之一就是葡萄牙戏剧之父——维森特(约1465—约1536)。在他的著名剧作中包含了许多精美的抒情诗、友谊之歌以及其他一些流传于中世纪的民间诗歌。

虽然雷森德的《诗歌全集》已经包含有一些受意大利影响的诗作，但是第一位直接把意大利诗歌引进葡萄牙诗坛的还是弗朗西斯科·萨·德·米兰达(1481—1558)。1521—1526年间，他曾在意大利居留。回国以后，他向葡萄牙人介绍了意大利的十四行诗、但丁的三行押韵诗、阿里奥斯托的抑扬格八行诗以及16世纪头十年的许多文艺复兴诗作。萨·德·米兰达还是一位工于技巧的诗人，不过他的诗作所表现的道德内涵以及形式创新都比他的艺术技巧更显重要。他的友人贝尔纳尔丁·里贝罗(1482—1552)，写了一部带浓厚感情色彩的牧歌体小说《少女与闺秀》。贝尔纳尔丁·里贝罗喜爱田园诗歌，他率先用葡萄牙语写出了《雅诺与弗朗科》等田园诗。这种诗体的最佳之作当推克里托瓦奥·法尔卡奥(1518—1557)的长诗《克利斯法尔之歌》。还有一位以坚决抵制卡斯蒂利亚的影响而闻名的爱国诗人安东尼奥·费雷拉。他写了一部著名的悲剧《卡斯特罗》。此外，他还用古典形式写了一些较优秀的十四行诗、颂歌以及一些书简诗等，但都缺乏新意。

路易斯·德·卡蒙斯(约1524—1580)深谙文艺复兴仿古风格。他不仅创作了伊比利亚半岛上最伟大的维吉尔式的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而且还是葡萄牙抒情诗史上的伟大代表。他的短歌和十四行诗无论在艺术形式上还是体现真正的灵感方面，都达到鲜见的高度。例如：

我亲爱的人已匆匆离去，

她厌倦了人世间的生活。

而将在天国里永久安息，

留下我在尘世苦度光阴。

《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共分10章，全部用抑扬格八行体写成，堪称为最典型的民族史诗。这部史诗的主题，固然是写1497—1498年间瓦斯柯·德·伽马远航印度的难忘探险，但史诗的真正主角并不是那位探险船长，而是全体葡萄牙人民。有关葡萄牙的历史事实、传说故事、航海中的历险插曲以及卢济塔尼西亚人的成就等等，都被作者用浓墨重彩做了宏伟壮丽的描绘。也有人对诗中把基督教和异教的神话混淆一起、某些诗句的散文化以及滥用典故等提出了批评，但是毕竟瑕不掩瑜。这部巨作意境的宏伟，诗句的精妙，民族精神的真挚，爱国激情的强烈以及诗人的博学多才、丰富经历与坎坷人生，均似晶莹珠玉，光彩照人。

为诗集编纂者们所熟悉的、与卡蒙斯同时代的其他诗人，还有迪奥戈·贝尔纳尔德斯(约1530一约1605)、弗雷·阿戈斯蒂尼奥·达·克鲁兹(1540—1619)两兄弟。兄长迪奥戈曾被举荐撰写关于塞巴斯蒂安国王远征阿尔卡扎尔—克贝尔(1578)的史诗。但是那次远征失败了，而且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诗人本人也被监禁。以后他改而写作宗教诗歌和田园诗歌。在这些田园诗里，他描写了利玛河流域的绮丽风光，抒发了自己对祖国山川的真诚热爱。他的弟兄弗雷·阿戈斯蒂尼奥的传世之作是一些宗教色彩强烈、表现神秘感受的诗歌和探索自然与人类奥秘的冥想诗。

17世纪是葡萄牙诗歌发展史上一个低谷。这一时期葡萄牙的文学成就主要是在散文方面。而散文的发展又推动了现代葡萄牙语的发展。这一时期诗歌却因受到西班牙的贡戈拉主义的影响而走向极端;其中的大部分诗歌都收集在后来出版的五卷本诗集《复活的凤凰》(1716—1728)中。值得指出的是，诗人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洛博(约1580—1622)仍在继续里贝罗的传统，创作出了简朴优雅而又绚丽多彩的田园诗歌。诗人维奥朗特·多·塞乌(1601—1693)是一位修女。她的诗作想象力丰富又带有宗教的神秘色彩，颇有名气。弗朗西斯科·马努埃尔·德·梅洛(1608—1666)是一位兼用卡斯蒂利亚语和葡萄牙语创作的多产作家。他擅长于散文，但是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些精美的田园诗和书简诗。17世纪产生的许多史诗作品虽然也都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就，但是都不及卡蒙斯的《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也许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葡萄牙这样有如此之多的诗人致力于民族史诗的创作。

到了18世纪，特别是从后半期开始，最好的诗歌都是由“阿卡迪亚诗社”的成员创作的。这些诗人摒弃了17世纪西班牙诗风的影响而崇尚法国的新古典主义。这一时期的诗歌成就主要不在于抒情的优美，而在于风格的创新和富含哲理的内容。“阿卡迪亚诗社”在1765年又分裂出一个“卢济塔那派”。到了1790年又出现了一个“新阿卡迪亚”派。每个“阿卡迪亚诗社”成员都取一个古代传说中的著名牧人的名字作为自己的笔名。有时候这些诗人的笔名蜚声诗坛而其真名却鲜为人知。佩德罗·安东尼奥·科雷亚·加尔桑(1724—1772)被誉为葡萄牙的“布瓦洛”(法国诗人兼文艺批评家——编者注)。他以从事文学改革而闻名于世，也写了一些优美的诗篇，如《迪多之歌》等。尼科拉乌·托伦蒂诺·德·阿尔梅达(1740—1811)的主要作品是讽刺诗。但当时闻名于世的嘲讽诗《洒圣水器》的作者却是与他同时代的诗人安东尼奥·迪尼斯·达·克鲁斯·埃·西尔瓦(1731—1799)。这首《洒圣水器》可与法国诗人布瓦洛的《唱诗台》媲美。18世纪最知名的一位爱情诗作者是托马斯· 安东尼奥·贡扎加(1744—1810)。他既可算做葡萄牙诗人，也可算做巴西诗人。他的抒情诗《玛丽莉亚·德·迪尔塞乌》，在当时以道德说教为内容的新古典主义诗风盛行时期，堪称独树一帜。这首诗曾多次再版，畅销不衰，备受读者青睐而仅次于卡蒙斯之作品。这首诗之所以动人，不仅是因为作品音律和谐、感情真挚，而且也是由于它所反映的作者本人的遭遇既浪漫又坎坷。他不幸被卷入1789年在巴西发生的密那斯阴谋，以后又被流放到安哥拉，终使他和玛丽莉亚的爱情无法实现。在“新阿卡迪亚”派诗人中有一位名叫若泽·阿戈斯丁尼奥·德·马塞多(1761—1831)。他个人经历坎坷，与人论战尖刻，擅长写作哲理诗，甚至雄心勃勃，企图改写卡蒙斯的《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从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另外.还有一位更重要的作家，马努埃尔·马里亚·巴尔博萨·杜·博卡热(1765—1805)。他是一位生活上放荡不羁的诗人。有关他的许多趣闻逸事曾经广为流传。他的诗作，许多都是内容琐碎、争论讽刺之类的即兴之作，但也有不少优美的十四行诗作。他的十四行诗甚至可以同卡蒙斯和安特罗·德·肯塔尔的佳作媲美。

葡萄牙诗风向浪漫主义的过渡始于弗朗西斯科·马努埃尔·杜·纳西门托(1734—1819)(笔名为菲林托·艾坦克西奥)。他的写作技巧非常完美，被认为是当时最伟大的诗人。他在法国巴黎侨居了40年(法国作家拉马丁曾献给他一首颂诗，题目就叫《致一位流亡的葡萄牙诗人》)，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使用纯粹的葡萄牙语写作。不过，在风格上他确实转向了当时流行于法国的浪漫主义诗风。在他的影响下，阿尔梅达·加雷特也对浪漫主义思潮发生了强烈的兴趣，并投身其中。在这一时期，一些北欧的新作家也被介绍到葡萄牙。介绍北欧作家的是一位科英布拉大学的数学教授若泽·阿纳斯达西奥·达·库尼亚(1744—1787)和一位葡萄牙的贵妇人莱奥诺尔·德·阿尔梅达，即阿洛尔纳侯爵夫人(1750—1839)。这位女诗人写过很多富有新意的诗篇，也翻译了许多诗作，但在生前，她的诗名却仅局限于一个狭小的读者圈子之中。

葡萄牙的浪漫主义诗歌深受法国和其他国家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但是它却不像其他国家的浪漫主义那样和18世纪的诗风彻底决裂。葡萄牙所发生的一些政治事件使得这个国家的诗歌改革派更加倾向于自由和热爱祖国。文学史上通常是以1825年《卡蒙斯》一书的出版为葡萄牙浪漫主义诗歌运动的起点。这部史诗的作者是若奥·马蒂斯塔·达·西尔瓦·莱唐·德·阿尔梅达·加雷特(1799—1854)。阿尔梅达·加雷特是菲林托·埃利西奥的学生，曾受到新古典主义的熏陶。所以他没有像其他国家的浪漫主义诗人那样走极端。他还收集了一些民谣，编成了一本《谣曲》(1843)，从而也对民族文学做出了贡献。晚年，他因爱上一位上流社会的贵妇人而陷入了一场爱情纠葛。有感于此，他写出了葡萄牙诗歌史上一批最美的情歌，并编为《落叶集》出版(1853)。和他同时代的很多诗人相比，他的风格更显拘谨，更接近于现代。他在文学上的影响，可以和萨·达·米兰达相比拟。他在葡萄牙文学中的地位类似于歌德在德国文学中的地位。由于他对葡萄牙历史富有兴趣，政治上热爱自由，再加上他多才多艺，能掌握各种风格的写作技巧，所以他便成了葡萄牙浪漫主义的化身。另外一位在个性和作品方面都可以和加雷特相提并论的作家是亚历山大·埃尔库拉诺(1810—1877)。他所写的最佳诗篇都收集在《信徒的竖琴》之中。这些诗篇充满了冷峻的基督教精神，反映了作者严肃的生活态度。埃尔库拉诺以写作历史和历史小说著称。他是一位语言大师，但是和加雷特相比，他的诗作较为平淡，缺乏诗意。

第三位重要的浪漫主义诗人是安东尼奥·费利西亚诺·德·卡斯蒂略(1800—1875)。由于他是一个盲人，所以没有直接参与当时的政治斗争与鼓动。他在早期也是一位新古典派诗人。他的诗作形式完美，但鲜有灵感。他往往以精致的语言艺术和诗法技巧来补偿想象与灵感的不足。他的诗歌翻译格律优美，风格典雅，但嫌过分自由而与原意不尽相符。

很多激进的浪漫主义派诗人在若奥·德·莱穆斯(1819—1889)的领导下，创办了诗刊《吟游诗人》(1844—1848)。莱穆斯的诗学主张是轻内容而重形式。另外一些诗人在安东尼奥·苏亚雷斯·德·帕索斯(1826—1860)的影响下，创办了诗刊《新吟游诗人》(1851—1856)。苏亚雷斯·德·帕索斯曾把《莪相作品集》翻译成葡萄牙文。莪相是3世纪时苏格兰的一位说唱诗人，18世纪后半叶麦克菲森写成这部古史诗，假托是莪相的作品。帕索斯的诗作充满感伤情调与病态想象。托马斯·安东尼奥·里贝罗(1831—1901)以他的爱国主义诗歌《唐雅伊梅》(1862)而闻名于世。这首诗歌，按照卡斯蒂略的说法，甚至可以在葡萄牙的学校里拿来当教科书，以取代《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地位。若昂·德·德乌斯·拉莫斯(1830—1896)是一位把浪漫主义的气质和资产阶级的感情与乐观的无私精神成功地结合在一起的诗人。他的诗集《鲜花盛开的田野》(1893)语言纯真、行文流畅，充分表达了对祖国的诚挚的爱。

卡斯蒂略的诗作内容琐碎，风格陈旧，标志着浪漫主义传统的衰落，所以引起了以安特罗·塔基尼奥·德·肯塔尔(1842—1891)、若阿金·特奥菲洛·布拉加(1843—1924)等科英布拉大学的学生的批评。他们对卡斯蒂略发起了一场论战，史称“科英布拉论战”。这场论战双方都是以写小册子的方式来进行的。这些大学生虽然都对自由政治和哲学观念很感兴趣，但是他们更富于真正的诗歌才华。安特罗的十四行诗在葡萄牙文学中独树一帜。他的诗作记载了他的悲观失望和苦闷彷徨。他幻想调和物质和精神，但又无法实现。最后这位诗人在绝望中自杀身亡。特奥菲洛·布拉加写了一些诗歌来阐明他的实证主义哲学观点;但是他最主要的成就在于他的文学论著以及他编选的《民歌》与《民谣》两本诗集。另外一位诗人阿比利奥·曼努埃尔·格拉·戎克罗(1850—1923)常以激烈的言词攻击教会和政府。1885年他写的《埃特尔诺神父的晚年》和1896年他写的《祖国》两首长诗就是突出的例子。但是他也写了像《平凡的人》这样的诗歌，表现朴实善良的乡村人民的生活。这也标志着葡萄牙诗风向象征主义的过渡。科英布拉派有一位以传统和讽刺而闻名的诗人安东尼奥·杜瓦尔特·戈梅斯·莱亚尔(1848—1921)。他既有激烈尖刻之作，也有温文尔雅之诗。塞萨里奥·韦尔德(1855—1886)与莱亚尔是同时代的诗人，他死后出版的《塞萨里奥·韦尔德作品集》日益受到人们的欢迎。他的主要特点是把自然主义或现实主义体现于诗歌之中，详细而具体地描绘了资产阶级的平凡生活，但又赋之以非凡的奇异的色彩。

如上所述，葡萄牙文学流派之间的区别，和别的国家比较起来并不十分明显。但是，安东尼奥·康迪多·贡萨尔维·克雷斯波(1846—1883)却是一位旗帜鲜明的高蹈派诗人。他出生在巴西，但受教育却是在葡萄牙，并长期留居葡萄牙。他在1870年发表的《彩饰画》和在1872年发表的《夜》这两首诗，充分体现他的诗作的语言美、雕塑美与节奏美。安东尼奥·若阿金·德·卡斯特罗·费若(约1862—1917)在形式上也属于高蹈派。他先写讽刺诗，以后又创作了一些动人的思乡诗。他编译的《中国诗歌集》(1890)是从法译本转译的，他力图通过翻译使中国古代的抒情诗歌适合于葡萄牙读者欣赏。安东尼奥·诺布雷(1867—1900)则是一位长期居住在法国巴黎的葡萄牙诗人。他在巴黎发表了《孤独》一诗(1892)。他对那里流行的文学运动非常熟悉;但在思想意识上，他仍然是一位典型的葡萄牙人。他在诗歌中抒发了内心的痛苦，表现了惆怅和思乡之情。炽热的爱国主义、浓烈的民歌色彩、丰富的意象和自由的诗歌格律，使他的诗作具有隽永的魅力。浮斯托·古埃德斯·特谢拉(1872—1940)与奥古斯托·吉尔(1873—1929)两位诗人都写了一些温柔而纯朴的抒情诗。他们的诗作风韵不相伯仲。诗人若泽·杜罗(1873—1899)因为写了类似法国波德莱尔风格的一首诗《脾气》(1898)而一举成名。不过这首诗的情调却不很健康，表现了一个垂死者的绝望心理和怀乡心情。

上面提到的有几位诗人已经吸收了法国象征主义的一些特点，不过，一般认为，将法国象征主义和美洲西班牙语文学中的现代主义介绍到葡萄牙来的功绩应属欧仁尼奥·德·卡斯特罗(1869—1944)。卡斯特罗是葡萄牙在国外最著名的诗人。1890年，他在他的诗集《私房话》的前言中主张诗的形式应更加自由，用词应讲求多样化，甚至可以不避怪异。他还主张用险韵、头韵，强调诗的美学作用以及声韵效果应胜过社会价值。他在写《诗的神圣与亵渎》(1896)等诗篇时，追求诗歌形式的完美，主张诗应为少数高人雅士而作。后来，他的诗风又趋向于大众化、民族化，如他的诗作《收获之后》(1901)和《一贯性》(1900)。卡米罗·佩萨尼亚(1867—1926)是葡萄牙伟大的象征派诗人，他的诗集《漏壶》收集了他的许多纤巧玲珑的象征主义诗作。由于他曾长期在澳门居留，所以他还翻译了不少中国诗歌。

阿方索·洛佩斯·维埃拉(1878—1946)崇拜若奥·德·德乌斯，也酷爱葡萄牙古典文学。他受当时流行的文学潮流影响较少，致力于发展民族文学。他写了大量的诗歌，其中不乏音韵优美的佳篇。若奥·路西奥(笔名波桑·佩雷拉)(1880—1952)出生于葡萄牙南部。他也写过一些好诗，其中一些描写故乡风景的诗作尤为优美，不过有些诗篇则不尽如人意。若阿金·佩雷拉·特谢拉·德·瓦斯康斯洛斯(笔名特谢拉·德·帕斯夸埃斯)(1878—1952)也和卡斯特罗一样，在国际上享有盛名。他首先提出了“葡萄牙民族文学”的口号，主张发扬“卢济塔尼亚”民族的才华(这里所谓“卢济塔尼亚”是西班牙与葡萄牙的总称)。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追随者，他们自称是传统主义的“葡萄牙文学复兴派”。另一位知名诗人是安东尼奥·萨迪尼亚(1888—1925)，他在文学上和政治上都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在葡萄牙的女诗人中，民族主义倾向最为强烈的一位应推弗劳尔贝拉·埃斯潘卡(1894—1930)。她因遭遇很多不幸，对幸福的渴望得不到满足而陷入绝望。她在她写的十四行诗中，很成功地表达了她的这种感情。她的诗名流传至今，而且与日俱增。

马里奥·萨—卡尔内罗(1890—1916)是一位穷困潦倒、失意落魄而又行为怪僻的诗人，最后以自杀了结短暂的一生。但是他写的诗却能把他卓越的创造性和诗歌的传统形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为后来以《现场》杂志为中心的诗人们提供了典范。他曾经参与过为先锋派杂志《奥尔甫斯》出版的奠基工作。但是他的一些最重要的诗歌却是在他死后才发表的。葡萄牙现代派运动的主要杂志就是《现场》(于1927—1940年间出版)。其领导人有若泽·雷吉奥(若泽·马里亚·多斯·雷斯·佩雷拉的笔名，生于1901年)和费尔南多·佩索阿(1888—1935)等。佩索阿少年时在南非受教育，曾写过一些英文诗歌。他在国内的影响之大，可以和胡安·拉蒙·希梅内斯在西班牙的影响相比拟。若泽·雷吉奥是一位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兼文艺批评家。他能适应各种艺术形式的写作，但在思想上，他却见解独到而不喜欢人云亦云。他的作品表现了他内心的冲突与痛苦，但是他却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他的诗作《上帝与魔鬼的诗篇》写的就是善与恶的冲突。这首诗的语言夸张而丰富，很富有戏剧性。

到了20世纪，虽然小说和短篇小说在葡萄牙的文学中的重要性是日益增加，但是《现场》派诗人中一些较年轻的成员，如卡塞斯·蒙太罗(生于1908年)、阿尔贝托·德·塞尔帕(生于1906年)、米古埃尔·托尔加(生于1907年)以及其他的一些代表着各种倾向的当代诗人，仍在写作抒情诗歌。这证明，葡萄牙的诗歌传统仍在继续生存、发展。正如批评家贝尔所说：“除了古希腊之外，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小国，能像葡萄牙这样曾经产生过这样伟大的文学;这句话虽然听起来有点难于理解。却是千真万确，言之有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