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囚论
纵囚论
北宋·欧阳修
【题解】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北宋文学家、史学家。贞观六年，唐太宗释放国家的死囚，并与他们约好第二年回京接受刑罚。到规定期限后他们都如期回京，无一人逃亡。本文就唐太宗纵囚一事提出了质疑，认为此事不足为训，并明确地提出了“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这一论点。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欧阳修专门撰写了此篇文章。
【原文】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64]。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
【注释】
[64]刑戮：刑罚，杀戮。
【译文】
对君子要讲信用和礼义，对小人则要施用刑罚和诛戮。被判处死刑的人，一定罪大恶极，这种人又是小人中最坏的。宁愿为了坚持信义而死，也不愿苟且偷生，视死如归，这种人又是君子中最难得的。
【原文】
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65]，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
【注释】
[65]录：登记，审查。大辟：先秦时代死刑的通称。
【译文】
在唐太宗贞观六年，将被判处死罪的囚犯三百多人登录于册，然后释放他们回家，并与他们约定按期主动回来接受死刑。这样的事君子都难以做到，去期待小人中最坏的人一定做到。那些囚犯们到了日期，都自觉地回来接受死刑，没有一个迟延的人，这便是君子难以做到的事，而小人居然轻易地做到了。这种事难道合乎人之常情吗？
【原文】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66]，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
【注释】
[66]意：估计。冀：希望。
【译文】
有人说：“罪大恶极者的确是小人，如果把恩德施加到他们身上后，就可以使他们变成君子。恩德越深入人心，就能越快地改变小人的品质，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我要说：“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得到一个好名声。然而谁又知道太宗释放囚犯回家，不是估计到他们一定会如约回到狱中，来求得皇帝的赦免，所以才放他们的呢？又怎么知道被释放回家的囚犯，不是估计到他们自动回来就会得到赦免，所以才回来的呢？
【原文】
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67]；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68]？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注释】
[67]贼：这里是暗中窥测、算计之意。
[68]乌：同“何”，哪里。
【译文】
如果估计到他们一定会回来而放他们走，那就是皇帝在算计民心；如果估计到会获赦免而回来，那就是犯人在算计皇帝的信任。在这件事中，我只看到皇帝和犯人互相算计才得到这种好名声，哪里有什么皇帝施恩德与囚犯懂信义的事情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太宗在天下施行恩德，到这次释放囚犯回家的时候已经有六年了，仍然不能使小人不去犯极恶的大罪，然而一天的恩德，却能使犯人视死如归，坚守信义，这又是讲不通的道理。”
【原文】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69]，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70]，不逆情以干誉[71]。
【注释】
[69]尧、舜、三王：古代的圣明君主。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
[70]立异：指建立“不常之法”。
[71]逆情：违背人情。干：求取。
【译文】
那么，怎样做才行呢？我说：“释放了能主动回来，照样杀头不予免罪，而后再释放一批囚犯，而他们依然回来，这才可以知道他们是受了恩德的感化后才回来的。但是这必定是不会发生的事。释放囚犯回家而回来后赦免他们，只能偶尔做做罢了。如果经常这样做，那么杀人的都可以不用死，这能够作为国家的常法吗？不能成为常法的，能称得上是圣人之法吗？所以，尧、舜和大禹、商汤、文王他们治理天下，必定以合乎人情为根本出发点，不标新立异来自称高明，不违背人情沽名钓誉。”
【评析】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全文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开篇提出“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的问题，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分析问题时，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目的不过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步步分析，层层辩驳，纵收自如。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他们不过是“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欧阳修认为唐太宗这样做只是为了名誉而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其实这只是欧阳修一种偏执的说法。唐太宗实行仁政取得了显着的效果这是人皆共知的，即使他在这方面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但至少在当时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所以看问题要全面分析，太偏激的思想容易造成极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