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易，马纳本德拉·纳特(Manabendra Nath Roy，1887—1954)，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奠基人，共产国际初期著名的活动家，晚年堕落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
1887年3月21日①，罗易出生在印度加尔各答一个村庄的婆罗门家庭。原名纳伦德拉·纳特·巴塔查尔亚(Narendra NathBhattacharya)。父亲是梵语教师。
二十世纪初，印度反英民族独立运动方兴未艾。在孟加拉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影响下，罗易自14岁起就投入了争取祖国独立的政治斗争，参加并组织反英恐怖活动，成为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1907年，他因袭击家乡的火车站被英国警察逮捕入狱。释放后迁居加尔各答，继续从事反英活动。1910年，在所谓“豪拉阴谋案”②中，他和其他40名青年被指控对英国进行战争，投入监狱。他在狱中20个月，阅读了一些宗教书籍。出狱后，他当了一段时间的托钵僧，不久即对宗教表示厌倦，重新投入反英政治活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印度一部分革命者企图利用大战期间英、德之间的矛盾，向德国驻外机构寻求武器和财政援助，以便发动革命，推翻英国在印度的统治。1915年初，他们开会拟订了行动计划，决定与在远东的德国驻外机构取得联系，并从他们那里获得武器。罗易受委托执行这一任务。他两度接运德国的枪支弹药，均遭失败。随后，他奔走于中国、日本、缅甸、菲律宾等地。
1916年夏，罗易抵美国旧金山，改名为马·纳·罗易。1917年4月，美国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逮捕从事亲德反英活动的印度民族主义者。罗易为躲避警察的追捕，逃到墨西哥。他继续与德国驻外机构取得联系，从德国人手里得到从事反英活动的经费。
俄国十月革命后，罗易受到世界革命潮流的影响。1919年9月，他在墨西哥结识了共产国际代表米哈依尔·鲍罗廷。在鲍罗廷的启发和帮助下，罗易转向信仰社会主义。1919年夏，墨西哥开展组织社会党的活动，罗易对此极其热心。当墨西哥社会党(后改称墨西哥共产党，并加入共产国际)于1919年8月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时，罗易在经济上予以支持。关于他在墨西哥发生的思想转变，《罗易回忆录》做了如下记述：“墨西哥是我获得再生的地方”，“我学到了一种新的人生观;我的内心发生了一次革命——一种永无止境的哲学革命”。“我不再相信没有经济解放和社会主义内容的政治自由了，但是，我也认识到，理性自由——摆脱一切传统和权威束缚的自由——是争取社会解放的任何有效斗争的条件。”
1920年，罗易经鲍罗廷介绍，以墨西哥共产党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担任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委员。在讨论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时，罗易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列宁要他写一份补充提纲。
在评价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的性质、作用以及对这一运动所采取的策略问题上，罗易和列宁有着原则分歧。列宁认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在性质上是革命的，因此，共产党人应予以支持。罗易持反对意见。他坚持删去列宁《提纲初稿》第十一节中“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东方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这段文字。他错误地认为，共产国际只能帮助组织和发展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印度共产党只能完全致力于组织广大群众，为其阶级利益进行斗争。罗易在《补充提纲》原稿中写道：“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斗争。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主义运动局限在人数不多的中等阶级，它并不反映广大人民的意愿”，因而“对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支持，等于是帮助民族精神的发展，这肯定会阻碍广大人民群众意识的觉醒”。
大会同时通过列宁的提纲和由罗易起草经列宁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修改的《补充提纲》，两个提纲均成为指导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国共产党革命活动的纲领性文献。罗易因此闻名于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二大结束后，在塔什干设立了中亚细亚局，负责指导亚洲各国的革命运动。罗易是该局主要负责人之一。此后，罗易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第四、第五次代表大会，多次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在共产国际初期一直担任领导职务，为共产国际起草过不少文件和电文。1922年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4年当选为正式委员，1926年当选为主席团委员。
在担任共产国际领导工作的最初几年里，罗易以较多的精力关心并指导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1920年10月17日，在罗易的直接指导下，在塔什干建立了第一个印度共产党①。同年12月，罗易当选为印共执行委员会委员。与建党同时，罗易在塔什干举办了一所军事训练学校，准备组织一支军队去“远征印度”。由于英国政府的抗议，塔什干军校很快停办。1921年，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在莫斯科成立，罗易带领印共大部分党员从塔什干赶赴该大学学习。
1922年4月，罗易赴柏林①并创办《印度独立先锋》杂志(后改名《前卫》、《群众》)。他在这个刊物经常发表文章，还通过共产国际的《国际新闻通讯》，向国内传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同年5月，他和穆克吉合写的著作《过渡中的印度》发表。该书试图用马列主义观点阐明印度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说明印度革命的客观条件。
罗易的上述活动在国内产生了积极影响。共产国际四大曾给予肯定，称赞罗易做出了“很大成绩”。罗易还设法与国内的五个共产主义小组(马德拉斯的辛加腊威鲁小组、孟买的丹吉小组、加尔各答的穆札法尔·艾哈迈德小组、拉合尔的侯赛因小组、联合省的乌斯玛尼小组)取得联系，并以共产国际名义指导他们的活动。
罗易在向国内传播马列主义的同时，也散播了自己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实际上是他在共产国际二大草拟的《补充提纲》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和具体化。
罗易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危机的加深，迫使帝国主义废除旧的和过时的殖民主义剥削方式，转而实行一种新的殖民主义策略，这种新策略就是使印度等殖民地国家逐渐“非殖民地化”，最终允许它摆脱“依赖”状态而取得“自治领”的地位。印度将从一个落后的农业殖民地，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英国自由联邦”的一员。
罗易认为，印度现代工业的迅速发展，不可避免地产生两种倾向：一方面，民族运动内部阶级对抗尖锐化;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之间妥协的趋势加强。由于帝国主义改变过去的政策，允许甚至鼓励殖民地国家部分工业化，在这种情况下，本国资产阶级同外国帝国主义对抗的基础就缩小了。“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性质。他们不再是一支革命力量。不仅从印度内部状况来看，而且从世界现状来看，印度资产阶级都已经站到反革命一边。他们没有、也不能领导或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完全脱离英帝国)”，“印度革命仍然实现资产阶级民主纲领，但不再是一次资产阶级的革命，因为只有超越资本主义社会范围的革命才能够并将取得胜利。”
因此，罗易认为，印度的解放事业有待于工人和农民的政治运动，他们自觉地组织起来，为阶级利益而战斗。无产阶级无论何时都绝对需要其先锋队，并确保革命的领导权。在革命初期阶段，共产党人同本质上敌对的资产阶级，只能建立“有限的、策略性的和严格控制的合作”。在罗易的错误理论和对资产阶级的片面政策的指导下，印度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基本上孤立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之外。工农运动发展水平相当有限。
1926年11至12月，罗易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负责起草“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会后，罗易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偕谭平山同来中国，1927年4月抵武汉，参加了4月底至5月初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他在会上作了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决议案的报告，为大会起草“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宣言”等文件，对会议的进程起了指导作用。约8月初，罗易在汪精卫叛变革命后，离开中国到莫斯科。
罗易在华期间，与鲍罗廷和陈独秀有尖锐分岐。他主张发展农民运动，深入土地革命，但拿不出具体办法，实际上等于放弃革命。在处理与武汉国民党政府的关系问题上则犯了严重政治错误。他擅自将共产国际五月指示①的电报副本交给汪精卫看，致使汪精卫借口“分共”叛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介绍我党历史时，对罗易有客观的评论：鲍罗廷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点，罗易“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左边一点点，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他“能说，而且说得太多了，却不提出任何实现的方法”。罗易所著《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我在中国的经历》等，为研究中共大革命时期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1928年，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和在大会上，罗易(因病未出席大会)的“非殖民地化”理论受到批判。库西宁在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报告中说，罗易提出了一种“英帝国主义会逐渐领导人民走向自由的观点”。他把罗易称作“帝国主义的走狗”。罗易不接受这种批判。他后来反驳说：“‘非殖民地化’这个概念乃是暂时被用来表明一种倾向，而且仅仅是在涉及占整个人口很小部分的资产阶级的意义上使用的。根本没有说这种倾向影响到全体人民，更不必说这里面含有在帝国主义允许下印度人民获得自由的可能性的意思了。相反，它明白地宣称，资产阶级状况的某些改善，乃是实行加紧剥削整个民族的计划的结果。然而，它竟成了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面前处决我的十字架。”
共产国际六大后，罗易向德国共产党反对派布兰德勒②所办的刊物投寄不少关于共产国际危机的文章。1929年，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通过决议，以向“布兰德勒派的叛徒们办的刊物投稿”为由，将罗易开除出共产国际。罗易后来在《我的罪名(给共产国际委员们的公开信)》中，对共产国际的这种做法作了自我申辩。他说：“我并没有犯过那些强加于我的罪行。我的过错在于我要求独立思考的权利。当共产国际目前正在经历的危机时期内，是不会允许要求这种权利的。如果我不说出自己的不同意见，我是不会被宣布为‘叛徒’并被正式逐出国际的大门的。”
罗易被共产国际开除后，国内外的共产党人背离了他，骂他是叛徒和反革命分子。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回国从事反英民族解放斗争。1930年12月，罗易秘密返回印度。这时他已开始改变过去对国大党领导人的看法和政策。他认为，过去“印度共产党低估了甘地的影响和国大党作为反帝斗争中一个工具的作用。这一错误使共产党脱离了国大党的群众，这些群众不仅包括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包括无产阶级自己”。他决定通过国大党实现祖国政治和社会解放的理想。他与国大党领导人多次会晤。1931年3月，参加了国大党卡拉奇会议，与尼赫鲁共商国大党的社会和经济宣言。1931年7月，他被殖民当局逮捕，1936年11月获释。出狱后正式加入国大党，被选为国大党年会的代表、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和联合省国大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他曾参加竞选国大党主席活动，遭到失败。
罗易参加国大党后，极力主张发展人民力量和国大党新的领导力量，并敦促国大党“行动化和民主化”。他的主张遭到国大党领导人的反对。为了宣传他的主张，他于1939年在孟买创办《独立的印度》周刊，创建“激进国大党人同盟”。1940年，罗易因主张无条件支持反法西斯战争而与国大党发生严重分歧，被开除出国大党。
同年年底，罗易另立新党——“激进民主党”。这个党由“激进国大党人同盟”的成员以及其他相信罗易行动路线的人组成。国大党领导的工会运动因此发生分裂。支持罗易的人退出全印工会大会，在罗易的建议下建立“印度劳工联盟”的新组织。罗易当选该联盟总书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之际，罗易对世界局势又有了新的看法。他认为二次大战后，“世界将围绕美、苏两极旋转”，“如果要保持和平，如果要人民能够向着进步与繁荣的道路前进，就必须避免这两极的冲突”。如何解决这种局面呢?他认为，“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早已证明了它的破产，共产主义也已使一切希望落了空”。他甚至宣称，共产主义意味着“战争的威胁”，“因此必须超越共产主义，发展一种能保证安全、自由发展的意识形态、政治结构和社会制度”，这就是罗易的所谓新人道主义的哲学。
“新人道主义”提倡通过精神上解放了的、有道德的人们的通力合作，来对世界进行一番社会改造。在这种观点的支配下，罗易于1948年12月决定解散激进民主党。他认为政党本身不符合人道主义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目的。
在以后的年代里，罗易主要从事“新人道主义”的研究。其主要著作有《新人道主义》、《理性、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等。他在这些著作中攻击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抛弃了他过去信仰过的社会主义。他声称将来的社会是“自由人的联邦社会”，这一社会“不受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疆界限制”。要达到这个“联邦社会”的必要条件是“公民教育”。
1954年1月25日，罗易因患脑血栓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