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的文献·清代诗文文献·清代别集的种类及特点
清代别集，从内容构成来看，有文集、诗集和诗文集之分，单纯的文集较少，单纯的诗集数量最多，诗文兼收的别集介乎两者之间，往往是作家的全集。试帖诗和八股文一般单行，如今日学生作业，不入别集，偶尔也有作者不忍割舍，附若干篇于别集者，究非常例。清代虽已届刊本时代的末造，但因时间较近，留下的稿抄本数量颇多，其内容构成、流通方式和文献价值都与刊本有所不同，需要区别对待。
先说刊本。刊本相对于稿本，是正式出版流通的著作形态。中国古代作家的作品，起初都是由亲友或后人编集的，唐代白居易开始自己编订文集，后世相沿成例。清代作家的别集大多数是作者生前刊行的，也有少数为家人或朋友编刻于身后，如纪昀《纪文达遗集》就是作者卒后七年，始由家人在嘉庆十七年(1812)刊行的。这种情形决定了清代别集中的大部分刊本出于作者本人的取舍，即使委托别人删订或编集的，也经作者认可，代表着作者个人的意愿。阅读一部作者生前印行的别集时，我们就意识到这是作者自己认可的或者希望示人的面目。这就像女子化妆，经过修饰的面容虽非本来面目，但毕竟体现了她的理想和趣味，我们可以由此推断她的艺术目标。
清代雕版印刷业十分发达，只要有一定经济实力，刊行作品就变成轻而易举之事。有一事刊一集者，多为纪行、纪游之类，如王渔洋出使广州和陕西、四川，祭祀南海、西镇岳渎所成《南海集》、《雍益集》; 有一官刊一集者，如宋荦在虔州视赣关榷时有《双江唱和集》，孙元衡任台湾府通判时有《赤嵌集》;有一年刊一集者，如王渔洋早年的小集《丙辰集》、《甲寅诗》。这几类集子篇幅都不大，取其快捷易成，一般称小集。或出使远游，登览吊古，或经历事件，人情翻覆，小集总有其异域背景或新闻时效，为朋辈所乐观，稿本往往在同人间传阅，而作者也总是请读者随施批点或作序跋，于是小集就保留了大量的背景材料。清初的小集，还保留了许多序跋和评语，可见一时风气如此。王渔洋早年所刻《焦山古鼎图诗》《白门前集》《入吴集》《秦淮杂诗》《白门后集》《阮亭壬寅诗》《阮亭甲辰诗》《退寻草》《游西山诗》等，都有当时名家的序跋。如康熙三年(1664)刊《阮亭甲辰诗》一卷，有前朝遗老林茂之序，后有诸家评语。康熙十一年刊《游西山诗》一卷，有严绳孙、曹禾、汪懋麟序。顺治十八年刊本《金陵游记》一卷，收江南游记15篇，篇幅寥寥，却冠有杜浚、陆圻、施闰章、冒襄、尤侗、陈维崧六位名家的序言。这些序跋和评语保存了当时的写作背景和最初的读者反应，是最珍贵的第一手研究资料，从中可以发现许多涉及作品写作动机和本事的细节。到编合集时，有的序跋就被删去。如朱彝尊顺治十四年(1657)游粤诗草《南车草》一卷，有蔗余道者序云：“自变故以来，诗书之气，无所附丽。天下之才人，往往化为诗人。”①此语极有味，而后编合集此序不存。即使合集能保存多数序跋，评语一般也被删削，作品往往也有不同程度的删改，当初写作和流传的那个原始氛围不复存在。所以说，小集是文学史和作家研究最重要的材料之一，也是清代诗文集特有的文献源，研究者应该特别注意，深入发掘其中的内容。
清代作家步入文坛，通常都是从刊刻小集开始的。若干小集问世，赢得一定声誉，有了一定地位后，就有了编合集的资本。清初名集往往有合若干种小集订为一册的②，较正式的是选汰重编。王渔洋印行了若干小集后，在康熙元年(1662)由门人盛符升刊行《阮亭诗选》17卷，系由顺治十三年(1656)至十八年(1661)作品中选1222首(据目录为1217首)编成，前有钱谦益、李元鼎、黄文焕、熊文举、李敬、林古度、赵士冕、丁弘诲、张九徵、韩诗、王泽弘、蒋超、吴国对、叶方霭、唐允甲、顾宸、汪琬、施闰章、冒辟疆、魏学渠、杜漺、陈维崧、杜濬、程康庄、赵进美、丘石常、王士禄27人序及自序两篇。康熙八年又加上康熙后七年间所作，付门人王立极在苏州沂咏堂刊行了《渔洋山人诗集》22卷，诗作按年编排，但《阮亭诗选》所收作品又有部分删削，包括顺治十三年施闰章赴山东提学使任时所呈 《历下奉赠愚山学宪十五韵》《再赠愚山学宪时以越游草见示》，二诗以晚辈自居，语气甚恭;时过境迁，到康熙间王渔洋与施闰章已平揖论交，甚至在笔记中提到愚山请他论定诗集，语气不无自负。由此观之，集中不存少作也就不奇怪了。延君寿《老生常谈》曾说：“在墙上见人所黏诗草，案上见人所刻朱卷，论当从宽。盖能中式，能倡和，便好。若是刻了集，是出问世人，便恕不过去。此刊行之不可造次也。然有人吹毛索瘢，想来尚是有斑之豹皮，直得去吹索。绵津似不如渔洋，人能知之。当时有合刻诗稿，人吹索渔洋，不吹索绵津，是绵津死而渔洋不死也。古人谓盖棺然后论定，到盖棺了，人品学问已定，一切功名势位，穷檐陋巷，皆无分别，则真评出矣。”①这段话前后讲的是两个问题，前面说诗文一旦版刻行世，就是正式定稿与世人相见，所以务必慎重。但他接着又强调，其实版行之稿并不足以论定一个人的成就，真正的评论必待盖棺而后能定。这种见解，从根本上说当然是不错的，但通常的情形，无论就社会影响而言，还是就文坛知名度而言，合集的刊行都是作者在文学上取得成功的标志。像前文所提到的邵长蘅刊《渔洋绵津诗钞》，这种由他人编刊的诗选，更意味着作者已是诗坛注意力的焦点，他的选集已足以畅销盈利。事实上，在康熙三十四年邵长蘅选刊渔洋、绵津两家诗之前，无锡侯文灿已在康熙三十三年刊行了《渔洋山人诗初续合集》18卷。侯文灿固然是渔洋故人之子②，但渔洋诗若无广大的读者市场，他恐怕也不会倾巨赀刊刻偌大卷帙的诗集。从刊印小集到汇刻篇幅较大的合集，意味着作者已从普通诗人升级为名家，合集让我们间接地感受到作者在文坛的辐射力，当然它同时也遮蔽了作者早年生活、写作的部分经历。合集的编纂等于一次重新洗牌，小集的作品在进入合集时，往往被分体编排，取消了编年，标题常有修改，文字也有所润饰。总之，作品的早期印迹被不同程度地洗去，变得身份不明确。上文强调小集的可贵，道理正在这里，小集保留了作品的原始身份。
当然，也有些作家编合集甚至到晚年编全集时仍尽量保持作品原生态的，如庞垲《丛碧山房诗集》、黄秉礼《绿香山馆诗稿》，按职官履历分卷，保留了当年一官一集的面貌;李馥《居业堂诗稿》也保留了一年一集的形式。不过他们没有小集流传，并不能断定全集确无改易。根据现有资料来看，晚年汇刻的合集或全集，除利用旧版汇印者——这类集子往往版式杂乱，很不美观，通常都经作者本人或编辑者重加增删润色，使全书内容和文字臻晚年老成之境，少作往往在此时遭删除。有时特殊的政治气候或人际关系，也会影响作品的去取。我们曾将王渔洋临终前手定的《带经堂集》与旧刊诗文比勘，结果《渔洋诗集》较沂咏堂刊本仅抽去《送张元履之盱眙》一首，而易以《怀余大下第游江南》。想是前诗有“江左前筹失，中都王气空。佛狸南渡日，百战忆英雄”几句，恐致人讪谤，所以掉易之。康熙后期文网渐密，终酿成康熙五十二年(1713)的戴名世案。《带经堂集》抽换一诗，事虽细微，却也是山雨欲来的征兆。一般来说，全集虽有涂改历史的不足，但也有保存文献的功劳。全集往往收存小集原载的序跋，如汪士(原名征远)《栗亭诗集》共收11篇序，其中王士禄序题下注《沧螺集》《黄山纪游草》《京口纪游草》，龚贤、程守序下注《黄山近稿》，黄士埙、曹溶序下注《洞庭纪游》;靳治 
二序，一注《黄山近草》;吴绮二序，一注《芜城录别》，一注《谷玉堂集》，都是为小集而作，只有黄宗羲、吴山涛及靳治荆一序是为全集而作。上文提到的《阮亭诗选》所收27家序，也有不少是小集原序。有些人的合集将这些小集序统冠以“旧序”之名，列于全集序后。那些小集大部分都失传了，赖全集保留其吉光片羽;有些名家的序跋，不见于本集，如龚鼎孳十四世孙彦绪编光绪九年(1883)刊本《定山堂诗集》，保留序文11篇，其中钱谦益序两篇，《过岭集序》今存于《有学集》卷一七，而《定山堂诗集序》文集便失收了。
出于作者手定的全集，代表着作者的晚年定论，体现了作者成熟的趣味和判断力，仿佛是作者愿意示人的标准像，而删除的作品则是他力图遮掩的斑疵，所以除少数敝帚自珍的作家，偶尔会在其他的场合比如笔记、诗话提到删去的作品外，多数作家都不愿意别人知道那些被自己剔除的作品，辑佚当然就更难容忍了。说得最深恶痛绝的是郑板桥，其《后刻诗序》有言：“板桥诗刻止于此矣，死后如有托名翻版，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烂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 ”①李洽《夜谈追录》载前辈诗人欧阳辂临终前，写诗集刊本需要修改的文字十几条相付，嘱挖改板片，不由得感叹道：“后之读先生集者，慎勿以其所手删者窜入集中，亦吟魂所默感也! ”②从作者的角度说，这么想是很正常的，但后人为存先贤遗文，喜好者欲见其全体，研究者要占有全部材料，势必网罗遗佚，虽零章片句也要珍重收取。即以郑板桥集而言，十余年间，卞孝萱先生的新辑本篇幅已倍于旧版。同样，后人编印的全集，一般都较原刊内容丰富，大多辑存佚作，或增益了传记资料。如光绪九年刊龚彦绪编《定山堂诗集》，卷首影刻龚鼎孳手札多通，是原刊本所无的珍贵资料。咸丰元年戴均衡重刊《方望溪先生全集》，增入方苞裔孙恩露提供的诗15首，弥补了全集中无诗的缺陷，使望溪不能诗的传闻不攻自破。不管从哪方面说，后出的全集都应该是研究者首先使用的版本，因为它包含了后人整理、增订的成果，在学风严谨的清代，像明人编书那样伪造窜滥的情况不敢说绝对没有，但一定是极罕见的。如果是出于名学者编定、整理的全集，那么校勘水平也能得到保证，文字的准确性会比原刊本和合集本有所提高。
清代诗文集的流传与前代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有大量稿本、抄本传世。现在不少图书馆都将抄本定为善本，实际上抄本的价值要根据其书有无刊本传世、抄本早于刊本还是晚于刊本来决定。现存许多抄本书都有刊本行世，甚至它们本身就是据刊本传抄的。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陈恭尹《陈元孝诗》无格精抄本一卷、吴焯《渚陆鸿飞集》无格精抄本一卷、萧德宣《虫鸟吟》无格精抄本一卷、吴宁谧《桐川乐府》同治五年影抄本一册，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所藏冯登府《石经阁文集》，都是据刊本抄录的，没有溢出刊本以外的篇目。《陈元孝诗》和萧德宣《虫鸟吟》很像是摘抄的读本;《石经阁文集》精抄本各册末有 “门人陈宝琛校字”字样，似据刊本影抄。这样的抄本除了文物价值，基本没什么文献价值。当然，有些抄本，因其原刊本流传绝罕，其价值也就非一般抄本可比。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藏的沈钦韩 《幼学堂文稿》抄本八卷与吉川幸次郎先生旧藏抄本一册，就属于这种珍贵抄本。因为《幼学堂诗文稿》道光刊本为“清人别集中最罕遇难求之品，虽近刊而流传绝罕”①。至于有批点或校勘记的抄本，尤其是出自名家之手的批点，当然也属于珍本。鉴于清代抄本的复杂情况，一般谈抄本的价值主要是指无刊本行世或非源于刊本的抄本，其价值略同于稿本。未曾刊行的稿抄本，其文献价值当然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是有刊本行世的稿抄本，作为前刊本形态的文本，对研究作品的原始面貌也有很重要的意义。
清代诗文集有大量的未刊稿传世，甚至有些著名文人，其作品也只有稿本传世。比如清初著名诗人归庄，生前未能刊行诗集，作品散佚，道光间季锡畴辑其遗稿，刊为《玄恭文钞》7卷，版毁于火，其书不传。后人续有辑刊，偶见重复，上海古籍出版社校其同异，编为《归庄集》10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有《归恒轩初稿》抄本2卷，分《归恒轩诗集》与《归衡轩遗集》两部分，前者按体编排，收七古13首、五绝10首、七绝153首;后者无次序，共收诗211首，与前编有重出。校以排印本《归庄集》，可补诗207首、文12篇，且诗下多注明作年，可资考证。其中诗题及文字与他本略有异同，篇目也经作者删削，如七绝《城陷后二十日访得兄子益孙所在抱之以归口占四绝句》此本作3首，《昆山看梅诗二十九首》此本合两集仅存17首，《和顾端木先生弃庵十咏》此本仅存6首，《哭二嫂四首》此本作2首，可见是作者删定之本。《归庄集》未能采用，是很遗憾的。归庄毕竟是布衣，诗中多有违忌之语，诗集难以刊行，是不难想见的。福建名士李馥，官至浙江巡抚，后罢官流寓吴门，大约艰于生计，诗集《居业堂诗稿》稿本竟也未能付梓。今福建师大图书馆藏6册，福建省图书馆藏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影印问世，已非完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图书馆藏胡廷桂诗稿四卷精写清稿本1册，有丁丑仲夏韦光黻题识，称“凡可刊者以三○两○为别，必不可存者直书删字”，可见是请韦氏选定以付梓者，今未见刊本流传，想是终未能梓行。这样的稿本沉睡在各地图书馆中的还很多，亟待整理抢救，以免毁损湮没。
有些作家的作品生前即已梓行，但有文无诗，或有诗无文，今传稿抄本可补刊本之缺。如清初太仓诗人周肇，吴梅村编《太仓十子诗》选其诗1卷，而文无刊本。上海图书馆藏有周肇《东冈诗钞》1卷补遗1卷文1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也藏有旧抄本东冈文稿一册，合两个抄本可补周肇文集。至于那些著作等身的作家，全集卷帙庞大，若非家拥厚赀，往往不能全数刊行，以致身后遗留的稿本远多于刊本。比如关中名士康乃心，生前刊有《莘野诗集》和《三千里诗》，后民国间印《关中丛书》第三集收入《莘野先生遗书》2卷，仅此而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康乃心《莘野先生遗书》稿抄本，多至30册，系乾隆间子弟门人汇辑遗稿，内收像赞、题辞、总目以及《莘野志》《毛诗笺》《四书黄河录》(残缺)《居易堂家祭私议》(以上正编)《订顽录》(未成之书，残缺)《太乙子》(残缺)《莘野诗集》《续集》《莘野文集》《续集》及《河山遗文》(以上内编)，前列李颙、顾炎武、王士禛、徐嘉炎、钮琇、李因笃、王御天、冉觐祖、路一麟诸人序及自作历年诗跋，顾炎武等序不见本集。诗凡见于《三千里诗》的题下都注明，见于《莘野诗集》者则注“刻”，附有各家评语。类似这样的稿本、抄本是清代诗文集中最珍贵的部分，一则有大量未刊稿本，二则有溢出传世刊本的佚作，三是保留了各家序跋、评语。一旦正式刊行，其中一部分内容就可能会被删去，因此从文献的角度说，这类稿抄本是最有价值的。
正如前文所说，诗文集的刊行意味着定稿，经过遴选和润色，它们与稿本必有若干不同。世传有些稿抄本，或因写作年代不同，或经作者删削，与刊本出入极大。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夏荃抄吴嘉纪《陋轩未刻诗》一卷，就有刊本未收的作品。夏荃《退庵笔记》卷九曾载这部稿本：“吴野人先生《陋轩诗》，自缪君竹痴重刊后，稍知先生者几家置一编矣。然先生诗实不止此，东陶施丈井亭藏《陋轩未刻诗》二册，一为孙豹人手订，一为陋叟自钞。乾隆戊子宫丈节溪游东淘，于井亭处见之，携抄本归。丈有《读陋轩未刻遗稿》五言古及《题陋轩续集》小引，称其手书楷字，笔法古拙可宝。宫丈文孙枚波与余为僚婿，取此本赠余，前二十三叶先生自钞，体兼隶楷，古趣盎然，即之寥寥数十叶，而先生之精神面目几于活现纸上，古物可贵如此。后五十叶他人书，计诗三百六十余首，其已见《陋轩诗》刻者约十之一，余诗多可传。宫丈曾三选，得诗百七首，拟另录附于《陋轩诗》刻后。顷余取全帙详加遴汰，得诗百二十余首，与公丈选小异。窃谓钞不如刻，拟取所选另刻单行本，名曰《陋轩诗补遗》，与全集相辅而行。”①后夏荃得缪中一草亭重刊《陋轩诗》版，乃将所选佚诗编为续集二卷附刊于后②。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王韬《蘅华馆诗录》绿丝栏稿本4卷，收诗432首，写作年月起讫略同于弢园丛书所收重订本6卷的前4卷，但具体篇目略有出入。如卷一多长诗《花朝祝花词》《自海上寄醒逋》其二、三，卷二多《除夕集天风草堂谨同涤盦师韵》其二，《有题》2首、《重有题》2首、《应二将适海外以山水画册赠之媵以绝句》换作《笙村纪梦》2首、《重纪梦》2首，《赠碛溪胡大即和其韵》3首、《袁孝子诗》换作《简胡舒堂广文》，卷三多《赠尹大》3首、《拟陆剑南题十八学士图》，卷四多《有感时事并简李大四首》小序及其二、四、卷四《贫富交》，共存佚诗23首。稿本诗题原有人物字号，刊本都删去，遂无知人论世之资。
注释
①② 分别见黄裳《前尘梦影新录》第90页、第49页,齐鲁书社1989年版。① 延君寿《老生常谈》,《清诗话续编》第3册第17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② 王士禛《蜀道驿程后记》卷上载康熙三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故人子侯稷山文灿来,致予合集,侯刻之梁溪者”,即此书。① 郑燮《郑板桥集》第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② 李洽《夜谈追录》卷二,光绪六年刊本。① 黄裳《前尘梦影新录》第149页,齐鲁书社1989年版。① 夏荃《退庵笔记》,海陵丛刻本。② 参见杨积庆《吴嘉纪诗笺校》编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