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的内容·清代散文·清代散文的艺术风貌
清代有专集传世的散文作家，数量空前庞大。由于他们在整体上对散文传统的承变意识较为通达稳健，以及对散文的功用与本质的体认较为真切圆融等原因，使一代散文在艺术造诣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首先，与学古而比较宽博的气度相应，清人编选了不少古代散文选本、读本，并加以评点、批注供人学习。《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七十家赋钞》《骈体文钞》《经史百家杂钞》等都曾发挥过较大的影响。操选政者往往持有宗旨，但取径不陷于绝对，这也使诸多选本可能突破门派之限而发挥更长久的作用。以姚鼐《古文辞类纂》为例，尽管它体现着桐城派的文统观，但派中人仍较为注重这个选本的更广泛的意义。如姚莹《惜抱轩行状》称姚鼐“选《古文辞类纂》以尽古今文体之变”;吴闿生《诸家评点古文辞类纂序》赞“姚氏此书集文章之大成”。既非桐城传人，且自认为“非推重桐城派者”的胡蕴玉，在《评点笺注古文辞类纂序》中曰：“《古文辞类纂》，桐城姚姬传先生所选，为桐城文章所自出，后之从事桐城派者，皆奉为准绳。其所选之文章，虽自有弃取，然尽多炳炳麟麟之观，不仅以呼应顿挫、转折波澜见长，而亦时有江海之势。”这个评价相当公允。所谓“江海之势”的比喻，正说明了其超越流派之限的容量。具体来看，在文类上收罗较为宽博，以往的古文选本如《古文关键》《文章正宗》等皆不选箴铭诔颂赋，而姚选则未予拒收，姜亮夫认为这一选编策略“盖承唐人古文之说，而犹有容与之态者”①;在圈点上甚为斟酌，“应时更定”(吴启昌《古文辞类篹序》)，既欲予人以借径，又不欲拘于形迹，这一意图在前后版本中也有体现，最早的康刻本有姚鼐圈点，而较后的吴刻本则删除了圈点，据吴启昌序称：“本旧有批抹圈点，近乎时艺，今悉去之，亦先生命也。”可见是根据姚鼐的意见而删除的。从应世之需来看，有圈点反而便于学文者揣摩，以致成为桐城派学文门径，故康刻流传较吴刻为盛。但姚鼐对此极为审慎，他的《与陈硕士》曰：“文家之事，大似禅悟。观人评论圈点，皆是借径，一旦豁然有得，呵佛骂祖，无不可者，此中有真实境地。”②这种出入于“借径”的思想是有辩证意识的。从这些事例中，不难理解选家的通达。
其次，清代文章家使散文继续焕发出充沛的表现力，随作者阅历、思致之深广而培植起来的题材范围也有所扩大。诚然，有研究者已指出：“从学科范畴来看，清代散文大体上可以分为非文学(包括经学、史学、政论等)与文学两大类。前者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作品为代表。而后者则有侯、魏、汪及廖燕、毛奇龄、宋起凤、陈贞慧、冒襄、彭士望、姜宸英、戴名世等各家。”①这种 “非文学类” 与 “文学类” 的提法，如果有助于说明清代散文的覆盖面，则是可取的。其实，散文向“非文学类”的题材扩张，这是经唐宋古文家的自觉努力而得到提倡的传统②。由于清人的学术生活特别丰富，散文的实用功能也因之突显，不过，如果由此而忽视学者型的作家的文学创造力，那也是有偏颇的。清初黄宗羲《论文管见》中“不必文人始有至文”的说法，“更可看做清代‘学者之文’的自觉”③。事实上，清人在或隐或显地爱赏经世与博学的情怀中，一方面使某些实用性的题材进一步焕发文学的活力，另一方面也对如何贯通学术部类以提高文学的品格问题做出了有益的思考。清人在传记、纪行、序跋等题材中，将考实与美文结合起来，有相当多的成就可资总结，如黄宗羲、全祖望、戴名世、姚鼐等人所撰当代人物传记碑铭等，其史料价值与文学价值甚为丰赡，有学者已经指出：“中国最优秀的文学传记，出于清人之手的最多。”④这是不能不令后人刮目相看的。再如清代随着边疆开发和士人迁谪地点的辗转，边地纪行纪事之作大量涌现，为散文领域带来奇情异彩⑤，这些作品既有出于汉族名家如纪昀、洪亮吉、祁韵士、林则徐等人之手的，也有出于少数民族作家如和宁、铁保等人之手的，显示了作者群来源的丰富性;即使是以学术为重的的乾嘉汉学巨子，也有学术序跋等篇目受人激赏，如汪喜孙评诸家为戴震所撰文，盛赞段玉裁《戴东原集序》，称“此篇可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参见李详《愧生丛录》卷六)。诸如此类，将学与文多方结合的实践反映于理论，清人对贯通学术部类以救文集之衰的意识是较为强烈的。清初黄宗羲即对“夫一儒，裂而为文苑、为儒林、为理学、为心学”的界划不以为然(《留别昌海同学序》)。后来姚鼐提出“以考证助文章之境”(《与陈硕士》);恽敬提出“文集之衰当起之以百家”(《大云山房文稿二集叙录》);朱筠之子朱锡庚序其父文集时强调，长久形成的四部分类观障蔽了“史本发源于经，集固支分于子”的来历，李详赞赏朱锡庚此文“叙文章源流，与章实斋《文史通义》相出入”(《愧生丛录》卷六)。这些都可反映清人从贯通学术源流的角度对振兴文学所作的多种思考。这也是清代文章学上的一个收获。
其三，清人在文章体裁的运用上，各尽其致，且有一定的融通之功。从各尽其致的意味来说，不无竭尽技巧之态。举一极端之例，康熙时人徐基撰《十峰集》五卷存世，“自诗、赋、古文及填词，凡洋洋洒洒多至数千言者，皆集前后《赤壁赋》中字以成文，奇巧之思，亘古未有”(《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三三)。由于崇敬苏轼前后《赤壁赋》，这里竟有集字体的古文了，可称巧制。从参与创作的人员看，以往极少参与古文创作的女性，此期却不乏佳篇传世，如被阮元誉为“女中之儒”的恽珠，对社会历史文化关心的视野不亚于优秀男性，“于经济治体，无不通达，尤明心学，慕李二曲先生以孝子为醇儒，重刊其集，制序行世”(沈善宝《名媛诗话》)。这篇序文，近人李详赞其“慷慨论世，居然有法”(《愧生丛录》卷三)。清代古文的各种体裁，都可说是佳篇云集，既有在朝的庙堂之制、奏进之篇，也有在野的记事述意、缘情托兴等文。至于体裁间的融通，虽然力度稍弱，但仍有所为，值得重视。这首先是缘于作者受书写内容的牵动，“称心而言”，从而导致不甚拘于体类之纯的铺写兴趣。如李兆洛为精于校勘之学的顾广圻所撰墓志铭，全文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介绍其生平学历，二是序顾氏《汪君藏书目录》，三是记顾氏的“思适斋”，对学友的心心相印之情，驱使他纵笔直书，以至在墓志铭的体裁中，杂入序与记之体。诸如此类的情形并不偶见。其次，体裁间的融通还缘于作者振兴相关文体的自觉要求。比较显著的例子，可举曾国藩运汉赋之气势入古文。对此举的文学意义，吴汝纶有如下总结：“桐城诸老，气清体洁，海内所宗，独雄奇瑰玮之境尚少。盖韩公得扬、马之长，字字造出奇崛。欧阳公变为平易，而奇崛乃在平易之中。后儒但能平易，不能奇崛，则才气薄弱，不能复振，此一失也。曾文正公出而矫之，以汉赋之气运之，而文体一变，故卓然为一代大家。”(《吴汝纶尺牍·与姚仲实》)湘乡派之所以能较为成功地振兴桐城文章，与这种融通文体的审美追求是很有关系的。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古文与时文互相渗透的问题①。相对说来，清代正宗的古文家对此似有所讳言，尤其是桐城派遭到来自汉学家“以时文为古文”的诘难后，更是不欲沾染时文之名②。但实际上两体之间的关系无法回避。究其原因，也受制于时文的传统。经过明代唐宋派唐顺之、归有光等人的实践，已使时文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与古文“等量齐观”的名声，且出现了“以古文为时文”的提法③，何况归有光以及唐宋派在清代文风还淳的过程中处于有利地位。方苞的态度就与这种文学背景有关，一方面倾心于古文脱俗的品格，“不欲以时文自名”;另一方面，将古文与时文的标准加以贯通，肯定“至于唐、归，然后以古文为时文”(《礼闱示贡士》)。他奉敕选编《钦定四书文》时，还以“发明义理，清真古雅，言必有物”为宗旨。就创作来看，时文的经义内容与桐城古文的“言有物”已可沟通，时文在章法的灵动与气格的提升上吸纳古文的经验，与桐城派 “言有叙”的艺术追求也可沟通。
与前代相比，清代散文的积累尤其丰厚，以上对其艺术风貌的论列显然不足以尽其美。但能够肯定的是，在这个领域内，可供学者开掘与进一步研究的余地尤为富足。
注释
① 《文学概论讲述》第14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② 钱仲联《桐城派古文与时文的关系问题》曰:“姚鼐选《古文辞类纂》,虽然有圈有评,就是这种不同于时文的圈点,姚鼐晚年已不自足。”并举后期桐城派曾国藩、吴汝纶、马其昶均有慎于圈点之说。《梦苕庵论集》第321—322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① 唐富龄《明清文学史》(清代卷)第375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② 钱穆《杂论唐代古文运动》曰:“韩柳二公,实乃承于辞赋五七言诗盛兴之后,纯文学之发展,已达灿烂成熟之境,而二公乃站于纯文学之立场,求取融化后起诗赋纯文学之情趣风神以纳入于短篇散文之中,而使短篇散文亦得侵入纯文学之阃域,而确占一席地。故二公之贡献,实可谓在中国文学园地中,增殖新苗,其后乃蔚成林薮。”《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四)第53页,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版。③ 陈平原《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第18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④ 王凯符《论清代散文的繁荣及其原因》,《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⑤ 参见李兴盛《中国流人史与流人文化论集》上编第六章第四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钟兴麒、王有德《历代西域散文选注》前言,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① 陈平原《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第165页指出:“时文与古文的对峙与沟通,仍然是清代文章的一大课题。”② 参见钱仲联《桐城派古文与时文的关系问题》。③ 参见邝健行《明代唐宋派古文四大家“以古文为时文”说》,《香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选粹》第47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