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内斯特·姆·海明威(Ernest M·Hemingway，1899—1961)，美国现代小说家。

海明威1899年7月21日生于伊利诺斯州芝加哥附近的奥克帕克村，父亲是医生，母亲爱好艺术，当过教师。1917年毕业前夕，美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海明威当时很想入伍，但因眼疾未能如愿，他又不愿意上大学，只好到堪萨斯市的《星报》当见习记者。该报在新闻报道的文体方面提出“写短句”、“用生动活泼的语言”等要求，使他受到初步的文字训练，对他日后形成自己独特的文体产生了影响。

1918年5月，海明威参加红十字会组织的志愿救护队，当汽车司机。他在意大利前线负了重伤。1919年初回国当一家杂志的编辑，同时练习写作。两年后作为《星报》驻欧的流动记者，重返欧洲，以巴黎为基地，采访在日内瓦与洛桑举行的国际会议，兼写关于希土战争的电讯，这使得他的文章更为简练有力。

海明威担任记者期间，努力学习写作，先写短篇，尔后长篇。这期间，他结识了侨居巴黎的许多名作家，包括美国女作家葛屈露德·斯泰因、诗人依兹拉·庞德、小说家司各特·菲兹杰拉德和英国现代派作家詹姆斯·乔依斯等。他们给了他不少指点。例如，斯泰因批评他“描写很多，又写得不十分好”，因此必须“写得集中一些”;庞德建议他写得“具体些”。这些帮助都使他深受教益。

二十年代，他发表的作品有《在我们的时代》(1924)、《没有女人的男人》(1927)、《太阳照样升起》(1926)和《永别了武器》(1929)。

《在我们的时代》和《没有女人的男人》都是短篇小说集，其中许多篇描写涅克·阿丹姆斯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情态，包括幼时跟随父亲出诊、初恋、参战和战后的徬徨心情，看得出作者自己的面影。《太阳照样升起》写战后一群青年流落在欧洲的生活情景。他们对生活感到迷惘和失望，他们认为这个社会许多精神价值是虚妄的，反映了这一代青年的幻灭感。斯泰因曾经对海明威等人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海明威把这句话作为这部小说的题辞。于是“迷惘的一代”这个名称得以流传，海明威也成了“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

《永别了，武器》的主题是从个人幸福的角度出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主人公亨利是美国志愿军，在意大利前线负伤，住院期间得到一英国护士凯瑟琳的细心护理，两人产生了感情。伤愈之后，亨利在一次撤退的行军中被意军误为德军奸细。亨利伺机逃跑，和凯瑟琳在瑞士过了一段幸福的生活。后来凯瑟琳死于难产，把亨利一人孤零零地留在世上。这部作品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战争宣传，它通过主人公的内心独白讽刺道：“我一听到神圣、光荣、牺牲这些空泛的字眼就觉得害臊”，因为“我可没有见到什么神圣的东西，光荣的事物也没有什么光荣，至于牺牲，那就好比芝加哥的屠宰场似的，不同的是把肉拿来埋葬罢了”。海明威从批判战争宣传出发，又进一步否定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精神价值，致使他笔下的人物失去任何信仰，甚至丧失了思考的能力。这部作品暴露了作者的悲观失望情绪，在他看来，人好比“着了火的木头上的蚂蚁”，“烧得焦头烂额，不知往哪儿逃才好”，而“多数都往火里跑”，“临了还是烧死在火里”。从艺术表现上讲，这部作品显示出海明威的独特风格：情景交融、电文式的对话、内心独白、讽喻于有意无意之间，以及简约洗练的文体，都独具一格，构成所谓“海明威风格”。

二十年代末，海明威从欧洲返回美国，先后在佛罗里达州的基威斯特岛和古巴哈瓦那郊区居住。

三十年代的海明威已经成为一位名作家，似乎不受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影响，到处游历，包括去西班牙看斗牛，非洲打猎，登上他自备的游艇出海捕鱼等。因此，三十年代前半期，他的作品主要是一些报刊文字，一部关于斗牛的专著《死在午后》(1932)，一部关于狩猎的专著《非洲的青山》(1935)。《死在午后》中，作者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提出“冰山”论：“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宏伟壮观，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八分之七藏在水里”，作家写在纸上的东西好比冰山露出水面的八分之一，关键在水下的那八分之七。这说明作家认为应通过作品内涵中的深厚的思想感情，去打动读者。

三十年代后期，海明威的作品逐渐增强了时代气氛。在最近发表的有关海明威的资料中，我们看到他一封强烈谴责美国有关当局草菅人命，致使一批退伍军人惨死于大风暴的书信(1935);另有一封(1937)对处于法西斯铁蹄下的西班牙人民表示人道主义的同情;1938年8月1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他的一篇文章，愤怒谴责法西斯暴乱分子“屠杀西班牙人民的野蛮行径”，指出“法西斯主义的罪行必将遭到全世界的反对”。在创作方面，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是《有的和没有的》(1937)这部长篇小说继承了短篇小说集《有的和没有的》中的“硬汉子”思想倾向，描写孤军作战的主人公：哈雷·莫根生活贫苦，以海上走私为生，为了一家生活冒尽风险，最后被匪徒打伤。他临死之前才认识到：“一个人不行”。作者接着写道：“他费了很长时间说出这句话，可是懂得这个道理却花了他整整的一生”。

1937年，海明威以记者身分去西班牙报道战事。他支持年轻的共和政府，反对以希特勒法西斯势力为后台的叛乱军。他为影片《西班牙大地》(1937)写解说词，在美国第二届作家大会上发言，斥责法西斯主义，呼吁大家支持民主势力，同时发表了剧本《第五纵队》(1938)。内战结束后回古巴创作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1940)。它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描写一个美国志愿军乔顿奉命炸桥的军事行动。故事集中在乔顿炸桥前三天三夜的活动，包括他同一支山区游击队的联系、这支游击队的内部矛盾、同一位西班牙姑娘恋爱、另一支游击队的英勇奋战、情况有变又未能与上级联系、被迫炸桥等等。《丧钟为谁而鸣》的反法西斯倾向是明显的，其出发点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也带有和平主义的痕迹，例如小说以厌恶的笔调描写村民在肉体上惩处法西斯分子的情景。尽管有其缺陷，《丧钟为谁而鸣》还不失为一部反映西班牙内战的优秀作品。

1941年，海明威偕夫人来中国报道抗日战争。他们先在香港逗留一个月，从各个方面了解战争情况，包括会见宋庆龄。入境后又到第七战区的前线生活了一个月，同部队一起行军。然后游览桂林，由桂林飞往重庆，向国民党军政人员了解情况，还到过成都、昆明等地。他回国所写的报道主要是关于美苏日之间的国际关系分析。他明确指出美日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关于国统区的抗日力量，他指出在经济、交通、空军方面存在问题。

1942至1944年间、他驾驶“皮拉尔”游艇(由政府资助改装成探测潜艇的快艇)巡逻海上，因而受到表彰。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4年他被《柯里厄》杂志派往欧洲当记者。他在欧洲报道战事的同时，曾经率领一支游击队参加解放巴黎的战斗，因此被别的记者指控违反日内瓦会议关于记者不得参加战斗的决定。海明威出庭受审，结果宣告无罪，后来还因其英勇从军方获得铜质奖章。

五十年代初，海明威发表了两部作品，一部是《过河入林》(1950)，一部是《老人与海》(1952)。《过河入林》一般认为是失败之作，人物形象苍白，作者顾影自怜之处过多。《老人与海》获得批评界很高的评价。这部中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名叫桑提亚哥的渔民，84天没有捕到鱼，第85天出海捕到了一条非常大的马林鱼，却在回归的路上被一群群鲨鱼袭击，结果两手空空回到岸上。但是，小说的主题并不是失败，而是人们处于逆境中应该如何对待失败。桑提亚哥在捕捉马林鱼时顽强地坚持，拚尽了力气，对付一群群鲨鱼袭击时又在极端疲乏的情况下，同鲨鱼拚搏。他虽然失败了，但在对待失败的风度上，桑提亚哥占了上风。小说有一句名言：“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这句话概括了海明威中、短篇小说中关于“硬汉子”的一贯的主题思想，并把它升华到哲理和象征的高度。

《老人与海》获该年度普利策奖。1954年海明威因“精通现代叙事艺术”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在授奖仪式的书面发言中提出作家的任务：“对于真正的作家来说，每一本书都应该成为他继续探索那些尚未到达的领域的一个新起点。他应该永远尝试去做那些从来没有人做过或者他人没有做成的事。”

古巴革命后，海明威夫妇迁居美国爱达荷州。晚年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铁质代谢紊乱等病症，精神忧郁，医疗无效。1961年7月的一个早晨，海明威用猎枪自杀。

海明威去世后，他的妻子与出版者整理发表了他两部遗著，一部是回忆录《不散的筵席》或译《流动的宴会》(1964)，一部是长篇小说《海流中的岛屿》(1970)。1981年海明威生前认定的传记作者卡洛斯·倍克尔教授整理发表了《海明威书信选：1917—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