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明世事，反求诸躬

任何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以及任何一个生物，从本能上来看，总是趋吉避凶的。因此，我没怪罪任何人，包括打过我的人。我没有对任何人打击报复，并不是由于我度量特别大，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而是由于我洞明世事，又反求诸躬。假如我处在别人的地位上，我的行动不见得会比别人好。

——季羡林

所谓的“洞明世事，反求诸躬”意思是说，因为能把世上的事情看得清楚透彻，所以在要求别人做某事的时候，首先要想自己能否做到。简而言之，就是要求人们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季老之所以对此深有感触，是因为他从特殊年代走来。季老在《牛棚杂忆》这本书中，叙写了其人生最艰难的岁月，不仅写出了“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更把精神上、肉体上的折磨表述得淋漓尽致。

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季老不仅重新被恢复职位，还一直做到北大副校长，并在日后过程中，声名日隆，上到主席总理，下到草根民众，都对季老敬佩有加。如果说，这时的季老拥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能量，也毫不为过。

然而，季老并没有因此去打击报复那些伤害过他的人，至于为什么，季老说得也很明白：“我没有对任何人打击报复，并不是由于我度量特别大，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而是由于我洞明世事，又反求诸躬。”可以说，洞明世事，反求诸躬不但是一种道德素养的体现，还是一种生存智慧。没有这样的见识和认识，就无法做到公正，无法得到众人的尊敬，也就无法取得成功。

昆阳之战结束后，刘秀亲自率军进入河北，祭遵被任命为军市令，主要负责纠察军纪，此人秉公执法，做事严谨，对违法者一律严惩。

有一次，一位刘秀最宠信的贴身侍者做了违背军法的事情，罪行论律该斩。祭遵铁面无私，根据律条将那位违法的侍者处死了。刘秀得知此事后，非常愤怒，下令把祭遵抓起来治罪。

这时，主簿陈副上前劝阻说道：“您不是总想整顿军队的纪律吗？现在祭遵执法公平公正，不徇私情，他的作风完全可以保证军令的贯彻执行。”

刘秀认为陈副说的话有道理，再三考虑后，决定赦免祭遵，不仅如此，刘秀还把祭遵升为刺奸将军。他为了表示对祭遵严明执法的支持，当众告诫其他将领说：“你们千万要防备祭遵啊，我的贴身侍卫犯法他都毫不留情，将其正法，对你们他更会秉公处理的。”

没过多久，刘秀再拜祭遵为偏将军，平定河北的战争结束后，刘秀论功行赏，封祭遵为列侯。

祭遵之所以能够被刘秀重视，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是因为他奖罚严明，公正无私，统御有术，驾驭有方，他能够做到防患于未然，只有军纪严明才能使敌人无洞可钻。

用同一个标准去要求别人和自己，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是极高的素养。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这是极大的人道和公正。

战国时期，魏国将领吴起出任西河太守的时候，能与最下层的士兵同衣同食，睡觉时不铺软席，行军时不乘车骑马，亲自包扎携带军粮，与官兵共同分担劳苦。

有一次，一个士卒长了脓疮，吴起见状，二话没说，便为他吮吸脓汁。这个士卒的母亲听说后为儿子大哭。有人问她说：“你儿子不过是个士卒，而将军亲口为他吮吸脓疮，你为什么还哭呢？”

这位母亲回答说：“不是这样的。只因过去吴公曾为我儿的父亲吮伤，他父亲因此在作战中奋勇直前而不后退，结果就战死在沙场。如今吴公又为他的儿子吮伤，我不知道他又会战死在哪里，所以我才为他哭。”魏文侯因吴起用兵廉洁公正，深得士卒拥护，让他镇守西河地区。在此期间，吴起与诸侯大战共计七十六次，而取得全胜的就有六十四次，堪称是“常胜将军”。

吴起把爱兵问题作为治军的关键，不仅能够严格要求自己，真正做到了与士卒同甘共苦，而且能够体察兵情，真心关爱士兵，身居将帅高位，竟亲自为其吮伤，这已成为流传千古的佳话。正因为吴起能够做到“视兵如爱子”，所以他训练出来的士兵都具有奋勇杀敌的精神，这正是征战取胜的关键。

充分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去实行民主法治，有所作为而不自恃功高，功德圆满而不居功自傲，不依仗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不以名利之心诱导人民，处处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体现的是集体主义的道德风范，这正是我们道德实践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