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撰写戏曲作品是否有政治用意，古今论者尝有谈及，不妨加以讨论。

或许应从汤显祖的《紫钗记题词》说起，其中说：

往余所游谢九紫、吴拾芝、曾粤祥诸君，度新词与戏，未成，而是非蜂起，讹言四方，诸君子有危心，略取所草具词梓之，明无所与时也。记初名《紫箫》，实未成。

《紫箫记》作于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左右，《紫钗记》作于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前后。汤显祖所说“度新词与戏”，到了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前后刊行的吕天成《曲品》中，有了具体说法，其《紫箫记》条有云：“向传先生作酒、色、财、气四记（一作犯），有所讽刺，是非顿起，作此以掩之，仅半本而罢。”而在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中，《紫箫记》本身成了确实的“填词有他意”的事例：“又闻汤义仍之《紫箫》，亦指当时秉国首揆，才成其半，即为人所议，因改为《紫钗》。”按照这个说法，汤显祖撰写《紫箫记》，具有讥弹“首揆”即首辅，也即首相的用意。

晚近学人董康汇辑清人《乐府考略》，改名《曲海总目提要》，并私撰“江都黄文旸原本”字样，其中《紫钗记》条引录了上述《野获编》的说法，但无考订并引申。而在《邯郸记》条中却明说此剧有指责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的寓意：

万历五年为丁丑科，首辅张居正欲其子及第，因网罗海内名士，闻显祖及沈懋学名，命诸子延致之。显祖独勿往，懋学遂与居正子嗣修偕及第。是科嗣修卷，大学士张四维次名二甲第一，既进御，神宗启姓名，则拔嗣修一甲第二。而谓居正曰：无以报先生功，贵先生子以少报耳。其得鼎甲也，乃出帝意云。显祖既下第，至（万历）十一年始成进士，授南京博士。时申时行为首辅，显祖负大才，以不得鼎甲，意常怏怏，故借卢生事以抒其不平。指其时之得状元者，藉黄金，通权贵，故云：“开元天子重贤才，开元通宝是钱财。若道文章空使得，状元曾值几文来。”其指阅卷之宰相则云：“眼内无珠作总裁。”讥之如此。

《乐府考略》中还说：“按嘉靖壬戌科鼎甲三人：申时行、王锡爵、余有丁皆入阁，而曲本卢生、萧嵩、裴光庭皆以同年鼎甲入相，作者亦有寓意也。”

《乐府考略》的作者（当不止一人）姓名无考，但可推知是清中叶人。他实际上并无新材料可坐实明人沈德符的“填词有他意”说，只是笼统地把《邯郸记》第六出《赠试》所写卢生妻子打点金钱为丈夫“前途贿赂”情节和该出下场诗说成是影射明代科场腐败。《邯郸记》第七出《夺元》写黄榜招贤，主试官原拟取媚权贵，录取武三思之婿裴光庭为第一名，殊不料“御览”裁定卢生第一、萧嵩第二、裴光庭第三，主试官自叹“他（指卢生）的书中有路能分拍，道俺眼内无珠做总裁。”《乐府考略》撰者予以引用，也认为是对明万历帝擢拔张居正之子张嗣修科名的讥刺笔墨。按《邯郸记》系据唐人《枕中记》改编，原著者称是记唐开元间事，实多虚构，汤显祖改编更有异想之笔，剧中也确有对上层官场乃至皇帝的不敬言语和讥讽笔墨，若说其中概括有作者当时的若干官场经历和见闻，也或合创作理路，但是否可确认是汤显祖对万历帝、张居正和申时行的批评和抨击，难以考实。或许只是后世论者据《明史》有关记载而对汤剧所作的想当然猜测而已！至于把汤显祖原序说到的《枕中记》中原有的“通漕于陕，拓地于番”内容说成是影射“申时行辈”，把剧中“摹写沉着声恋于声势名利之场”种种情节说成是“为张居正写照”，更嫌穿凿。近代曲家也有附和此说而认为汤显祖是“借此泄愤”的，还有的曲家认为汤显祖在《邯郸记》中多用讽刺是为了“唤醒”张居正。按当下研究家大抵认为《邯郸记》作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其时距张居正去世的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已近二十年，此时此际的汤显祖，还念念不忘，睚眦必报，竟要借写戏机会，予以讽刺、挞伐，违背常情，离开礼数，与古人之道不合。还有的曲家认为剧中卢生系汤显祖“自谓”，更属奇谈怪论。

《乐府考略》的作者认为《牡丹亭》中也有“托时事以刺贵要”的内容，并大作索隐，且文字冗长，今约为三点：

1.剧中杜宝影射郑洛。郑洛于明代隆庆、万历时期曾任侍郎，为了得到“经略”之职，不惜以女儿作交换筹码，《乐府考略》中说：“广西人蒋遵箴，为文选郎中，闻郑（洛）女甚美，使人谓曰：以女嫁我，经略可必得也。郑以女嫁之，果得经略。”《乐府考略》作者认为，郑洛是保定人，“近畿”，即靠近明时京都北京。剧中人杜宝是杜陵人，“而杜陵最近长安”，即靠近唐时京城，“故以为比也”。《乐府考略》作者又认为，剧中柳梦梅是影射索娶郑女的蒋遵箴，因为蒋是广西人，而柳梦梅是唐朝柳州司马柳宗元之后，留家岭南，“柳州在广西，故云柳，又曰岭南也”。

2.剧中写杜宝命陈最良招降早已降金的李全夫妇是影射明代官府招降鞑靼俺答部。《乐府考略》中说：“隆庆时，总督王崇古招俺答来降，封为顺义王，其妻三娘子封忠顺夫人。由是边督之缺，为时所慕。自方逢时、吴兑以后，其权愈重，称曰经略。”《乐府考略》作者认为剧中李全之妻是影射三娘子，并说第四十七出《围释》中陈最良对李全妻子说：“但是娘娘要金子，都来宋朝取用。”这就是影射明朝大臣吴兑和郑洛等人，因为“时吴兑等以金帛结三娘子，兑遗以百凤裙等服饰甚众，（郑）洛亦可知，故云然也。”《乐府考略》作者还说，剧中第五十五出《圆驾》，柳梦梅讥刺杜宝，“你则哄的个杨妈妈退兵”，并说杜宝并未讨平李全，“只平的个‘（李）半’”“（李）半”指李全夫妻的一半。而杨妈妈即指李全妻子杨氏。《乐府考略》作者说：“（郑）洛等前后为经略，皆结纳三娘子，三娘子能钳制俺答，又能约束蒙古，故以‘平得李半’讥之也。”

3.柳梦梅姓名中有两个“木”字，也是讥讽手法。《乐府考略》中说：“柳梦梅姓名中有两木字，时丁丑科状元沈懋学、庚辰科状元张懋修、癸未科榜眼李廷机，皆有两木字。丁丑、庚辰，显祖下第，癸未又不得翰林，故暗藏此以讥之也。”

除了上述三点外，还把剧中的“识宝使臣”苗舜宾视为影射戊子年北闱主试官黄洪宪，因“‘黄’字抽出数笔是为‘苗’字”。而柳梦梅又是影射被黄洪宪取中的李鸿，等等，不再赘引。

按《牡丹亭》并非历史剧，作者虚构设定的故事背景是宋代（南宋），剧中即使岀现实有历史人物，其行动、语言却尽多虚构。其间种种描写，折射作者的生活经历和现实见闻，正是文艺创作规律的表现，但如果认为这种折射可以一一确指现实人物、事件，那就谬以千里了。中国古时俳优表演，所谓优孟衣冠，参军滑稽，确有讥谑时事，托讽匡正的内容，也形成一种传统，宋元以来，戏曲中也不时可见此类内容穿插剧中，以调剂戏剧氛围。但像《乐府考略》作者所作所言，已超越这类范围，而属人物和剧情索隐。其牵强附会，主观穿凿，几达极致。真可说是可怜无补费工夫。至于把剧中人物杜宝、柳梦梅说成是影射多种人物事件的角色，更属匪夷所思。有的近代曲家也予以批评，谓之“痴人说梦”。

《乐府考略》作者说《牡丹亭》“其言外或别有寄寓”，从而所作的种种索隐猜测的根据是汤显祖对自己仕途坎坷的不满：“（汤显祖）官礼部主事，上疏劾首辅申时行，谪徐闻典史，稍迁遂昌知县，（万历）二十七年大计夺官，显祖颇多牢骚，所作传奇往往托时事以刺贵要。”且不说这种猜测不符合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的自我申述，如果这种不满真的成为《牡丹亭》主要写作动机，那汤显祖也就不会成为一位杰出作家了。

为了附会政治，对文艺作品作支离破碎的穿凿解读，或许可上溯到汉儒注释《诗经》，代代相传，不仅影响到唐诗，也影响到对宋元以来的词曲解读，南宋《复雅歌词》的编选者解读苏轼词作《卜算子》就属附会曲解的著名例子。苏词全文是：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这是苏轼在黄州时的作品，词咏夜景，写及孤鸿，或有寄托，但被《复雅歌词》的选者解释得支离破碎：“‘缺月’，刺明微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贤人不安也。‘回头’，爱君不忘也。‘无人省’，君不察也。‘拣尽寒枝不肯栖’，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沙洲冷’，非所安也。与《考盘》诗极相似。”清代著名词人张惠言却表赞同，他在《词选》中予以全文引录。

王国维《人间词话》批评这种牵强之论说：“子瞻《卜算子》，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皋文”即指张惠言。王国维同时节引清人王士祯批评《复雅歌词》选者的话，王士祯说：“村夫子强作解事，令人欲呕……仆尝戏谓：坡公命宫磨蝎。湖州诗案，生前为王珪、舒亶辈所苦，身后又硬受此差排耶！”据《宋史·苏轼传》，御史李定、舒亶和何正臣等人以苏诗“讪谤”为由，锻炼成狱，欲置苏轼于死地。王士祯把“差排”和“讪谤”二者相提并论，虽称“戏谓”，却可见出他十分厌恶牵强附会之情。

《复雅歌词》选者“差排”苏轼，曲解《卜算子》，其出发点是说君臣大义，由于君王不察，使得贤人失志，也就是所谓“刺”，他把苏轼比作贤人，所说“爱君不忘”，则属“怨而不怒”，所以谓之“雅词”。“美刺”本也是古人研究《诗经》时得岀的一种传统的文雅说法，但像《乐府考略》作者解读《牡丹亭》那样，竟说汤显祖不仅讥刺封疆大吏，就连同时科考之人也予讥弹，原因只是他们得第，而汤显祖自己落榜。这类说法，不知置汤显祖于何地！于此却倒说明，此类索隐已趋入末流了。类似这样的索隐臆说，因有古老传统，难以绝迹，清末民初之际，暖红室刊本的跋文中就有惊听之语，可能是鉴于《牡丹亭》的《冥判》岀多有讽世描写，跋文作者认为这是“见道之文”，并作岀胡判官是剧作者“自谓”，是汤显祖“现身说法”的臆断。不顾全剧的主题内容，追求所谓“传外寓意”，肢解作品，舍本逐末，执一而论，其实际结果也就成为虚词诡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