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史商榷》的主要内容,《十七史商榷》导读

《十七史商榷》是 一部评论历代正史的史论类著作。清王鸣盛撰。约乾隆年间成书。本书除原刻本外，清末有广州局本。民国时有上海文瑞楼刊本。1959年，商务印书馆重新出版时，分为上、下两册，为现今通行本。1987年，北京中国书店影印了文瑞楼版，但此本流传不广。

王鸣盛 (1722—1797)，字凤喈、一字礼堂，号西庄，晚年更号西沚。清江苏太仓州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县) 人。乾隆十九年 (1754 )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光禄寺卿。乾隆二十八年(1763) 以丁父艰归乡里，后卜居苏州，闭门读书，不再出仕，专事著述三十余年。他“束发好谈史学，将壮辍史而治经。经既竣，乃重理史业。”故其所著考经考史参半。此外，王鸣盛对诗文、小学、目录、金石之学也有研究，一生著述颇丰，以 《尚书后案》、《十七史商榷》、《蛾术篇》三书最为著名。

《十七史商榷》共100卷。所论上起《史记》，下迄《五代史》。实际上，除了 《新唐书》、《新五代史》，还包括了 《旧唐书》、《旧五代史》，计十九史。故 “十七史”之名，只是统称而已。全书分九部分： 评论 《史记》6卷，《汉书》22卷，《后汉书》10卷，《三国志》4卷，《晋书》10卷，《南史》合《宋、齐、梁、陈书》12卷，《北史》 合 《魏、齐、周、隋书》 4卷。《新、旧唐书》24卷，《新、旧五代史》6卷，共计98卷。另有《缀言》2卷，论史家义例，简单明了。全书篇首有作者自序一篇，记叙了撰著是书的目的、方法以及特色等等。

《十七史商榷》是以笔记的形式，评述历代正史，在史料鉴别，辑佚、整理方面有其独特之处，内容广泛，大致包括以下三方面：

第1，作者致力于校勘诸史文字和考证历代典制。王鸣盛治史讲究真实，主张引用史料须考核斟酌，不管是实录还是小说，不预存偏见，以求实为目的。因此，他认为史学校书为广义的校雠学，不仅要校其字义，而且要校其异同。他充分利用自己较深厚的史学功底，又广泛运用小学、舆地、金石、版本、音韵等学科作为辅助手段，对19种正史的本文及注文进行校勘，改正伪文，添补脱文，删去衍文，核实事迹，剖析异同。无论是校正一字、一地或一个年代，还是考证通篇文字，王鸣盛 都能做到严谨踏实，择善而从。在本书中除了校释文句外，他把重点放在详细论述舆地、职官、典章制度上，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说：“学者每录正史繁塞难读，或遇典制茫昧，事迹樛葛，地理职官，眼眯心瞀，试以予书为孤竹之老马，置于其旁而参阅之，疏通而证明之，不觉如关开节解，筋转脉摇。”梁启超也认为，对头绪繁纷的事迹以及制度，《十七史商榷》是治史者绝好的顾问。综观全书，如 “口赋”、“改郡为州”、“郡国县官”、“三公九卿”、“六军”、“三师三公”、“九品中正”等条以及达数卷之众的“地理杂辨证”，都是属于制度、职官、舆地方面的考证文字。

第2.评价诸史优劣及其作者。王鸣盛对五代史以前的纪传体正史，依朝代先后，专门立卷进行评论。他肯定了司马迁创立纪传体史书的功绩，认为“后之作史者，递相祖述，莫能出其范围”，班固、范晔、陈寿、李延寿等人所作，“皆不过小小立异，大指总在司马氏牢笼中”。(卷1 《史记创立体例》条)他十分欣赏 《后汉书》的体裁，认为 “史裁如范 (晔)，千古能有几人?”(卷38《翟公巽重修》条)对 《资治通鉴》更是推崇备至，评价为“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卷100《缀言》)他认为魏收的 《魏书》“被谤独甚”是极不公道的，“亦未见必出诸史之下。”(卷65《魏收魏书》条)而对李延寿的 《南史》、《北史》，则一贬到底，认为 “疵病百出，不可胜言”，“甚少条理”。(卷53《新唐书过誉南北史》条)在评价中还兼及各史的史料来源，作者事迹等等。总之，作者在书中做到评论有根据，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持论也比较公允。

第3，就有关的史事和人物进行评述。作者能不囿于成见，分析独到。他赞扬姜维的作用，“犹张世杰、陆秀夫之于宋耳”，“其赤心则千载如生”。(卷41 《姜维志在复蜀》条)对诸葛亮杀马谡，以为其失误不在杀马谡，而在于“用谡不得其当”，故祁山之役“宜其败矣，此则亮之误也。”(卷41《亮诛马谡》条)他充分肯定了项羽对灭秦所作的贡献，也揭露了刘邦耍弄权术的真实面貌;他认为平定诸吕，不仅陈平、周勃有功，灌婴的作用亦不可湮灭。他对《晋书·王导传》中的诸多溢美之辞表示不同看法，“看似煌煌一代名臣，其实乃并无一事，徒有门阀显荣，子孙官秩而已。” (卷50《王导传多溢美》条)诸如此类的评述还可举出不少。尽管只是作者一家之言，但藉此可以对人物史事多一层了解，多一番思索。

《十七史商榷》以其贯穿古今、通论诸史、校勘精审、诠解蒙滞而著称于世，与《廿二史札记》、《廿二史考异》一起成为乾嘉史学的代表作，被人誉为清代三大考史名著。王鸣盛也由此与赵翼、钱大昕齐名。但是，由于王鸣盛还精于经学，迷信汉儒，治学方法循吴派惠栋之迹，故治经不敢驳经，治史也只求稳健平实，不敢驰骋议论，所论经史关系，见解就远不如钱大昕的“经史不可分”，更不及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的论断了。其次，作者由于受乾嘉学风的影响，书中对史事的考证也不免显得繁琐。至于评价人物事件的封建统治阶级立场观点和道德标准，更是不必赘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