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概念

小说作为严格的文体概念，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国的小说在自古及今的发展历程中有不同的名称，如魏晋时的“志怪”、唐代的“传奇”、宋元时的“话本”、明清时的“章回”等，文体形态异常丰富和复杂。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干”的意思是“求”；“县”通“悬”，意为“高”；“令”指声誉。这样，与“大达”相对的“小说”显然是指那些无关大道宏旨、政教得失的琐杂肤浅的言论或道听途说的传闻，与现代概念的小说相距甚远。这种看法长期影响着正统的文人士大夫，以至于小说在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轻视。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小说”与“大达”对举，似乎可以传达出它能够容纳作者不拘传统格套的表达和不受圣贤“大道”约束的思想，从而具有独特的美学个性。

到了汉代，出现了具有较为明确的文体意义的“小说”概念。东汉荀悦在其《汉记》中引述西汉刘向父子《七略》所云：“又有小说家者流，盖出于街谈巷议所造。”后来，在《文选》卷三十一里，李善注江淹的杂体诗《李都尉从军》，引桓谭的《新论》云：“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他们将擅长写作小说文体的人称为“小说家”，但小说仍被视为写在短小竹简上的零碎言谈之作，无甚价值。据汉代的书籍制度，以尺寸长短确定书籍的性质，判断书籍的价值。按汉尺计算，六经、国史等书简长二尺四，属大册；《孝经》等书简长一尺二，当为中册；诸子、传记等书简长八寸，则属小册了。桓谭所谓“丛残小语”、“短书”，自然含有某种对小说的歧视成分，并以为它的价值不大。

值得注意的是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的一段话，初步形成了关于小说的作者、来源、内容、特征等认识：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在这段话里，班固指明了小说来自稗官采集、整理的“街谈巷语”中可能包含的故事、“道听途说者”的议论，以及作者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态度，这些稗官具有小说家的身份。他认为小说有着民间、传说和文化方面的特点，其中，传说的虚幻性质与现代小说的虚构颇为相似。他第一次明确地指出小说起源于民间传说，这个观点很值得重视，对我们探究小说的源泉有极大的启示。此外，《汉书·艺文志》在“诸子略”中列九流十家，小说家作为一派列于末位，这就把“小说家”当作了当今的一个学派，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结合上面所引文字分析，班固在给小说家及其作品定位时，确实有轻视小说和小说家的意味，但作为最早着录和评价小说的史志目录，《汉书》列举了十五家小说的篇名并作了小注，共着录小说一千三百八十篇（实际为一千三百九十篇），今仅存几条佚文，见鲁迅辑《古小说钩沉》，几乎占“诸子略”的三分之一，这无疑在客观上提高了小说的地位。从此以后，小说被看作一种文体的名称，小说的概念也从这里延续下去，直至清代，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改变。如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说：“街谈巷语，必有可采。”刘勰《文心雕龙》指出：“九流之有小说，犹文辞之有谐隐，盖稗官所采，以广视听。”《隋书·经籍志》亦云：“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又云：“……道听途说，靡不必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依旧如此阐释：“班固称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则，博采旁搜，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而不载。”不过，《四库全书》只将文言小说录入子部中，不收通俗小说，所以这一解释当是针对文言小说而言的。

宋元以后，随着说话艺术的兴盛，小说成为说话艺术中最有影响的科目，进而被用来指称那些产生于说话艺术的白话小说。

时至近代，域外小说被大量翻译出来，传入中国，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撰着了小说专论，他们所谓“小说”已是明确的文学概念。此时，小说不再处于主流意识之外的文坛边缘，小说的地位得到了彻底的改变。

要之，文学范畴的小说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形成较晚，而严格意义上的小说概念则形成更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