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谈正义：世人常有正义之心，无力行正义之事

世人常有正义之心，无力行正义之事

季羡林先生是一个懂得体味的人，身边的人，身边的事，他都会一一体味，每每从中体味出什么，他就会觉得自己比以前聪明了一点，心里无比快乐，就像得到了一个“顿悟”似的。对于“正义”这个问题，季老有着独特的体味和观点。

季老认为，世上没有客观绝对的“正义”，人们虽有正义之心，但往往无力行正义之事，因为正义是强者的“筹码”，只有那些真正强大的英雄，才有力量捍卫正义。

力量就等于正义

1935年9月，季羡林先生赴德国，在格丁根大学主修印度学。据他回忆说，他当时生活在一个小城市里，住的地方是一座临街的阁楼，平常街上十分寂静，几乎一点声音都听不到。有一天，街上有两个孩子打架，引起了骚动，一个孩子八九岁，另一个十四五岁，两人的身高差了一头多。

小孩子根本不是大孩子的对手，两次被打倒在地，他哭泣不止，对周围的人哀求，却没能得到一点援助。于是他拿起一根铁管，要和大孩子再打，却被周围的人夺走了铁管，因为大孩子手里没有武器，结果他再一次被大孩子打倒。最后喧闹声惹火了一个住在楼上的太太，她将擦玻璃的冷水直接泼到两个孩子的身上，咒骂了一些难听的话，两个孩子这才停下手，各自离开。

季羡林先生说他十几年来忘记了许多大事，却始终不能忘记这件小事，因为这与当年近代中国被欺凌侮辱十分相似。东北被日本占领的时候，政府一点办法也没有，除了口头抗议，只能把希望寄托于国际联盟，希望欧美强国能够出面主持“正义”。

季羡林先生说，他曾经天真地相信世界上有“正义”存在，日本侵略欺辱中国，“正义”是在我们这一方的，有人出来替我们主持公道，这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但结果却让中国百姓失望。从此以后，季老认为在世界上，纯粹的“正义”根本就不存在。

他潜心研究欧洲文明，发现“力量的崇拜”是欧洲人一个显著的特点，包括身体和智慧的力量。那两个打架的孩子，大孩子身体更高，力量更强，因而在围观者眼里，大孩子把小孩子打倒，就成了彰显力量的英雄。小孩子力量不够，被打败也无人同情。因此，在欧洲人看来，“正义”掌握在有力量的人手中，谁有力量，谁就代表“正义”。

季老提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如果在德国骂人，骂他们的亲戚朋友，他们只会摇摇头；骂他们是狗，也许他们会脸红；但如果骂他们是懦夫，他们肯定会拼命。因为德国人认为最可耻的事情就是没有力量，没有勇气。力量就等于尊严，拥有力量，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掌控“正义”。

心里有正义是没用的

同欧洲人比较，中国人对“正义”的看法不大相同。如果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打一个比他小的孩子，有正义感的中国人是绝对不允许的。但季老也说，中国人更多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虽然心里有正义，暗地里同情弱者，但没人敢公然站出来主持正义，替弱者说话。这是因为中国人只有正义“感”，而缺乏真正的行动。中国人的正义感就是这样，常常指责别人恃强凌弱，自己却躲得远远的，不敢挺身而出维护正义。

然而，光心里有正义感是不够的，时代在变，“天朝上国”的旧时代早已经过去，自我陶醉的代名词也该被抛弃。季老说道，在很多方面，我们虽然要承认自己是弱者，但不能泄气，更不必寄希望于强者出来帮忙主持正义。事实上，那些有力量的强者最厌恶，也最看不上弱者唯唯诺诺、不争气的样子，弱者在他们眼中只是可怜的丑角。因此，我们不必去期待强者的“正义”，只需努力将心里的“正义感”变成行动，终有一日将成为有力量的强者。

季羡林先生很钦佩曼德拉，这位南非的第一个黑人总统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进行了几十年不屈不挠的斗争。在许多大国政客眼中，曼德拉是一个弱者，但正是弱者对正义和理想的追求，使之成为一个划时代力量的象征。曼德拉出生于一个小村庄，9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童年时饱受白人法规的欺压，经常目睹白人政府对当地酋长进行法规约束，因而逐渐萌发了寻求正义和平等的想法。长大之后，他多次领导当地人抗议白人法规，也曾因为鼓动学生抗议而被学校除名，但正是这一次次的“为正义而战”，使一个弱者逐渐强大了起来，让他获得了更加坚定的力量，在寻求正义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季老告诉我们，现在我们不需要担心民族问题，但最起码的正义，是每个人心里必须要有的。而心里填满正义还远远不够，因为正义谁都会喊，只有用行动来表达，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