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敬顺父母
《论语·为政》中有两则孔子语录：
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之？
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从这两则语录里可以看出：孔子认为，只是奉养父母，却缺乏那种发自内心的敬意，就无以区别赡养父母与饲养犬马牲畜的不同，即使奉上酒食美味，也还不是真正的、全部的孝。儒家的孝道，除了赡养父母之外，更注重尊敬和顺从父母。孟子还称颂过曾子“养志”之举：“曾子养曾皙，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余，必曰：‘有。’曾皙死，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将彻，不请所与；问有余，曰：‘亡矣。’将以复进也。此所谓养口体者也。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事亲若曾子者，可也。”（ 《孟子·离娄章句上》）同样是以酒肉供奉父亲，曾子的“养志”与曾元的“养口体”就有所不同，区别在于有无诚敬之心。
曾子也曾说过：
众之本教曰孝，其行曰养。养可能也，敬为难；敬可能也，安为难：安可能也，久为难；久可能也，卒为难。（ 《礼记·祭义》）
在曾子看来，“养”父母只是一种外在的孝的行为，孝道的内在的思想境界要求是要做到“敬”，它比“养”更难以达到，也就更为可贵。“安”也是一种“敬”，是内心的诚敬发而为外在的快乐的容色。“久为难”是说长久地做到恭敬快乐是很不容易的；“卒为难”是说一直到父母亲去世都能这样保持着恭敬就更不容易了。总之，一时半载地恭敬快乐还达不到“至孝”的境界，只有长久地这么做才是“至孝”。在儒家经典中，虞舜就是这样的“至孝”、“大孝”，孟子说：“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 《孟子·万章章句上》）
如果说，养亲侧重于物质上、肉体上的奉养，那么，敬亲就是更注重于精神上、道德上的修炼与提升了。强调子女对父母的敬顺，正是儒家孝道的伦理化、道德化的表现，或者可以说，正是因为儒家孝道更强调子女对父母的敬顺这一方面，才使得父母子女之间缘于血缘关系的亲情与爱，转化为一种道德品性，转化为一种礼教制度，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得以深刻理解《孝经·广要道章》中的这句话：“礼者，敬而已矣。”
儒家的孝道，更强调子女对父母的敬顺这一面，自有它在道德方面的价值和意义，但强调过头了，也会产生流弊，它使得子辈与父辈的关系极不平等，“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子女则须无条件地敬顺、服从父母。当然，如果父母慈爱、开明，子女们孝敬、服从，家庭和睦，上下相亲，其乐融融，这样两全其美，自然是最为理想的了。但是，如果父母不仁不义，不慈不爱呢？儒家的孝道明确地表示：即使是这样，子辈仍然要做到敬顺、服从。《二十四孝》中，有闵子骞的“单衣顺母”，有王祥的“卧冰取鲤”，都是这种无条件地顺从的例子，而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孔子、曾子、孟子及后代儒者都一致称颂的虞舜事亲尽孝的故事。
《孟子·万章章句上》中记载：“父母使舜完廪，损阶，瞽叟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掩之。”这就是说：虞舜的父母叫虞舜去修缮储粮的仓屋，等虞舜上去后，抽走梯子，虞舜的父亲瞽叟就放火焚烧粮仓，加害于虞舜；后来又叫虞舜去淘井，等虞舜下井后，就往井里填土，加害于虞舜，其不仁不慈至此。但虞舜仍然敬父母，不敢怨。《尚书·大禹谟》上说：“帝（即虞舜）初于历山，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于父母负罪引慝。祗载见瞽叟，夔夔齐慄。”最后，虞舜的孝心终于感动了瞽叟。
从一般情况来说，父母对子女的慈爱，是天性，是本能，像虞舜的父母这样狠毒对待子女的情形是极端的例外，但虞舜仍然能“克谐以孝”。因为虞舜做到了一般人都难以做到的死而无怨的“敬顺”，所以才被儒家奉为“至孝”、“大孝”的典范。元代的许名奎所著的《劝忍百箴·孝之忍》中说：“盖事难事之父母，方见人子之纯孝，爱恶不当疑，曲直何敢较！”这正是这种“无条件敬顺父母”的孝道观念的表现。
儒家孝道强调“敬顺父母”，也表现在劝谏父母的问题上。劝谏父母的过错，儒家孝道并不反对，只不过劝谏仍然要以“敬顺”为前提原则。《论语·里仁》中记载：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
也就是说，子女对父母只能委婉地劝谏，父母不听从劝谏时，子女仍然要尊敬父母并且服从父母，即使心中忧愁，也不能怨恨。《礼记》等儒家经典中关于劝谏父母的看法，与孔子“几谏”的原则相同，如《礼记·曲礼下》中说：“子之事亲也，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礼记·内则》中说：“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则复谏；不说，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孰谏。父母怒，不说，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这里的谏父母的行为，都是从“为人子之礼”的角度上说的。
与《论语》、《礼记》的有关说法有所不同，《孝经·谏诤章》明确地提出：子辈要当“争子”，“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子不可以不争于父。”“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孝经》确实更强调为人子者谏诤父母的意义，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是着重从父亲的角度（即身不陷于不义的角度）来看待谏诤问题的。从儒家的孝道来说：谏诤是从属于“敬顺”的大前提的，是服从于“敬顺”的大前提的。
儒家孝道中，还有“为亲者隐”的内容，也属于“敬顺父母”的大范畴。《论语·子路》中记载了这么件事：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孔子伦理哲学的基础就在于“孝”与“慈”，父亲偷了羊，儿子要为他隐瞒，而隐瞒尊长的过错才是真正的“直”。元代的许名奎所著的《劝忍百箴·父子之忍》中曾引“证罪攘羊”的例子，其注解说：“父子，人之大伦，伸一己之细行，伤人道之大伦，非天理也。”这倒是指出了问题的实质。后世的某些法律如《唐律》等还规定：“告言诅詈祖父母、父母”的行为是“不孝”，也就是说，祖父母、父母犯罪允许子孙隐瞒，这叫做“容隐”。当然，这种“为亲者隐”只限于一般的罪责。北宋司马光所编撰的《家范·子下》中还把“谏诤”与“容隐”联系起来分析：
或曰：“谏则彰亲之过，奈何？”曰：“谏诸内，隐诸外者也。谏诸内，则亲过不远；隐诸外，故人莫得而闻也。”且孝子善则称亲，过则归己。
司马光的这种“谏诸内，隐诸外”及“善则称亲，过则归己”的提法，总算是一种折衷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