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名言篇·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鉴赏

〔计〕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弗诡也。

【鉴赏】如何能够预知战争的胜负，孙子认为，必须“经之以五，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所谓“经之以五”，就是分析比较以下五件事情。第一是“道”，第二是“天”，第三是“地”，第四是“将”，第五是“法”。所谓“道”，孙子解释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弗诡也。”这个解释，很有些特别，故必须细心领会。

春秋战国时代，“道”字十分流行，可各思想家对“道”字有不同的理解。《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第二十五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四十二章)这里的“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老子》又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第三十章)“上士闻道，勤而行之。”(第四十一章)这里的“道”，是正确的思想、方法。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这里的“道”，是良好的社会秩序。孟子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孙丑下》)这里的“道”，是正义、理想，符合大多数人民利益的道路。

与上述各思想家不同，孙子对“道”作了更为切实的解释。他认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即要使下层人民与上层统治者同心一意。这是一种理想的政治境界。钱基博《孙子章句训义》注：“此句‘令’字着眼，非民之能与上同意，乃上之有道以令民与同意也。民者，据第一节‘国之大事’而言，乃全体之国民，非一部之士兵也。令者，有惟所欲为之意，政府之本领，价值全在乎此，而‘可与之死，可与之生’，乃‘令’之明效大验。”这个注释非常详尽：所谓“令”是个动词，上面要采取各种措施，“令民与上同意”;所谓“民”，是全体国民;后面“可与之死，可与之生”，是“令”民同意后产生的效验。这就是“道”的全部内容。

关于如何“令民与上同意”，采取什么措施，孟子有一段很好的阐解，他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孟子认为，要“得民心”，即“令民与上同意”，就要民之“所欲与之聚之”，即人民所喜欢的要给予并聚合起来;民之“所恶勿施尔也”，即人民所憎恶的坚决废除，不要施行它了。由此看来，对于“道”的解释和主张，孙子与儒家很有些相似。

由于采取民之“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的措施，上层统治者得到人民的拥护，亦即“令民与上同意”，因而“可与之死，可与之生”，即人民与统治者可以生死与共，“而民弗诡也”，即人民在战斗中不会违背、生疑。这就是孙子所论“道”的全过程。“民弗诡也”，各本原作“不畏危”，汉简本作“民弗诡也”。“诡”是违背、生疑的意思。人民因为拥护统治者，“与上同意”，故可与统治者生死与共，而不会违背、生疑。

历史上因为统治者采取有“道”的措施，“令民与上同意”，故下层人民与统治者生死与共而“民弗诡也”，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其中尤以周公东征所取得的辉煌胜利最为著名。

周朝初年，在周武王去世后，因为其子成王年幼，于是商纣的儿子武庚联合淮夷、东夷等少数民族各国，还有周朝内部有野心的管叔、蔡叔等人发动叛乱。周武王之弟周公旦力挽狂澜，率军东征。由于周公代表正义的势力，实行爱民的政策，所到之处受到人民的拥护。荀子说：“周公南征而北国怨，曰：‘何独不来也?’东征而西国怨，曰：‘何独后我也?’”(《荀子·王制》)显然，周公因为有“道”，“令民与上同意”，人民热切地盼望他的军队的到来。同时，周军士兵也因为“与上同意”，生死与共而“弗诡也”，故在战争中发挥出巨大的战斗力。《诗经·豳风》中有一首名《破斧》的诗，是周公东征时士兵所唱的歌。歌中唱道：“既破我的圆孔斧，又损我的方孔斧。周公东征，四方乱国都惶惶惊恐。”“既破我的圆孔斧，又损我的长柄锹。周公东征，四方乱国都被感化。”“既破我的圆孔斧，又损我的三棱矛。周公东征，四方乱国都被顺服。”由此诗所唱，可见周军士兵“可与之死，可与之生”的乐观情绪和自豪精神。正是因为周公的有“道”取得人民的拥护，士兵生死与共而“弗诡也”，故东征时势如破竹，迅速平定四方的叛乱，为周朝八百年的统治奠定了基业。

由上述可知，孙子这一句对“道”的解释，与后来孟子的言论很有些共通之处，在历史上也能得到验证。因此，这一名言，是孙子思想的闪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