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吕同六译柯象中
【原文作者】：莫拉维亚
【原文作者简介】：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1907—)，意大利作家。1907年11月28日生于罗马。少年时曾大量阅读文学作品。1929年发表小说《冷漠的人们》，初获声誉。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采取同墨索里尼政权不合作的态度，因而多次被迫出国。他的小说如《未曾实现的抱负》(1935)、《罗马女人》(1947)、《随波逐流的人》(1951)等，大多描写资产阶级的庸俗自私，或者描写资产阶级家庭的关系。短篇小说集有《瘟疫集》(1944)、《罗马故事》(1954)和《罗马故事新编》(1959)，描写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畸形现象和下层人物的痛苦。60年代他的作品大多描写资产阶级的“异化”，如长篇小说《愁闷》(1960)、短篇小说集《不由自主》(1962)等。莫拉维亚曾任国际笔会主席，现为《快报》周刊专栏影评家。
【原文】：
当你没有固定职业的时候，就会有许多职业摆在你的面前。老实说，我就或多或少干过各种各样的职业。哪一行我没有干过呢?串街走巷的货郎、掮客、校役、门房、听差、招待员、清洁工、骑三轮车卖冷饮的小贩，以及我也说不清楚的种种其它职业。唉，没有一样东西，能够象失业那样妨碍你成为一个人，一个有家庭、固定工资和可靠的职业的人。
象经常发生的那样，我又失业了。我信步走到科隆那广场，这里行人摩肩接踵，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我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在人群中漫游。有人悄悄地对我附耳说：“有美元吗?有英镑吗?”有人向朋友传播新闻：“法官判了他四个月徒刑，缓期执行。”有人打量咖啡馆里的顾客，惊呼：“噢，你瞧那个金发女郎!”也有人神气十足地嚷嚷：“罗马不会对拉齐奥(1)客气的。”一句话，他们全都是跟我一样的可怜虫，实在没有什么高兴的事儿。
为了消磨时间，我跟其他人一样站在那里看电视。突然，我觉得有人碰了一下我的胳膊肘，我扭头一看，嗨，你们说我遇见了谁?纳尔冬，一个绝顶能干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他从来不曾失业过。
“在干什么呢?”他问我。
“你现在不瞧见了嘛。”
“不，我是问你，你现在干什么工作?”
“正在找工作。”
“跟我走吧，我有个想法要跟你谈谈。”
我们走进咖啡馆，纳尔冬要了两杯咖啡，然后跟我谈起他想说的事儿。他现在是一家私人侦探公司的职员，专门干钉梢的差事。从这一天起，他受一名上年纪的男人的委托，开始钉一个女人的梢。那老头儿怀疑他的这个女朋友另有所欢。事情真不凑巧，纳尔冬的未婚妻偏偏这一天从纳尔尼(2)来了，他想陪她玩一个下午。所以，纳尔冬希望我顶替他干一天。他会把我带到那个女人住的地方，在她出门的时候，指给我看，尔后，剩下就是我的任务，钉她的梢。报酬是三千里拉，外加必要的花费。
“这是个挺年轻漂亮的女人。而她的情人已经六十五岁了。对于年过六句的老头儿来说，钉梢有什么意义呢?还不就是那么回事。”纳尔冬补充说。
我对纳尔冬说，我接受他的建议，不过他还应当再增加点什么报酬。我们达成了协议，他另外给我三包香烟，然后就分手了。
第二天，将近两点钟，我挟着一把雨伞，按时到了阿基梅德大街；天空布满乌云，看来要下雨了。纳尔冬早已在那里等待，他指着马路对面的一扇大门，对我说：
“她很快要从那里出来。每天都睡懒觉，总是一点钟才起床，这个时候出门；真是个游手好闲的女人。她对自己的情人忽儿这么说，忽儿那么说，老头儿起了疑心；依我看，老头儿的怀疑是有根据的。”
我们在那里大约等了半个小时，东拉西扯地闲谈。纳尔冬向我讲述侦探公司的许多故事，逗我发笑；常常有许多男男女女找到侦探公司，一口咬定自己戴了绿帽子，不惜拿出大把大把钞票，以求弄得个水落石出。忽然，他用胳膊肘碰我一下，说：
“你瞧，就是她。”
不料，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却因为受了寒气，打了个喷嚏；等到我抬头细瞧，只看见一个女子身穿火一般鲜红的雨衣，匆匆忙忙地朝公共汽车站走去。纳尔冬把三包香烟塞在我手里，对我说：
“夜里十二点见；如果钉梢还没有完，给我打个电话，我来替你。”
“一言为定。”我一面回答，一面急忙去追赶那女人。
可是，这一次我又没有能够看清楚她的脸，因为公共汽车突然开进了站；她上了车，许多乘客跟着拥了上车，我是最后一个，刚踏上踏脚板，车就开动了。
车里挤满了乘客。还在赶汽车的时候，我就暗暗盘算好了，我可不能挤到人群里去，否则，她该下车了，我兴许还没有挤到她跟前呢；最好站在踏脚板上，这样我可以跟她同时下车。公共汽车在疾驶，过了一站又一站，我始终站在踏脚板上。汽车跑完了整个弗拉米尼亚大街，到了弗拉米尼亚广场。我一只脚踩在地上，一面细细打量。下来了大约四、五名乘客，尔后，我瞥见了穿红雨衣的女子。我立即跳下车，紧紧跟了上去。
现在，她在我前面，正朝台伯河走去，我有机会非常从容地打量她。红雨衣紧紧裹住的身躯颇为丰腴，她每走动一步，腰肢丰满的肌肉就清晰可见地在红雨衣里映现出来。她的个子比我还高一点儿，走路的步子急促、坚定、有力。我紧走几步赶上了她，几乎跟她并肩而行。她是一个金发女子，几绺金黄色的卷发搭拉在火红的雨帽外面；她的脸庞俊秀，但很严肃，几乎带着男人的神气，一张僵硬的大嘴，笔直的鼻梁，一双碧蓝的眼睛，眉头微微蹙紧。雨衣在她的胸脯前面鼓起来，更使她的身影象个雕塑像。总而言之，她是一个刚健绰约，生气勃勃的女子，一个六十五岁的老头儿，怎么能满足她的要求呢?
她仍然踏着急促而有力的步子，折入台伯河大街，沿着面朝台伯河的一排公寓走去。前面是一座现代式样，完全大理石建筑的小公寓，她径直走了进去；我也尾随而入。她朝电梯走去；过了片刻功夫，电梯降下来了，这是一个极其现代化的玻璃盒子。她登上电梯；我紧跟着跨了进去。
“您上几楼?”她问我。声音温柔悦耳，带着童声的稚气，跟她严肃的外表形成对照。
我随意说：“上最高一层楼。”
她按了一下上第四层的电钮。现在，我们彼此距离很近，但是她固执地低垂着脑袋。她在四层下了电梯；我赶快按了上第五层的电钮。电梯一停，我急忙冲了出来，顺楼梯奔向四层，正好瞧见八号房间的门砰地一声关上，她的背影消失了。我走近八号房间，只见门口的铜牌上写道：“伊诺钦蒂”。我又回到底层，找了许久，没瞧见看门人的影子，只好走到公寓对面，倚靠着台伯河畔的栏杆，耐心等待。
下起了濛濛细雨。我打开雨伞，点燃了第一支香烟。我知道，需要等老半天，这使我快快不乐，心想，钉梢可真是苦活儿，这三千里拉实在不好赚。我眺望着台伯河，可是眼睛却总是斜睨着公寓的大门。一汪河水，掀起浑黄汹涌的波浪，使人目眩；翻滚的旋涡，不时把洒落水面的些许发黑的树枝、碎片，席卷而去。天空也是阴沉沉的，台伯河对岸的树木，虽然已披上浅绿油亮的新装，可是笼罩在迷蒙暗淡的天色下，显得格外的不协调。
我大约等了三刻钟，抽了三支烟。忽然我瞥见了看门人，一个细瘦干瘪的男子，身穿一件带铜钮扣的灰制服，戴一顶消防队头盔式样的帽子。他走到大门口，抬头瞧瞧天空。
我赶紧离开河边，走到他跟前，问道：
“这里可住着一位伊若钦蒂律师，六十来岁，秃头，带眼镜，鼻子尖上长着一个小肉瘤?”
他几乎用一种怜悯的神色打量了我一番，然后回答说：
“是的，这里有一位伊诺钦蒂，住在四层八号。不过，这是一位三十来岁的年轻人，身体棒极了的运动员。他着魔似地迷上了汽车比赛。瞧，那就是他的汽车。”
随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然，前面不远的地方，停着一辆矮小而细长的赛车，闪烁如火，恰跟我钉梢的女子身上的雨衣一个颜色。于是，我对他说：
“谢谢您，是我弄错了。”
我匆匆地走开，回到台伯河边的栏杆前站定，但比原先的地方稍稍远些，免得让看门人瞧见。
“这么说，”我暗暗思忖，“她的情人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运动员。她可真有两下子。怪不得她每天中午两点钟来幽会。真不简单。”
我掏出记事簿，记下了他的姓名、地址和他们幽会的时间。尔后，继续等待。
细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我撑着雨伞，目不转睛地盯着公寓的大门；我的一双眼睛是这样直勾勾地瞧着那大门，以致我不时恍然觉得，眼前幻现出不止一个，而至少是两个，甚至三个大门。
我等了多长时间?将近五个小时，从两点半钟几乎等到七点半钟。我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我没有带报纸，而在这滨河大街上，除了风驰电掣一般疾驶而过的汽车，没有什么可看的，我不由得羡慕起对面那公寓四层八号房间里现在正发生的事儿。我自言自语地说：“我象傻瓜似地站在这里，风吹雨打，而那楼上……那楼上却美滋滋的：温柔的抚摸，热烈的亲吻，甜言蜜语，调笑，拥抱，美酒，应有尽有。在这样糟糕的天气谈情说爱，放下百叶窗，在昏黑的幽黯中，躺卧在绣床上，紧紧地搂着，絮絮细语，倾听淅淅飒飒的雨声，汽车在湿漉漉的柏油路上急驶的滋滋声，真是人世间最大的乐趣。他们是幸运儿，可我呢，却在干这该诅咒的工作!”
一包烟抽完了。为了排遣闷闷不乐的情绪，我开始在大约一百米长的一段距离内来回踱步。我的思绪老是摆脱不了那一对男女；或许出于愤懑，我又掏出记事簿，在上面写下这样的评论：“无须继续钉梢那女子；现已证明，她在此运动员的房里待了整整一个下午：事情不言而明。”
仿佛上帝安排好了似的，将近七点半钟，那红雨衣终于又出现了。我松了一口气，跟了上去。她走的步子仍然是那么急促、有力，仿佛跟那男子的幽会一点儿都没有使她疲劳。她走到弗拉米尼亚广场，登上了开往市中心的公共汽车；我尾随她上了车。
车子里挤满了乘客。我正好站在她的身后。大概是我挨得她太近，她转过身来，面带愠色，用那充满稚气的声音，说道：
“对不起，请您稍离远一点。”
我尽可能地往旁边挪了挪，心里却思忖：“真会假装正经。跟伊诺钦蒂打得火热，却不准我接近她。走着瞧吧，会有不相识的人把你拐去的。”
公共汽车飞快地行驶。她在科隆那广场下了车。我依然紧紧钉着她。她折入通往少女喷泉的一条街，走进了一座古老的建筑物。
我站在大门口，打量门上挂着的各种招牌。这里有芭蕾舞学校，有出租公寓，有裁缝店，还有一家按摩所。可以毫不怀疑地说，这座建筑物是极其可疑的。事实上，不时有许多妙龄女郎，或者单个地，或者成双地走进大门，随即消失了踪影。大门内侧有一间陋室，透过玻璃门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气味，里面坐着一个长了胡子、双腿浮肿的老太婆。我走上前去，向她打听这里是否住着如此这般的一个金发女子。
老太婆连身子也不动弹一下，说道：
“我的孩子，这里有无数的姑娘进进出出，谁能把她们统统记在脑子里呢?”
我只好耐着性子继续等候。幸好我买了一份报纸，一面读报，一面掏出中午我匆匆忙忙塞在衣兜里的两个面包来干啃。这条街上行人川流不息，总是可以看到新鲜东西解闷，不象在台伯河畔那样无聊。大约等了一个小时，或许稍多一点；我不时想起穿红雨衣的女子，不禁自言自语：“看来大有文章。她除了跟伊诺钦蒂打得火热，还另外偷了个鬼知道什么样的汉子。”
终于，她又出现了，仍然穿着那件红雨衣。我快步跟了上车。
她回到科隆那广场，坐上中午乘的那路公共汽车，不过是朝相反的方向。二十分钟以后，她在台伯河畔下了车；我亦步亦趋地跟着她。到了伊诺钦蒂公寓，她果断地走了进去，我留在外面等候。
快到九点钟了。雨辟辟拍拍地下大了，而且还刮起了风，雨点不停地抽在我的脸上。我不由得把纳尔冬、可恶的钉梢、穿红雨衣的女子诅咒了一通，自然，我又情不自禁地想到：“我在这里，风吹雨淋，吃足苦头，可那一对谈情说爱的幸福男女，却在舒适的房间里，吃着美味的晚餐，你尝尝这个，我的心肝；你吃点儿那个，我的宝贝；你喝一口这酒，我亲爱的。晚餐以后，又是百般温柔，说不尽的恩爱。唉，真是毫无公道可言啊!”
算了，简单地说，我又接连等了三个小时。深夜十二点正，我走到附近一家汽车行，从那里可以监视伊诺钦蒂公寓的大门；我给纳尔冬打电话：
“噢，那一对正在吃啊，喝啊，寻欢作乐，打得火热呢。你快来替换我吧，要不，我撒手不干了，回家去了。”
纳尔冬说，他马上就来。果然，大约过了二十分钟，纳尔冬来了。我简单地把钉梢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把我记事簿上的那两页或许三页纸交给他，还说了几句俏皮锋利的评论，尔后，我终于脱身，回家睡觉去了。
大约有两天时间，我没有见到纳尔冬，虽然心里巴不得他来找我。可是，眼看浸透了我的汗水的那三千里拉还没有着落，我只好给纳尔冬打了个电话。他约我在科隆那广场会面。
他一瞧见我，马上怒气冲冲地向我迎来，几乎把我撞倒：
“你干的好事，差一点儿毁了我。”
“怎么啦?”
“你钉梢的女人，压根儿不是我指给你的那个，搞乱了套。”
“这不可能。”
“你跟的那个女人，是一个护士。”
“是护士?”
“是的，而且是挺有名气的护士。”
“那么，伊诺钦蒂呢?”
“告诉你吧，你钉上的那个女子她昨天一直在照料身患重病的伊诺钦蒂的老妈妈。根本没有什么美味的晚餐，谈情说爱之类的玩意儿。将近三点钟，老太太去世了，那可怜的姑娘累得精疲力尽，便到伊诺钦蒂的公寓去休息了。你知道她平时住在哪儿吗?就是少女喷泉附近那座古老的建筑，你以为极其可疑的地方，她租了一间带家具的房子，可以随意出入。好极了，我应当向你贺喜，你真是个了不起的侦探。”
仿佛被木棒当头敲了一记，我痴痴地站在那里发楞。不过，我又产生了好奇心，想弄明白我怎么会出了这样的差错。不过，我很快便恍然大悟：我没有看清楚我钉梢的那个女子的面孔，她就上了公共汽车；汽车上有一个女护士，穿着跟她一样的红雨衣。我蠢得象头牛，不分青红皂白就钉上了她，而放过了真正的目标。纳尔冬又对我说：
“这些事情是我从她那儿打听来的。当我发现她不是我要跟踪的女子，便走到她的跟前，把我的来历和任务一五一十对她说了，这可怜的女人很客气地把事情都告诉我了。你知道，最后她说了什么吗?她说：‘我记得钉我梢的那个年轻人。在公共汽车里，他的举动可实在不体面，我不得不叫他放老实点儿。’塞拉费诺，我真没有料到你还有这一手。我要提醒你，钉梢，可以说是极其严肃的工作，是重要的任务。”
“我敢发誓，那不是事实。”我大声抗议。
纳尔冬冷冷地说。
“得了，男人嘛，都是追逐女子的猎人。你头脑发热，以为这是一个轻浮的女人。好吧，给你一千里拉和一包香烟。我不想跟你多啰嗦了。”
【鉴赏】：
这篇小说是意大利现代著名作家莫拉维亚的代表作之一。莫拉维亚善于把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中最普通、最平淡无奇的横断面截取下来，进行艺术典型化的构思，熔铸成概括凝练的作品。短篇小说《红雨衣》正是如此。
小说描写了一个下层人物“我”的一段经历。“我”，因为没有固定工作，所以“有许多职业摆在面前”，“我”干过许多事，这里叙述的只是其中的一件：“我”受人委托，也为挣钱吃饭，去干了一天钉梢的工作，不料因为受寒“打了个喷嚏，”没看清对象，结果白白辛苦了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作品的情节就这么简单，而且似乎显得很偶然，很可笑，然而透过偶然和可笑的表面，我们便可以看到战后初期意大利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
小说通过各种手段，突出地展示了主人公钉梢的苦辛。“细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我撑着雨伞，目不转睛地盯着公寓的大门，我的一双眼睛是这样直勾勾地瞧着那大门，以致我不时恍然觉得，眼前幻现出不止一个，而至少是两个、甚至三个大门。”由此可知，主人公“我”注意力是多么的集中，这样高度的集中注意力连续几个甚至十几个小时，对人的体力、精神，无疑是一种摧残。小说还通过“我”之口，展示了“我”的心理。“我象傻瓜似地站在那里，风吹雨打，而那楼上……。他们是幸运儿，可我呢，却在干这该诅咒的工作!”小说中这种强烈的对比描写出现过多次，“我”的苦辛，正是在这种对比中被鲜明地突出出来。“我”并不是不知道这一点，然而生活迫使“我”去忍受它，因为三千里拉对于一个没有固定职业的人来说，毕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然而“我”最后却因为钉错了对象，不但没有拿到“浸透了我的汗水的那三千里拉，”还受到纳尔冬的一番奚落。小说直到结尾，才使读者真正了解第一段末尾的话；“没有一样东西，能够象失业那样妨碍你成为一个人，一个有家庭、固定工资和可靠的职业的人”的真正含义。
小说还通过盯梢对象与盯错了的对象(女护士)的对比，反映出意大利社会两个不同阶层的人士对待生活的截然不同的态度：一个是“每天都睡懒觉，总是一点钟才起床”，只知道谈情说爱”游手好闲的女人”；一个是“步子急促，坚定、有力”，对生活充满信心，努力工作，对他人充满爱的“护士”。在这种对比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的褒贬、爱憎。而这种对比，正是通过“我”的眼睛观察出来的：我在听到纳尔冬的介绍之后，见到的却是另一种女人，她有严肃的外表、“温柔悦耳”的声音，是“一个刚健绰约。生气勃勃的女子”，这样写，一方面给后面的结果埋下伏笔，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情节的跌宕起伏，扑朔迷离，促使读者看下去。
总之，“我”既是生活的旁观者，又是生活中的主人公，作者通过“我”这个人物的活动，就为我们展示出立体的生活画面，表现出丰富的生活内容，这正是作者选择“盯梢”作为题材的独具匠心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