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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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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姓墨名翟，生卒年不详，战国初期伟大的思想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近代学者一般认为，墨子生于公元前476年左右，卒于公元前390年左右。墨子出生何地，也有争议。《史记·孟荀列传》说他是“宋之大夫”，《吕氏春秋·当染》认为他是鲁国人，也有说他原为宋国人，后来长期住在鲁国。墨子自称“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似属当时的“士”阶层。但他又承认自己是“贱人”，可能当过工匠或小手工业主，具有相当丰富的生产工艺技能。墨子“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长期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宣传他的政治主张。相传他曾止楚攻宋，实施兼爱、非攻的主张。他“南游使卫”，宣讲“蓄士”以备守御，又屡游楚国，献书楚惠王。他拒绝楚王赐地而去，晚年到齐国，企图劝止项子牛伐鲁，未成功。越王邀墨子做官，并许以五百里封地。他以“听吾言，用我道”为前往条件，而不计较封地与爵禄，目的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和主张。

兼爱是天下太平的前提条件。墨子所处的年代是东周末年的动荡时期，当时王室十分微弱，周天子已完全失去了控制诸侯的力量，各诸侯国为了争夺霸主的地位占有别国的土地，不断发动兼并战争。墨子在这个时候提出兼爱的思想有极大的进步意义。他指出天下纷争不断的原因在于“天下之盗贼，大夫之乱家，诸侯之乱国者，皆起不相爱”，既然天下的祸患皆起于不相爱，那么就要“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具体来说，即要做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也就是说，看待别人的国家就像自己的国家，看待别人的家庭就像自己的家庭，看待别人就像看待自己。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做到以兼相爱，不分彼此，那么，天下就太平了。正如墨子所说：“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在当今社会，兼爱的思想仍然是值得提倡的。如果如墨子所说“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那么，我们的社会将会是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伤贫，贵不侮贼，诈不欺愚的和平世界。只要人人都心存一份兼爱，沟通将不再是一个问题，和平将不再是一个梦。世界需要兼爱，和平呼唤兼爱。

兼爱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重要保证。人都是有情感的动物，在与人相处的时候，都会或多或少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这正是因为兼爱的思想未能在人们心中占主导地位。在墨子看来，要实现人类群际和平交往的目的，就必须遵循一个基本的逻辑前提，那就是把他群看成与我群一样，都是“自爱”、“自利”的群体。这样在实际交往中，就要将心比心，用兼爱的方式来处理我群与他群的矛盾，兼爱的思想强调了人格的平等，提倡无差别、无等级，提倡不分亲疏贵贱，普遍平等地相爱互助。如果每个人都能用兼爱的思想去指导自己的行动，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就有了重要的保证。相反，如果人们缺少了兼爱思想，那么沟通就无从说起。缺乏了沟通，矛盾就不能消除；缺乏了沟通，理解和友谊就不复存在；缺乏了沟通，社会就缺少必要的温暖。假若社会生活中充满了理性的爱，人与人之间相敬如宾，爱人如己，强者、弱者，富者、贫者，贵者、贱者，互谅互让，又何来矛盾呢？在现代社会，提倡“兼相爱，交相利”，才能做到团结友爱，这也是和谐人际关系、陶冶人们美好情操的重要内容。我们现在常听到“让世界充满爱”、“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等呼声，这正是墨子兼爱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兼爱思想的重要现实意义。

兼爱是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的方法。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提出了“仁”的治国思想，而墨家则提出了“兼爱”思想作为他们的治世理想，从“兼爱”出发，以“利”规范行为。墨家所讲的利就是天下的公利，这种公利的实质相当于儒家的“仁”，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集体利益。积极地为天下人谋福利，是墨家的出发点。

“兼爱”思想又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这是其科学的一面，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导，沟通更是如虎添翼、水到渠成。墨子主张顺从天意，认为天意是“兼天下而爱之”，鼓吹“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墨子提出的“天志”即天的意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客观规律。他用“天志、明鬼”的理论论证天是有意志的，不得违反，其实指的就是客观规律，像“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一样，是客观标准，是必然性。同时，墨子又认为寿夭、贫富、安危、治乱不是由天命决定的，而是由人力决定的，这就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人们可以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来实现“富”、“贵”、“安”、“治”。正因为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那么，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运用兼爱的思想，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进行交流、沟通，这将会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总而言之，兼爱是墨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墨子大公无私、直接以天下利益作为行动标准的观念，“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已深入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中，对于今天我们的社会生活仍有重要的意义，即可以通过兼爱化解矛盾，促进沟通，维护社会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