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含秦)散文·诸子散文·墨翟与《墨子》

墨子(前468一前376) 名翟(dí敌)，鲁国(今山东曲阜一带)人，相传他在入鲁之前做过宋国大夫，还到过楚、卫、齐等国，后来长期住在鲁国。据说墨子学过儒术，因不满其“繁礼”而另立新说，并聚徒讲学(传有数百门徒)，成为儒家学派的主要反对派，是当时学术界的两大“显”学之一。

《墨子》，是墨家的主要经典之作。它是由墨子门徒及其后学编纂而成的。据《汉书·艺文志》载，《墨子》原有七十一篇，现存五十三篇。其中《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和《非乐》、《非命》等若干篇比较系统地反映了墨家学派的思想。在此书后半部分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和《大取》、《小取》等六篇，代表后期墨学的思想。它们同其他各篇一样，都非写成于同一年代，更非出于一人之手，而所研究的问题，均着重于逻辑学和认识论方面的问题。此六篇，体例上全部创新，但思想特点仍然继承前期墨学的精神，把原来重经验，贵实践，联系生产劳动的基本要求提高到了一个新高度。

墨子学说的创始者墨翟，出身于“鄙人”，从事生产劳动，曾是一个出色的木匠，善于制造机械的“工程师”。他的弟子“充满天下”，大多来自社会下层，为了拯救民生，可以“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因此墨家学派自成立那天起，就和其他学派处于不同地位，具有不同阶级特色。墨子的论著中，藏匿有丰富的实际生活经验，反映出当时的生产科学领域的水平，也表现了小生产者的立场与意识。在整个思想体系中，具有许多进步和时代“亮点”。

首先，它是小生产者阶层的代言人，天然带有反剥削的要求。墨子一切言行，不可能违反劳动人民的利益，从直觉上感到人与动物有别，不能赖天赐以自足，因此主张：“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在《天志下篇》又说：“不与其劳”者，就不能“获其实。”这种朴素的唯物观点，已经触及真理层面，是非生产阶级难于产生的。

其次，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主张，都富有时代生命力和活跃气息。他从广大生产劳动者利益出发，认为“执有命”是“天下之大害”，提倡“兼爱”，要一种平等的“爱”，反对儒家“爱有差等”的狭隘观念。以“兼相贵”达到“兼相利”的目的;他用“非攻”思想，反对掠夺战争，兼爱与非攻，正是墨家学说的核心思想。在政治上，他力主“尚贤”与“尚同”，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企图以此打破现存秩序的常规。他还试图说服“王公大人”们改善劳动者和下层人民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生活，必使“饥而得食，寒而得衣，劳而得息，乱而得治。”(《墨子·尚贤》)

再次，在天道观上，否定儒家的“天命论”，宣扬自己的“天志说”，提倡崇尚自然的天、义理的天，把自然法则理念化。他所标榜的“天志”，实际上是他的意志，甚至把“鬼神之志”，也拉来作助手，接受“天志”的支配，将天、鬼、人三者间，用一个“义”来串通，成为理念的变异形态，这足以醒豁世目。

此外，关于知识和逻辑等问题的探究，也成为墨学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提出了一个唯物认识论的重要命题。

墨子思想体系尽管有诸多进步性和人民性，但不能否认，它同其他若干古代思想学说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有本阶级的局限和时代的烙印。比如在认识论上，还不能跳出感性直观的迷惘;对“鬼神之志”，作了过分的渲染等等。

《墨子》一书，文章结构严谨，语言质朴，逻辑性强，又能引入比喻、对比、排比等修辞手段，增强言理的说服力，且接近口语，在先秦散文中独具一格，论辩散文由墨子开始。但由于墨家在当世与儒家对立，被斥为异端;在后世，由于此学不合统治者口味，多加摒弃，墨家自无立足之地。故历来治墨学者甚少，书中脱误也多，直到清代，始有较多人去从事校释研究工作，如孙诒让的《墨子间诂》、王闿运的《墨子注》和刘师培《墨子拾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