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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文 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藏书
释义

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藏书

宋初,官方就建立了规模庞大、体制完备的官府藏书系统。如太平兴国三年“以三馆新修书院为崇文院”(《宋史·太宗本纪二》)。端拱元年,又“诏就崇文馆中建秘阁,择三馆真本书籍万余卷及及内出古画墨迹藏其中”(《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四八,中华书局1957年版)。建隆三年,太祖于太清楼设“经、史、子、集、天文、图画”之“六阁”(《玉海》卷一六四“咸平太清楼”),作为皇帝御览图书之所,形成了完备的“三馆六阁”藏书体系。在官方藏的影响、带动下,两宋寺院藏书、私家藏书也十分兴盛,藏书家、藏书量均超越前代。据曹之《中国印刷术的起源》(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统计,宋以前见诸文献记载的藏书家仅187人,而两宋藏书家多达311人。并由此形成了国家藏书楼,国厅监、郡县、书院藏书楼,寺观藏书楼与私人藏书楼四种类型的藏书楼阁(朱建亮《李清照及其藏书》,《图书馆》1981年第2期)。

赵明诚与李清照夫妇,就是众多私人藏书家中的典范。为了藏书,他们可以“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可以“所谓宗器者,可自负饱,与身俱存亡”(李清照《金石录后序》)。历来为后人称道和艳羡。

一、 藏书来源方式:家传、自购与誊抄

赵明诚之父赵挺之,是神宗、哲宗、徽宗三朝的显宦,《宋史》有传。赵明诚出宦时,其父已是宰相,由于这种优越的出身环境,其部分藏书亦或是最初的藏书均来源于家传。《金石录》中的大量跋语可以证明,如《唐遗教经》跋:余家藏金石刻二千卷,独此物最为旧物,盖先公为进士时所蓄尔。可见赵挺之早已留意于金石之学,并收藏金石拓片甚夥。想必,这也与赵明诚在十七八的年龄就对金石之学发生兴趣有关。《宋史》本传载,李清照之父李格非,“字文叔,济南人。其幼时,俊警异甚。有司方以诗赋取士,格非独用意于经学,著《礼记说》至数十万言,遂登费进士第”,并曾“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尝著《洛阳名园记》”。著《礼记精义》十六卷、《永洛城记》一卷、《史传辨志》五卷这个事实,正印证了李清照在《后序》中叙说的“自来家传《周易》《左氏传》,故两家者流,文字最备”,也奠定了他们藏书的基础。这是他们藏书来源的第一种方式。

第二个来源就是自购。赵李夫妇生活在中国雕板印书最为繁盛的阶段之一的北宋,又有以藏书为“甘心老是乡矣”的虔诚心态。所以,“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也就成了他们寻书、购书的真实写照。以至于每“遇书史百家字不刓阙、本不讹谬者,辄市之,储作副本”(《后序》)。然好景不长,随着赵挺之罢相、去世(1107),赵氏兄弟入狱的一连串变故,赵明诚与李清照在母亲的率领下回到了青州私邸。开始了赵氏夫妇一生中最为甜蜜幸福的闲散生活,“每获一书,即共同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但“赵、李族寒,素贫俭”,李清照在《后序》中坦言“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而赵明诚又终生以地方官获微薄俸禄,故而难以支付持续藏书所需要的巨额资金。所以,避免不了无钱购买喜爱藏品的尴尬境地:尝记崇宁间,有人持徐熙《牡丹图》,求钱二十万。当时虽贵家子弟,求二十万钱,岂易得耶!留信宿,计无所出而还之。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金石录后序》)不难看出,他们的微薄收入难以满足他们的藏书热情,为了改变这种窘况,他们不得不考虑搜集藏书方式的转变。最终,最为折中、势在必行的办法出现了,那就是誊抄。

誊写,是他们藏书的第三个来源。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曾为宰相,两兄亦俱曾供职秘省;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尝为太学博士,这种得天独厚的亲旧关系,自然使他们容易接触到官方藏书。所以,《后序》说“丞相居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尽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为了收集到更多、更好的藏书,他们借助官方藏书的资源,“尽力传写”(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八载:“陆志陆跋北宋刻大字本《资治通鉴》第六卷前,有朱文木记曰:关借官书,常加爱护,亦大夫百行之一也。仍令司书明白登薄,一月一点,毋致久假。或损坏去失,依理追偿,收匿者闻公议罚。”可见借阅制度严格,这或许是督促赵氏夫妇不惜一切誊抄的重要原因)。这种搜藏方式有两方面的意义,一,若无此书,誊抄本当然可以免除购买费用;二,若有此书,比如名贵善本之类,誊抄可以“分身”善本,解决日常所用、外借的矛盾。

此外,还存在不确定来源者。如赵明诚跋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四则题跋:右欧阳文忠公《集古录跋尾》四,崇宁五年仲春重装。十五日德父题记。时在鸿胪直舍。

后十年于归来堂再阅。实政和甲丙申六月晦。

戊戌仲冬廿六夜再观。

壬寅岁除日于东莱郡宴堂,重观旧题,不觉怅然。时年四十有三矣。二、四两则跋语之间,钤有“赵明诚印章”“赵氏藏书之印”两方印章,可证此跋为赵明诚手迹无疑(有关此四则题跋与史料的印证情况,可参薛祥生《析赵明诚的〈集古录跋尾〉》,《超然台》2008年第2期)。但这横跨16年光阴的四则题跋(崇宁五年,1106—宣和四年,1122),虽然一再为我们在跋语中透露“重装”“再阅”“再观”和“重观旧题”,四次重复,足见其对收藏《集古录跋尾》的看重、钦慕。但我们无法得知赵明诚获得《集古录跋尾》的方式及其相关信息。

二、 藏书规模及特色

(一) 规模

据《后序》载,建炎丁未(1127)春三月,“奔太夫人丧南来”时,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后序》)又:青州故第,尚锁书册什物用屋十余间,期明年春再具舟载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謂十余屋者,已皆为煨烬矣!(《后序》)这十五车当然是一个概数,但其中必然包括李清照在《后序》中提及的“葬(明诚)毕……一时犹有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千卷”。但,这两万两千卷只是他们藏书的冰山一角,若将青州故第的“十余屋者”一同考虑在内,可想而知其藏书数量该是何其惊人!

壮观的数量自然保证了种类的繁多。不过,依据现行学科类别进行划分的话,无外乎三种:

其一,金石学类。虽然,《金石录》跋文和赵明诚自序、李清照《后序》中多次提及赵明诚倾心于欧阳修《集古录》以及金石拓本,上文提及的“金石刻二千卷”即是明证。再从《金石录》五百零二条跋语来看,继承欧阳修、刘敞的“补史”作风十分明显,大量史籍与金石学有关,以便作为考订史实的参考书目。如《金石录》卷十六《汉金乡守长侯君碑》中的“余案《霸列传》”“又案《高祖记》”“又《汉书》”等,都可佐证其收藏大量金石学相关书籍。这与高文先生核查《金石录》跋文中共征引史籍一百多种的事实正相吻合,而这些参考藏书既有可能就是跋语中的“家藏”“余所藏”者(刘长青《浅谈我国古代藏书的使用》一文中从官方、寺院、私人三个角度对古代藏书的使用状况做了详尽分析。指出,私人藏书的最主要目的在用,在于学术交流,而非藏。《黑龙江农垦师专学报》2003年第1期)。

其二,文学类。李清照不仅有与赵明诚收集金石拓本的共同志趣,还对文学尤其是在词的创作研究颇感兴趣,造诣甚深。如在《词论》中,指摘北宋之前的词坛老宿十九人之多。又,《金石录后序》称:冬十月,金人陷洪州,邃尽委弃。所谓连舻渡江之书,又散为云烟矣!独余少轻小卷轴、书帖,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后序》)建炎三年,作为他们藏书散尽的最后关头,李清照依然保存大量的文学著作,于此可见其文学类藏书之一斑。

其三,艺术类。缘于金石学的研究进展,赵氏夫妇在搜集金石拓片的过程中聚集了许多书画作品。《后序》载:“后或见古今名人书画、三代奇器,亦复脱衣市易。”“奔太夫人丧南来……又去画之多幅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崇宁间,有人持徐熙《牡丹图》,求钱二十万。当时虽贵家子弟,求二十万钱,岂易得耶!留信宿,计无所出而还之。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既然都能用得出“留信宿”的手段,还对无计可施“惋怅”数日,其对书画作品的爱好已昭然若揭。

若将这三大种藏书依据版本形式来划分,结合《后序》可知盖四种,即拓本、写本、刻本、书画作品。需要指出的是,四种之外还有副本。《后序》称:“遇书史百家字不刓阙、本不讹谬者,辄市之、储作副本。”副本的作用就是原本之外,另备一本,供日常转借、阅读。其多寡的程度是等第藏书家实力的尺度。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七:“俗语‘借与人书为一痴,还书与人为一痴’。予每疑此语近薄,借书还书理也,何痴云工?”可见比较珍贵的版本,爱书成癖的主顾自然不会外借。有了副本,一可保全藏书家珍本不致散失;二可满足朋友亲故的求索使用,这样就解决了珍藏与使用的矛盾。赵氏夫妇的的副本藏书,显然至少出于同样的目的。至于这些副本确系多少,能占其藏书总量的百分之几,我们不得而知。但从《金石录》五百零二篇跋文中可知,亦间有借观他人书籍之语,但是珍贵版本还是副本,还是其他种书,我们还不能确定(王文《赵明诚、李清照夫妇藏书考略》,《图书馆学研究》1983年第2期)。

(二) 特色

要想充分利用、保管好数量如此庞大的藏书,自然需要设置库房、分类编目与校勘补休等工作。《后序》载:“后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余。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共同校勘、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可见,他们自早年屏居青州之时就注意到了藏书的校理工作。后来,还对此深有感触:“今日忽阅此书,如见故人。因忆侯在东莱静治堂,装卷初就,芸签缥带,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辄校勘二卷,跋题一卷。”可见,这已然成为了他们晚间的日常活动,天天沉浸在与藏书共处的日子里。

但这藏书与日俱增,“收书既成,归来堂起书库大橱,簿甲乙,置书册。如要讲读,即请钥上簿关出。卷帙或少污损,必惩责揩完涂改,不复向时之坦夷也。”开始“簿甲乙”,制定较为细致“簿”(目录),分类登记,便于存取。惜其目录未能传世,也使得我们无法精准评价其在目录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王国强《中国古代藏书的文化意蕴》,《图书与情报》2003年第3期)。但让我们欣喜的是,赵明诚《金石录》已经显示出较为明晰的编纂体例,大大有别于《集古录》的随时录入。这对目录学的横向发展,无疑具有开拓作用。

三、 藏书散失

依据《后序》的记载,赵氏夫妇的藏书经历了三次较大的散佚过程。其一,靖康丙午,在淄川: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这次金人犯京师导致的藏书散失,数量几近一半。李清照称“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无限悲悯之情,涌上心头。

其二,在青州。《后序》所谓“尚锁书册什物,用屋十余间,期明年春,再具舟载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谓十余屋者,已皆为煨烬矣”。

其三,在洪州。《后序》称“冬十二月,金人陷洪州,遂尽委弃。所谓连舻渡江之书,又散为云烟矣!独余少轻小卷轴书帖、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汉唐石刻副本数十轴,三代鼎鼐十数事,南唐写本书数箧,偶病中把玩,搬在卧内者,岿然独存”。然据《宋史·高宗纪》可知,建炎三年十一月,金人陷洪州之事,乃权知州事李积中“以城降”。即如此,这批藏书应为金兵劫余。

其四,在四明。《后序》曰“……并写本书寄剡。后官军收叛卒,取去,闻尽入李将军家。所谓岿然独存者,无虑十去五六矣”。此次丢失之后,李清照自言将所有书画砚墨五六簏,放在自己卧榻之下,供自己把玩而已。

第五次散失,在会稽。《后序》:“在会稽,卜居士民钟氏舍。忽一夕,穴壁负五簏去。余悲恸不得活,重立赏收赎。后二日,邻人钟复皓出十八轴求赏,故知其盗不远矣。万计求之,其余遂牢不可出。今知尽为吴说运使贱价得之。”李氏自言至此已十去七八,仅余“一二残零不成部帙书册,三数种平平书帖”。只能像爱惜自己“头目”一般,呵护着这历尽千劫的心头之物。

五次劫难之后,李清照保存到最后的藏书究竟是什么呢?现可知有三。其一为《金石录》;其二为《哲宗实录》。《宋会要辑稿》崇儒四:“(绍兴)五年五月三日,诏令婺州取索故直龙图阁赵明诚家藏《哲宗皇帝实录》缴进。”明汪砢玉《珊瑚网法书题跋》卷三《蔡忠惠公进谢御赐诗卷》谢克家绍兴三年九月十一日的题跋:姨弟赵德夫,昔年屡以相示,今下世未几,已不能保有之,览之悽然。(汪砢玉《珊瑚网法书题跋》卷三)又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九载赵明诚建炎二年三月十日跋文:“此帖(《蔡忠惠赵氏神妙帖》),章氏子售之京师,予以二百千得之。去年秋,西兵之变,予家所资,荡无遗余,老妻独携此而逃。未几,江外之盗再掠镇江,此帖独存。信其神工妙翰,有物护持也(行书四行后缺)。”岳珂识云:“右蔡忠惠公赵氏神妙帖三幅,待制赵明诚字德甫题真迹共一卷。法书之存,付授罕亲,此独有徳甫的传次第……德甫之夫人易安居士流离兵革间,负之不释,笃好又如此,所憾德甫跋语糜损姓名数字,帖故有石本,当求以足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九)可见,赵氏夫妇所藏之书,在七八十年后偶尔显露峥嵘。无怪乎李清照在《后序》中有“人亡弓,人得之”的曠达之语。

李清照这一生于患难的绝世才女,在历尽颠沛流离、凄凉愁苦之后孤苦离世,却给我们留下了至今难以企及的丰厚的文化遗产。而赵氏夫妇藏书的聚散过程,所代表的正是中国图书事业发展史的一支逆流。但,这仅仅只是两宋文化罹难中的沧海一粟,由此可见,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安定是文化发达兴旺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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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29 18: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