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元文琪
【作家简介】贾拉尔·阿尔·阿赫玛德(1920—1969)，伊朗现代小说家。生于德黑兰，下层神职人员家庭出身。作过小学教师多年，曾攻读波斯语言文学博士学位，后因受进步思想影响，转而投身于民众的“社会大学”，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他的处女作《朝觐》，1945年发表于《语言》杂志。随后，陆续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拜访》(1946)、《我们遭受的磨难》(1947)、《三弦琴》(1948)和《多余的女人》(1952)。阿尔·阿赫玛德的前期小说，语言生动，笔法幽默，形象地再现了德黑兰中下层社会民众的宗教信仰和愚昧落后的精神状态，以及他作为伊朗人民党(即共产党)党员期间(1944—1948年)所从事的政治斗争。小说《胡达达德汗》，写人民党内部的派系纷争，揭露了某些人民党领导人争权夺利，尔虞我诈，骄奢淫逸的丑恶面貌。1962年《多余的女人》再版时，增补题为《普鲁斯给作家们的信》的作者序，提到“笔乃是一种武器”，“书面文学应是为正义事业而斗争的工具”，阐明了他的文学要为政治服务的主张。
1953年，摩萨台内阁倒台后，阿尔·阿赫玛德退出政治斗争舞台，专心致力于文学创作。从1954至1969年，是他文学创作的活跃期和成熟期，先后发表了中、长篇小说《蜂房的故事》(1954)、《小学校长》(1958)、《刀笔》(1961)和《土地的诅咒》(1968)等。以寓言故事形式表现社会政治内容的《蜂房的故事》，影射发生不久的石油国有化运动，显然受到捷克作家恰佩克《昆虫游戏》的影响。《小学校长》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作者凭借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经验，以“漫画式的笔法”，揭露和讥讽了伊朗初级教育制度的落后和各种弊端。反映农村生活的《土地的诅咒》，具有重要的社会批判意义，但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不够丰满充实。发表于1962年的理论专著《西方化》，批判了崇洋媚外的“全盘西化”论，阐明了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弘扬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以振奋民族精神的必要性。
阿尔·阿赫玛德的文艺和社会评论集有《论文七篇》(1955)和《另外三篇文章》(1959)；对自己作品的论著有《粗浅的评论》(1965)、《自传》(1969)和《三年总结》(1969)。此外，还有反映地方习俗和道德风尚的报告文学《乌拉赞》(1954)、《扎赫拉地区的鞑靼人》(1958)和《哈尔克岛——波斯湾的一颗明珠》，以及有关胡泽斯坦、耶兹德和中央沙漠地带的特写，和出访欧美国家和苏联的游记等。他还翻译了《地窖》、《局外人》、《犀牛》、《肮脏的手》和《赌徒》等西方文学名著。
《刀笔》尚无中译本。
【内容提要】小说由引子、正文和尾声三部分组成。引子讲述古时候有个牧羊人时来运转，一步登天，当上了国王的右丞相。荣华富贵的生活没过多久，不料竟遭小人暗算，服食了毒药。弥留之际，牧民丞相感慨万千，给两个儿子留下遗训：“切莫一时糊涂，为政治权势和显赫地位所诱惑!”父亲咽气后，两个儿子返回故乡，无所事事，复又迁回城市，因没有别的本事，只得以教书谋生。
正文是另一则民间故事，讲述古代伊朗沙法维王朝(1502—1722年)建立之后，在某地发生的一场由托钵僧哈桑·阿伽领导的平民起义。故事情节展开之前，首先介绍两位刀笔匠阿萨杜拉和阿布杜扎基。阿萨杜拉夫妇有两个儿子，全家挤在破旧不堪的小屋里，过着清贫的生活。一件打补丁的斗篷，一双平底布鞋，一柄系有球形结的手杖，是阿萨杜拉爱不释手的“宝物”。他靠代人写诉状，维持生计，来客多为市井的小商贩。阿布杜扎基夫妇膝下无子，深以为憾，虽然生活优裕，可是心情并不舒畅。他在集市最热闹的地方开办事务所，上门求写案牍者络绎不绝。他家的亲戚罕拉尔汗，是官府的“红人”，传说他不久将荣获“诗王”的桂冠。
平民起义声势浩大，势如破竹。两位刀笔匠阿萨杜拉和阿布杜扎基为形势所迫，随大流，跟着造反。起义军一举夺取城市，建立了新政权。两位刀笔匠自觉不自觉地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政权建设，只是他们所抱的目的不同，态度也有区别。一向对政治不感兴趣，对专制统治心怀不满的阿萨杜拉，对新政权也持怀疑态度，不相信它会永远保持公正廉洁，总认为它和昔日的旧政权没有什么两样，迟早是要实行专制独裁的，所以他的表现不那么积极主动。阿布杜扎基则不然，他同情起义军，拥护新政权，只要不侵害他的既得利益，什么革命措施他都表示赞成和支持，倘若有机会，还要从中捞点好处。那个旧官府的“红人”罕拉尔汗，此时摇身一变，成为新政权的赞美者，极尽献媚讨好之能事，其实他骨子里是在窥测方向，以求一逞。
起义军领袖哈桑·阿伽对未来充满信心，为建设正义和公道的社会而奋斗不息。但是，起义的参加者却没有长期艰苦奋斗以巩固和发展政权的思想准备，他们把夺取政权视为大功告成，不愿再为新政权的建设作出牺牲，并时常为追逐蝇头小利而闹磨擦，搞分裂。广大市民百姓对政治漠不关心，宁肯听天由命，安稳地过苦日子，也不愿意采取革命行动，招惹麻烦，乃至丢掉性命。社会各阶层民众的消极情绪，孕育着新政权的垮台。果然，事隔不久，暗藏下来的敌人卷土重来，推翻了新政权。旧政权复辟，残酷镇压起义者。哈桑·阿伽见大势已去，流亡印度。阿布杜扎基胆战心惊，逃之夭夭。阿萨杜拉受到牵连，幸免于难，被流放外地。但见他身披破斗篷，脚穿平底鞋，手拄拐杖，蹒跚而去。
尾声又回到引子上来，接着讲述牧民丞相的两个儿子，一个飞黄腾达，成为宫廷诗人；一个默默无闻，仍然在教书。上述平民起义的故事是从哪儿听来的呢?作者援引阿萨杜拉写给儿子哈米德的信中的话说：“亲爱的孩子!你大概还记得，那天我们曾谈论过遗产问题。我当时对你说的一番话，你可能并未深解其意。无论怎样，这篇故事权作我给你留下的遗产吧。”
【作品鉴赏】阿尔·阿赫玛德的代表作《刀笔》，是伊朗现代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书名取自《古兰经》第68章的标题，暗示读者，小说主要的描写对象，是耍笔杆子的读书人。《刀笔》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前后照应，一气呵成。作者讲述的是古代民间故事，似乎与现实相去甚远；实则寓意深邃，包含有重大的社会政治内容。
素有“政治作家”之称的阿尔·阿赫玛德奉献给读者的这份“遗产”究竟有何价值呢?评论者见仁见智，各执一说。笔者以为，作家之所以要写以失败告终的平民起义，目的在于敲响警钟，告诫人们切记以往的经验教训。阿尔·阿赫玛德在《自传》中曾直言不讳地谈到，他创作《刀笔》的旨趣在于“对二次战后伊朗左翼革命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由此看来，作品描述的平民起义无疑是当代伊朗左翼革命运动的代名词。起义领袖哈桑·阿伽虽有不少可贵的品质，但终归是个沉溺于宗教幻想的托钵僧，他孜孜以求所要建立的“理想社会”，充其量不过是子乌虚有的“乌托邦”。作者以此喻指左翼革命运动的政治纲领好高骛远，不符合伊朗的社会实际。起义的惨遭失败，暗示当代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不称职，担当不起历史赋予的重任，同时含有批判伊朗人民党徒具虚名，不能引导人民克服困难走向胜利的寓意。新政权得不到广大平民百姓的支持和拥护，说明起义领导者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不懂得如何宣传、动员和组织群众。这想必是言二次战后的伊朗左翼革命运动犯有同样的毛病。凡此种种经验教训，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不可等闲视之。
故事中的两个主人公全是刀笔匠，喻指现代知识分子。阿萨杜拉是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怀疑主义者，他不分政权的性质，一概采取怀疑、否定的态度；阿布杜扎基身上带有资产阶级投机分子的特征，他把参加革命视为牟取个人私利的手段。这两类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的知识分子，顶多可以充当革命的同路人，决不会成为真正的革命者。至于那旧官府的“红人”罕拉尔汗，则是反动知识分子的代表，他阴险狡诈，两面三刀，嘴里说的好听，暗中破坏捣乱，是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坏分子。小说中刀笔匠的形象很不光彩，他们在平民起义过程中没发挥什么好作用。读者由此不难联想到伊朗左翼革命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其表现也大致如此：或动摇犹豫，徘徊观望；或斤斤计较，患得患失；或投靠反动派，狼狈为奸。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确实发人深省。
从艺术表现手法看，有两点比较突出。首先，作者以波斯民间传说惯用的“大故事套小故事”的框架结构，有意识地把自己与所描述的故事拉开距离，留出空间。这样，只是客观地复述听来的传说故事，没有作者个人的主观参与，从而获得叙述的自由，可以间接地把自己的思想观点，注入到人物形象的模子里去，而不必顾忌有什么牵连和瓜葛。《小学校长》和《土地的诅咒》因为没有设置这种间隔距离，使作者与所描述的故事直接挂钩，反倒束缚了手脚，不便畅所欲言。两相比较，还是《刀笔》的技法更高一筹。
其次，作者描述的是古代传说故事，但却意在反映现代社会的思想内容，怎样才能把两者有机地联系起来，揉为一体呢?阿尔·阿赫玛德采用了既是传统的，也是西方流行的隐喻、象征和暗示等表现方法。正如他在《粗浅的评论》里所承认的：“我运用了隐喻，因为别无他途，我不能照直地把话说出来。”巧妙地将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思想主题，熔铸于传统的民间故事模型，凝铸成相当完美的艺术精品，在小说的时代内容与民族形式的结合上勇于创新，独辟蹊径，这正是《月笔》的不同凡响之处。
此外，阿尔·阿赫玛德的语言功夫深厚，雅而不俗，口语用词贴切。其语言风格，正如他的妻子、知名女作家西敏·达内什瓦尔所说：“清新、朴直、准确、生动，和‘电报式’的简洁。”
《刀笔》的格调低沉，色彩暗淡，恰好折射出阿尔·阿赫玛德因参加政治斗争受挫而产生的沮丧心理。他虽然毕生以笔为武器，坚持不懈地为正义事业而奋斗，但由于缺乏马列主义的理论武装，把握不住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认不清革命斗争的出路和前途，看不到蕴藏在群众中的巨大力量，因而在作品中流露出困惑、悲观和失望的情绪，此乃伊朗现代进步作家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