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义利观，他在生活中就会采取什么样的取舍态度，他就会拥有什么样的人生。

孔子的学生子贡是一个珠宝商，和他来往的主要是各国的贵族，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喜欢收藏稀有的珠宝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珠宝是没有固定价格的，其售价可因买主身份的不同而不同。同一件珠宝，卖给大夫可能只卖十两黄金，卖给诸侯就可能以百两黄金的高价成交。同样，这些贵族买主也很看重销售者的身份和地位。同一件珠宝，在普通商人手里，他们会认为是一般的货色，不肯出高价购买，而到了富商大贾手里，特别是到了有名望的大商人手里，他们就会认为这是稀世珍宝，用十倍、甚至百倍的价钱买来之后，还觉得很高兴。为了适应贵族买主的这种消费心理，子贡做买卖时常常是“结驷连骑”，即车马成行，带领大队人马上路，所到之处，还要带上贵重的礼物去拜见那里的国君。

与此同时，子贡还很重视从事慈善活动。一次，在路上，子贡看到有一群人被鞭打着做苦工。子贡一打听，原来他们都是流落在他国的鲁国奴隶，子贡就自掏腰包，替他们赎了身，并把他们送回了鲁国。按照鲁国当时的法令，赎回在他国为奴隶的鲁国人是可以向官府领取赎金的，可是子贡没有去领取。这件事不但为子贡带来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美名，而且随着他名声的提高，也为他吸引来了更多身份高贵的买主。

子贡还资助其老师孔子“周游列国”，虽然花费巨大，但是这也是学习的机会。

众多的史书都证明了，子贡在陪同孔子周游列国时确实一直在做着买卖。《史记》记载，孔子师徒被围困于陈蔡之间，甚至断了粮，后来，是子贡卖掉一部分所携带的货物，孔子师徒才得以果腹。

子贡的经商之道和孔子的传道相结合，使他们双方都得到了益处。由于子贡的经济资助，孔子的儒家学派政治主张广为传播，儒家学说逐渐发展成为当时的“显学”，孔子的名气也愈来愈大，后来甚至成为“万世师表”。子贡作为孔门中的大弟子，因其行为，成为“名儒”，不仅受孔子重视，社会知名度也大为提高。据司马迁记录，当带领大队车马和随从的子贡去拜会所到之国的君主时，这些君主对子贡相当热情，都以上宾之礼款待他。司马迁在评论这件事时指出，“使孔子名扬于天下者”，子贡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子贡也因为这件事而名声显赫，这是“相得益彰”。

儒家的先师孔子也赞成经商，他把知识“待价而沽”，但明确提出“重义轻利”的原则。

孔子思想中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对“人”的“发现”和关于“人”的理论的创立，他提出“以人为本”和“泛爱众”的主张，要求统治阶级把被统治阶级的奴隶当人看待，承认对方是人而不是牲畜，这在人格上提倡了平等，是孔子创立“仁”的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

毋庸置疑，在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很多人都注重物质利益，是的，物质利益在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也是很多人“不择手段”行为的出发点和动力所在。但是，人的追求绝不只是物质方面的，还应有高尚的精神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片面强调物质利益和物质刺激，人就容易误入歧途，一切“向钱看”。而且，如果人的物质需求和欲望无节制地增长，往往会激化社会矛盾，形成社会不安定因素。孔子的“商战伦理”，既承认表示个人物欲的“利”，又强调代表利公利他精神的“义”，主张“义利”的统一，提倡“利以义制，先义而后利”，从而为从商的正常运行提供了一种道义上的协调力量。所以，古代圣贤一切以公利为出发点，不为私欲所蔽。

在当代社会，追求利益的含义已超越单纯的交易与赚钱，“义”和“利”相比，“义”的境界更高，“义”应该是主导，谋利应该是有原则的，“利”应该服从“义”，要“见得思义”，“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也就是说，在面对利益的时候，要先进行道德判断和是非判断，再确定取舍，这样才能避免在品性方面出现偏差。

“义”和“利”的取舍问题，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没有那么容易。

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美国人利用周末带着9岁的儿子去钓鱼，河边有块告示牌，上面写着：“钓鱼时间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一到河边，父亲就提醒儿子要先读告示牌上的字。于是，儿子很清楚只能垂钓至下午4点。

父子俩从上午10点半开始钓鱼，下午3点45分左右，突然间儿子发现钓竿的末端已弯曲到快要碰触到水面了，而且水面下鱼饵那端的拉力很强。这种情形显示应该是钓到了一条大鱼，于是他大声喊父亲过去帮忙。

父亲一边协助儿子收线，一边利用机会教导儿子如何跟大鱼搏斗，两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拉、放之后，终于将一条长60多厘米、重七八斤的大鱼钓了上来。父亲双手紧紧捧着大鱼，和儿子一起欣赏着，儿子显得非常高兴。突然，父亲看了一眼手表，然后收起笑容郑重地对儿子说：“儿子，你看看时间，现在已经是4点10分了，按照规定，只能钓到4点，因此我们必须将这条鱼放回河里去。”

儿子一听，赶紧看自己腕上的手表，确实是4点10分，但他很不以为然地对父亲说：“可是我们钓到的时候，还没到4点啊！这条鱼我们应该可以带回家的。”

儿子说着，露出一脸渴望的表情，眼巴巴地看着父亲，可是父亲却回答道：“规定只能钓到4点，我们不能违反规定。不论这条鱼上钩的时候是否在4点以前，但我们钓上来的时候已经超过了4点，就应该放回去。”

儿子听了之后，再次对父亲请求说：“爸爸，就这么一次啦！我也是第一次钓到这么大的鱼，妈妈一定会很高兴的。这里又没有人看到，就让我带回家去吧！”

但是，父亲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不可以因为没有人看到就要带回去。我们必须遵守规定。”父亲说完，捧起那条鱼，将它放回了河里。儿子眼里含着泪水望着大鱼离去，没有再说一句话，默默地跟着父亲收拾起钓具回家了。

10多年后，这个孩子成为一位著名的律师。他的名字叫乔治·汉弥尔顿。

还有一个故事。

几年前，赵先生来到世界闻名的高科技区“硅谷”——美国加州的圣何塞市。

赵先生抵达加州之后，发现加州的气候得天独厚，这里空气清新，阳光明媚，四季温暖如春，到处是鲜花绿草，他觉得自己仿佛走进了一个无边无际的花园。

一天，赵先生正在散步，突然，眼前一亮，出现了一条金色大道，原来人行道上种着一株株桔树，沉甸甸、黄澄澄的桔子挤满了枝头。赵先生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这些桔子已经长熟了，怎么还长在树上？是因为它们酸，所以才没有人采吗？他决定找人问个清楚。

赵先生沿着桔子树来来回回，足足走了半小时，无奈无一行人经过，他只好调转方向准备回去。这时，他突然见到前方一个背着书包、脚踩旱冰鞋的学生模样的孩子正奋力而有规律地甩动着双臂朝自己滑来。

赵先生有礼貌地对那孩子说：“劳驾，孩子，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孩子马上把旱冰鞋尖在地上一点，来了个急刹车，说：“当然可以。”孩子拿出手帕擦着脸上的汗水，说：“只要是我知道的。”

“圣何塞的桔子是酸的吗？”赵先生指着桔子树问。

“不。”孩子摇摇头自豪地说，“这里的桔子可甜呐！”

“那你们为什么不摘着吃？”赵先生指着一只熟透的桔子说，“让它掉在地上烂掉多可惜呀。”

“对不起，先生，我该怎么回答你提出的问题呢？”孩子摊摊手，耸耸肩，笑着解释说，“我们个人为什么要吃路边的桔子呢？它不是属于我们个人的。”

孩子说完，向赵先生挥手道别，又开始有规律地甩动着双臂向远处滑去。

“它不是属于我们个人的。”这是多么简单朴素而又饱含社会公德准则的话啊，简直闪闪发光，掷地有声！

是的，如果人人都有“重义轻利”的社会公德心，以公利为出发点，不为私欲所蔽，那么，这个社会就能达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境界了。这不正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