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说
经书之所以称为经书，按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经，织也。”清朝学者段玉裁注解说：“织之从（纵）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也就是说，“经”是织布时的竖线，织布时先把竖线排好，再用横着的线织出布来。“经”通常与解释作“织横丝也”的“纬”字并称。在纸张没有发明以前，古人把字刻在竹简上，然后把成片的竹简用“纵丝”线编连成册。可见，“经”最初就是书籍的意思。至于后来演变为经典之意，其中有其演变的过程。班固的《白虎通》说：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言不变之常经也。这里是指永恒不变的道理。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篇》中也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恒谭的《新论》说：“经者，常行之通典。”“经”也是“常”的意思，所以，经书就是记述天道、人事常理的书。由此可见，“经”在古时并非尊称。到了后来，一方面是尊崇儒家学说，另方面则出于神圣化、神秘化的目的，冠之以“经”的称谓，于是逐渐演变成了中国人的“圣经”。如张华《博物志》所言：“圣人制作曰经。”
经书的范围，一般理解为“四书五经”。“五经”，即：《诗经》、《书经》、《礼记》、《易经》、《春秋》。但开始却不是“五经”，而是“六经”，另一经是《乐经》。《乐经》只有记载，却没有内容。有的说在汉代时遗失了，有的说被秦始皇焚书坑儒时给烧掉了，还有的说只是附在《诗经》上的乐谱，根本就没有单行的本子。“六经”首先见于文字记载的是庄子的《天下》篇，他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他尽管列举了“六经”，但却没有冠之以“经”名，事实上这就是后来的“六经”。
“经”与“经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经学是我国古代专门研究儒家经典的一门学问。以解经、注经、说经为主要方式，以儒家最基本的典籍《易》、《书》、《诗》、《三礼》、《春秋》、“三传”以及“四书”为研究对象，后来，历代大家的注解、注释也纳入其研究范围。
孔子删定经书是经学的起始，它形成于汉初的推崇儒术和设立“五经博士”，全盛于东西两汉。此后各个时代，经学都显示出各自不同的特点。魏晋时期经学受佛老学说的影响，呈现出玄学化的倾向；南北朝时期的经学则南、北方各自为政；隋唐时期，随着国家的统一，经学也走向统一；宋代经学在注重阐发义理和“以理解经”的影响下，衍化成了理学并影响元、明、清三代。明清之际古文经学兴盛，乾嘉时期经学家们反对宋学，倡导汉朝的古文经学，使之发展成为汉学学派即乾嘉学派；晚清则今文经学活跃。
自汉至清，经学一直是国家的正统的学术，被历代帝王看做是“经国之大业”，在统治者的介入、主导下，经学成为了统治国家社会的理论依据和思想基础。
经学作为国家的一门显学，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涌现出了许多着名学者，为我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光辉着作也成为传统文化思想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五经”之外，还有“十三经”之说。南宋年间便出现了《十三经注疏》的合刊本，成为经部的一部丛书，这便是所谓的“十三经”。为便于了解，分述如下：
（1）《周易正义》：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正义；
（2）《尚书正义》：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
（3）《毛诗正义》：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正义；
（4）《周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5）《仪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6）《礼记正义》：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
（7）《春秋左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
（8）《春秋公羊传注疏》：汉何休注，唐徐彦疏；
（9）《春秋榖梁传注疏》：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10）《论语注疏》：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
（11）《孝经注疏》：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12）《尔雅注疏》：晋郭璞注，宋邢昺疏；
（13）《孟子注疏》：汉赵歧注，宋孙奭疏。
一、孔子与“六经”
孔子和“六经”的关系究竟如何？他为什么要整理“六经”？所谓的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汉书·艺文志》记载：“礼、乐，周衰俱坏，乐尤微渺，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又说：“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这是说孔子的时代《礼》、《乐》已经缺失，只有《诗》、《书》被删可以有事实根据。《左传》说：“韩宣子适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由此可见，其他国家所传的易象与鲁国不完全相同。孔子所赞扬的是鲁国的《周易》。《春秋》本来是鲁国的历史，当时各国都有各自的春秋历史，并且存放在王室。所以司马迁说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而修《春秋》。孔子在《论语·子罕》篇中也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即孔子对《诗经》进行过整理加工，尤其是对《乐经》，孔子几乎全面整理修订过。
据《史记》记载，孔子删定经典的大体情况是：为《易》作传，写成“十翼”；把《书》3000篇，删定为100篇；将《诗》3000篇，删定为300篇；把《礼》定为17篇；作《春秋》。后世对这些说法尽管有很大争议，但孔子对儒家经典作过一些整理，尤其是教习传授学生，则是应该肯定的。“六经”的确定，使春秋以来原属贵族所有的《诗》、《书》、《礼》、《乐》，经孔子修订删改在社会上的一般士庶阶层中得到了普及推广，他的“六经”教化的理想也得到了实现。
《诗》、《书》、《礼》、《易》、《春秋》经过孔子整理并作为教材，不仅阐明了书中的义理，也使这些书得以普及于民间，进而发扬光大，对两千年的中国以至世界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经学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
1.战国时代的经学
孔子之后，儒家分化为八个支派，据《韩非子》记载：“有子张氏之儒，有子思氏之儒，有颜氏（回）之儒，有孟氏（轲）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荀况）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这些支派有的也有着作，在《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中就记有《子思子》、《曾子》、《漆雕子》、《孙卿子》（即《荀子》）等书。这些着作大部分都失传了。
在这八派之中，影响最大的是孟子（他属于子思的再传弟子）和荀子（子夏的弟子）两派。虽然二人同属儒家学派，但孟子、荀子代表着儒家的两大派别。两派观点完全对立，并且荀子对孟子进行过褒贬。孟子的学说重在传道，学术路向是尊重德性，后来形成的“宋学”是对其学说的直接继承；荀子则重在传经，所走的路线是道问学，后世的“汉学”派受到他很大的影响。在儒家的发展史上，孟子的学术成就最大，贡献也最多，他提出的“性善论”开创了儒家人性论的先河，“民为贵说”奠定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基础，他还倡导为民制产是为政的根本。这些观点既是对孔子儒家学说的继承，更是他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对儒家学说的贡献与发展。荀子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之所以性善是受教化的结果。在天道观方面，他认为天没有意志，是生长万物的自然，不能决定人事的吉凶祸福，提出人应该顺应自然但也可以改变自然，即“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思想。他宣扬儒家的王道思想，但也并不排斥霸道，王道霸道并重。他提出将君比作舟，民比作水，认为“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虽然他主张治国要用王道或礼义教化，但主张礼法兼用，刑罚皆不可少。他在经学方面取得的成就，主要集中在礼乐方面，在荀子一书中《礼论》、《乐论》各自成篇，由此可看出他对礼乐的重视。荀子对经学的贡献，直接促进了西汉经学的发展。
2.两汉的经学
经学形成于汉代，也兴盛于汉代。在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大力倡导下，经学正式得到官方认可，并被立为官学，成为汉代的正统学说。汉武帝开始设“五经”博士及传记博士，后来东汉又设十四家博士。经学在当朝大兴，整个社会读经、说经、注经、论经蔚然成风。民间如济南的伏生，也积极召集弟子传授他的经学。由于版本不同传授不同，这时产生了众多各立门户的流派，如“今文古文”之别等，还涌现出众多的大师、专家，如汉初的董仲舒及后来的刘向、刘歆父子，贾逵、马融、郑玄、何休、赵歧等。他们研经的同时，还积极传经，门下的弟子如众星捧月，少则千百人，多至上万人。
汉代的经学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通经致用。经学在汉代成为官学后，经书在现实中的价值为统治者所肯定。当时的学者，也常常把经书上的道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大至治国安民，为朝廷出谋划策；小则跻身仕途，为自己谋得一体面地位。
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政策，不仅奠定了儒家的官学地位，也完成了李斯以来思想定于一家的理想。
3.今古文之争
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六经》除《易经》外焚烧殆尽。到了汉朝，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却没有了儒家的《六经》书籍，于是，广召天下遗老宿儒，凭借他们的记忆，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一一写来，这称为今文。传《尚书》的只有一人，这就是济南的伏生。伏生本来是秦朝的博士，秦始皇焚书的时候他将《尚书》藏了起来，汉朝成立后他找出所藏的书，但却发现丢失了一部分，只剩下二十九篇了。文帝想诏他入朝，可他已经九十多岁。文帝便派晁错去向他学习，于是晁错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抄录下来，世人称之为《今文尚书》。
鲁恭王当年为扩建宫院，拆毁孔子的墙壁，不料却从中发现了一些藏书。这些藏书都是用秦朝未统一以前的鲁国的古文字书写的。孔子的后人孔安国将这些藏书献了出来。藏书中的《尚书》比今文本多出十七篇即共四十六篇，这些书称为《古文尚书》。
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先后用《古文尚书》校勘《今文尚书》，结果校出今文不少脱简及异文。哀帝时，刘歆想把《左氏春秋》、《毛诗》、《仪礼》和《古文尚书》等“古文”经典立为博士，当时的今文“五经”博士们坚决反对，刘歆写信和他们激烈争辩。这便是后来所谓的“今古文之争”。
从此，治经者便有了今文家、古文家的分别。今古文的区别，不仅只是在文字版本和篇幅上。今文家和古文家的主张，在根本上也有不同。
汉代经学的今古文之争，是汉代经学的一大特色，同时也是经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
4.魏晋南北朝的经学
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经学对于读书人的仕途作用越来越小。西晋以后，出身更成为仕进的主要条件，即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由于社会长期处于动乱之中，悲观厌世思想在文人、士大夫中滋长。他们宣扬名教“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即所谓“贵无”的玄学。
这时期的经学，表现出两大特点：一是以老庄思想解释经学，致使经学玄理化；二是反对郑学。王弼、何晏为代表的玄学派鼓吹玄风，以老庄解释儒经，使经学逐渐走向了玄学化。他们的着作也开了清谈之渊薮。玄学兴起于魏正始年间，以何晏的《道德论》为形成标志；流行于魏晋时代，主要是用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典，以所谓“三玄”——《老子》、《庄子》、《周易》为理论依据，崇尚自然无为，探讨天人、有无、本末、体用、自然与名教的关系、才性四本、儒道异同、孔子老子优劣、圣人有情无情等；认为名教（伦理纲常）出于自然，主张君主“无为而治”。东晋以后，玄学又与佛学趋于合流。他们多用玄学语言解释佛经，推动了佛学在中国的发展；同时，玄学家们也从佛学那里获得启发。从此，中国传统文化开始了儒、释（佛）、道三家的合流。玄学是魏晋的显学。玄学家大都是当时所谓的名士，他们以出身门第、容貌仪止和虚无玄远的清谈相标榜。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经学也就不可避免地沾上了玄学色彩。
郑玄（127—200），是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字康成，山东高密人，精通今、古文经学和天文历算，曾从经学大家马融学习古文经。但郑玄对今古文融会贯通，集汉代经学之大成。他注经不拘一家之言，详于典章制度、名物训诂，统一了今古文之争。东汉末年，他的学说大盛，成为所谓的郑学，几乎据于小一统的地位。进入魏晋时代，郑学一统的局面遭到以王肃为代表的“王学”的挑战。王肃是个博学而有野心的人。他伪作了《孔子家语》、《孔丛子》，又托名孔安国伪造了一部《古文尚书》。他是司马昭的岳父、晋武帝的外祖父，常为马司氏出谋划策，权倾一时，当时即使有怀疑的人，也不敢说话。为了抬高自己的学说，他撰《证圣论》极力批判郑学，一时间竟占了上风，其学在西晋被立为官学，但假冒伪劣毕竟是假冒伪劣，到了东晋，他的学说便逐渐失去了市场。
5.南学与北学
南北朝时代，南北政治分立。受政治的影响，经学也有南学与北学之分。南朝干戈纷扰，学术荒芜，只有梁武帝在位的四十多年环境比较稳定。他立“五经”博士，兴州郡之学。南朝学者多好“三礼”。经师说经不拘家法，博采众长，在学术上注重创新。
北朝经学大体继承了两汉的学风，尤其是北魏和北周。北朝学者治经遵守东汉家法，学风趋向保守，不另出新义。虽然魏晋经学玄理化，但是在南北朝，南方学者与北方学者对待玄学的态度却不一致。相对于南朝的玄风盛行，北朝的学者们基本上保持了汉代经学的传统，较少受到玄学的影响。
总体来讲，南北学的风格是：“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北史·儒林传》）
6.隋唐经学
隋文帝结束了魏晋南北朝将近四百年的分裂，中国重新走向大一统。经学的发展也由分而合。郑学、王学之争烟消云散，南学北学的分立随着政治的统一也融合了。
纷乱的魏晋南北朝经学之所以这么快统一起来，实际上是中央朝廷人为干涉的结果。唐初确立科举制度后，为适应科举取士和维护全国政治统一的需要，唐太宗于贞观四年命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七年后，《新定五经》颁布，接着又下令由时任国子监祭酒的孔颖达主持统一儒家经典的注疏，为文人士子提供“五经”范本。孔颖达根据前人的经注，重作义疏，完成《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五本正义，合称“五经正义”，共180卷。《五经正义》的出现，宣告了经义统一时代的到来。
孔颖达奉敕编纂的这部《五经正义》，看似折中南北，但实际上是以南学为主。作为官书，《五经正义》的最大特点是所谓的“疏不破注”。“注”是指王弼的旧注，“疏”则指孔颖达等人所作的疏通经义的文字。意思是说以疏通旧注为宗旨，一切按照旧注来解释，不另创新说。新颁行的《五经正义》，成为了注释儒家“五经”的定本。科举考试的士人应举明经科，其学习、命题、评判均以此为依据，义理必须按《五经正义》所说，否则就被视为异端邪说。
“疏不破注”的诠释经注方法，被后来的“义疏”派奉为金科玉律。《五经正义》至北宋初年仍有影响，代表了儒家经典的义疏之学。
唐代的着名经学着作，还有陆德明的《经典释文》、贾公彦《周礼义疏》、李鼎祚《周易集解》等。相对于《五经正义》的集体编撰，《经典释文》完全由陆德明一人创作。其价值与后世对其的评价都远在《五经正义》之上。
此外，唐朝还开了“疑传”的先河。啖助在他的《春秋集传》中，怀疑《左传》的作者不是左丘明，质疑《左传》、《国语》非一人所为。这些疑古的言论大胆惊人，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也开启了宋人弃传就经甚而疑经改经的治学风气。到此时，经学的发展又走上了新的路子。
总之，唐代经学以明经考试为目标，这时期的经学着作主要是有利于研读诵习和科举考试，对于经学本身来讲，却没有多少创新。
7.宋代理学
经学发展到宋朝形成了一个新的流派——理学，即宋儒理学。理学虽然形成于宋代，但其名字却是出现在清代，它与“汉学”相对。因宋朝的儒生们解经多以义理为主，所以被后人称为理学；又因为喜谈性命，又被称为性理学。为表彰周敦颐、程颐、朱熹对儒家学说的贡献，《宋史》为他们专门设立了《道学传》，所以理学又称道学。元、明、清的理学因为宗于宋学，自己没有太大的发展突破，也被称为宋学。宋学是对汉唐经学的变革。汉代经师为经书作章句、训诂，反反复复，唐代经学没多少发明，却注疏繁杂，这些都为宋代的儒士所厌弃，他们从注释经典的文字转移到了阐发义理，并借助经典发挥自己的见解。朱熹主张“以理解经”，周敦颐、张载、二程也都以经注或经说的形式发挥理学，陆九渊则更是标榜“六经注我”。这些主张和实践，都一改汉唐经学旧习，开创了一种新的学风。
宋代经学的特色：一是疑经改经。宋朝人治经，不相信南北朝和唐朝人的义疏，怀疑汉魏笺注、说传有错简讹误，甚至怀疑经书本文，进而删改更易本来的经文。二是说经义理化的倾向。宋初“三先生”——孙复、胡瑗、石介是宋代理学的开山人物。在理学的初创期，他们大谈义理，以复兴儒学、兴盛道统为己任。至张载、二程兄弟、朱熹、陆九渊等人，凡谈经书，必言儒家的义理。
但是，宋学不切实际地空谈性理，以及肢解、曲解经文原意，导致了人们对经典的疏远、疏离。到了清朝，顾炎武等人提倡“实用之学”，对宋儒学风发起攻击。乾嘉时期，经学家们也抛弃宋学，回归汉儒学风，使汉学重新复兴。
宋代经学的兴盛发展与政局的影响密不可分。赵匡胤的“奖文抑武”国策：一是“不杀读书人”，对学术采取了尊重和保护的措施；二是大规模兴学，放宽科举考试的录取限制，扩大官僚体制的队伍，以吸收和安顿读书人。双管齐下的国策，为宋代学术的繁荣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但由于朝廷重文轻武大量重用文人，也导致了宋朝的积弱难返。
8.元明经学
元明两代的经学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元代虽然在太宗时期便设立了国子学，但是在学术上却几乎没有什么成就。元代经学上承宋代理学，以经注或经说阐述理学思想，着作有许衡的《读易私言》、吴澄的《五经纂言》。明代经学更是江河日下，官方主持编修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按顾炎武的说法，只是“取已成之书，抄誊一遍。上欺朝廷，下诳士子”。
民间的私家着述，也是少得可怜，只有黄泽的《十翼举要》、《易学滥觞》、《春秋指要》、《三传义例》、《礼经复古正言》、《六经补注》等书。可贵的是，黄泽治经，能够突破唐宋经说的限制，直指经学本源，但可惜其着作多已散失。两代经学的衰微，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朝廷。统治者倡导以程朱理学为宗，科举考试必须完全按照钦定本，从而扼制了经学的自由发展。
9.清代的经学
可以说，清代是经学复兴时代。
明朝的覆亡，使一部分有识之士痛定思痛，认为明代知识界的空疏不学是导致亡国的重要原因，于是，他们重新阐释“五经”，积极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代表人物是号称明末清初“三先生”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
顾炎武开创了浙西学派，黄宗羲是浙东学派的创始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经世致用。
顾炎武（1613—1682），字亭林，是明末清初的着名学者、思想家。他反对宋明以来理学家们关于“明心见性”、“道穷性”的空谈，主张经学和实学，认为治经要利于国家。他提倡“求是”和“求真”。“求是”，即研究被宋学排斥的汉学经传，探求“五经”的正确内容；“求真”，是指恢复“五经”的本来面目，对“五经”进行文字、音韵、训诂及名物、历史、地理的重新考证和校勘。他提出研读古代经书，要考订文字的古音、古义，认为这是深刻理解经书原文的先决条件。他还是清代考据学（朴学）的开创者，《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都和考据相结合。他的《音学五书》奠定了清代音韵学的基础。
黄宗羲（1610—1695），字梨洲，也是明末清初的着名思想家、史学家。他的贡献主要在史学，主张六经都是历史，经学方面也有独到的见解。他注重实学，反对空谈心性，主张“致良知”。这里的“致”是人的实际行为，而不是苦思冥想。他认为治经必须学史，才能达到实用目的。他宣扬民族思想，否定君主的绝对权力，对后来的反清民族运动和民主启蒙都有积极的影响。他还提出天下的治乱不在于某个朝代的兴亡更替，而在于万民的忧乐；认为天下遭受祸害的最大原因，是皇帝把国家视为一己的私有财产；他甚至认为臣不是为君而设的，臣应该为万民谋利益。
王夫之（1619—1692），字船山，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也是重要的经学改革家。他的经说以解释经书的形式，针对现实发挥议论，宣传社会改革理想。他提倡读古书，“以复古为解放”，使两汉经传复出，打破了宋学的思想垄断，促进了人民思想从理学束缚下的解放。
乾、嘉期间，经学家们看到空谈性理的宋学走向没落，掀起了一场依据古文经传，以研究汉学古籍为主的复古运动，这一运动使汉学得到了复兴，被称为新汉学。乾隆在武力镇压汉族人民反抗的同时，也加强了文化专制。恐怖的文字狱，使经学家转向了古文经传的考证、校勘、辨伪，并形成皖派、吴派两大流派。此风在乾隆、嘉靖两朝持续近百年之久，史称乾嘉学派，也被称为新古文学派。
吴派以惠栋为代表，这一派得到皇帝的支持。赵翼、钱大昕、焦循等都是吴派大家。他们的学风有两大特点：一是好古尊古。在他们看来，什么都是越古越好，所以，凡是汉儒旧说，即使阴阳五行，他们也都当做宝贝。对古书上所有的东西，从天文地理、鸟木虫鱼，到文字校勘、音韵流转，他们无所不考。二是不讲义理。他们只搞考据，对内容思想不作任何说明和解释。这导致他们的考据，有的有一定价值，有的没一点意义。
戴震（1724—1777），字东原，是皖派的创始人。段玉裁、王念孙、孙诒让等都是皖派考据大师。皖派特点是从小学入手，通过对经典文字、音韵、训诂的考据来证疏经传，阐述经义。
乾嘉学派的求实精神和精密的考证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乾嘉学派以考证为主，其范围之广泛、方法之精密，实为罕见。乾嘉以后更陷入支离破碎的、无实际意义的烦琐考据中。清末的王国维（1877—1927）是考据学的集大成者。他一方面继承乾嘉学派的原则和方法，另一方面又吸取西方科学知识，在多个学术领域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成为考据学的最后一位大师。俞樾（1821—1907），字荫甫，浙江德清人，现代诗人俞平伯的曾祖父，是清末着名的朴学大师，学问渊博，着述丰富。章太炎（1869—1936），字炳麟，曾在诂经精舍跟随俞樾学习古文经学八年，成为乾嘉派古文学的最后代表人物。章炳麟不仅对小学、史学、文学、哲学有贡献，而且还是辛亥革命前影响很大的民主革命宣传家。
道光、咸丰以后，由于内忧外患，清王朝摇摇欲坠，为富国强民，部分知识分子利用今文经学托古改制的思想，把经学变成了宣传变法维新的工具，希望从上而下进行社会改革。
清代今文经学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一、18世纪后半叶庄存与创立常州学派；二、19世纪前期龚自珍、魏源倡导的改良主义启蒙运动；三、19世纪后期康有为提出的维新运动。
常州学派因为庄存与和弟子刘逢禄、宋翔凤等大多是常州人而得名。
清朝嘉庆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白莲教、天理教、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不断爆发，清朝的统治受到极大的冲击；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发动了鸦片战争，妄想中国早日成为他们的殖民地。国难当头，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想利用儒家的经学思想来解决社会危机。他们重新提倡今文经学，宣扬“通经致用”的思想。庄存与的弟子刘逢禄、宋翔凤发挥公羊学中的“张三世”、“通三统”（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统：夏、商、周三代之历法）的思想，论说夏、商、周三统都要变通，认为孔子作《春秋》就是为了表述自己受命改制的思想。刘逢禄的弟子龚自珍、魏源进一步发展了刘逢禄等人的思想，成为这时期新今文经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成为了当时改革派的领军人物。他们利用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发挥自己的政治学说；借“春秋公羊学”大力宣扬托古改制思想，进而推动社会改革。龚自珍主张用儒家的经学思想解决现实社会的政治危机，批评乾嘉学派脱离实际，沉溺于烦琐考据，反对宋明以来崇尚空谈道德修养的封建理学，主张通经致用，即把学术研究同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相联系，解释古代典籍要对国计民生有所补益。他的这些主张，给当时沉闷的学术界带来了新鲜空气。龚自珍还强调万事万物都处在变化之中，他说：“一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他认为，封建社会已进入“衰世”，只有实行革新才能改变没落。他呼吁：“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但是，他的变革思想始终局限在经学范畴之内，对当时西方世界的先进科学技术很少认识。
林则徐、魏源对龚自珍的局限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突破。他们开始把眼光移向西方国家，认识到中国人应该注重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林则徐是嘉庆时进士，曾与龚自珍、魏源等人共同提倡经世之学。他也是中国第一个注意了解和学习西方的学者、政治家。正式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则是魏源。魏源是道光时进士，也是当时着名的学者、思想家。他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着名口号，也就是通过学习和利用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以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达到富民强国的目的。他希望中国也能制造枪炮、轮船和发展有利于民生的工业，以强海防，壮大国力。他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根据历代史志增补、编辑成《海国图志》，对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地理、风俗等做了系统介绍。魏源的这些思想对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具有很大的影响。
康有为是今文经学最后的代表人物。他继承了龚自珍、魏源以来今文经学的经世致用思想，倡导发起了一场戊戌变法运动，这对他在学术上成为清末今文经学派的领袖带来极大的帮助。他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宣扬托古改制思想，为推行变法维新制造舆论。他认为汉代以来的今文、古文两大学派所尊奉的儒家经典都是汉朝刘歆假造的“伪经”，并且学术观点都属“伪学”，不是真正的孔子之道。他宣称六经都是孔子所作，孔子是假托古代事迹来表达自己的改制思想的，是想建立民主政治。他甚至荒唐地附会《公羊传》的观点，说孔子主张后世应该实行君主立宪政治。事实上他的目的是想通过抬高孔子的偶像地位，把孔子装扮成变法维新的祖师爷来替他自己说话。虽然康有为自命为“圣人”，但他的学说却不堪一击，他用武断代替论证，用伪证代替实证，用新的迷信代替旧的迷信。维新运动失败以后，康有为的今文学也就随之破产了。